《西爾維婭·普拉斯詩全集》（修訂版），[美]西爾維婭·普拉斯著，馮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420頁，88.00元

“天空倚著我，我，一切/水平之物中的站立者”——《呼嘯山莊》，普拉斯

如果將從古至今人類創(chuàng)作出的詩歌比作一片海洋，那么在其航海圖上，普拉斯的名字也許會成為“神秘”“危險”的標志，她去世近六十年，仍不斷有文學批評家、精神分析學者、女性主義者等等的船只駛入其海域探險捕撈。普拉斯的多種聲音（詩歌、日記、信件、小說）仍在傳遞著她的思想，而圍繞著她作品的傳記、論文與研究著作不時提示著她的存在，對她的作品闡述的范圍早已跨越了心理、政治和文化的界限。中文世界里的普拉斯保留著一個模糊的形象，偏于凄美脆弱，而她的殘酷和邪惡的機智——即普拉斯式“尖刺”與“毒汁”似乎被弱化了許多。《西爾維婭·普拉斯詩全集》（修訂版）再次將她推至漢語讀者面前，此版的譯筆更為準確凝練，更深地切入了她語言“獨一無二的白熱內核”，提升了普拉斯詩中文譯本的清晰度和還原度。

西爾維婭·普拉斯

普拉斯是個謎一般的女人。她并不像其他偉大的詩人或作家那樣高居于文學的平流層，比如弗吉尼亞·伍爾夫、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等等；相反，她來自湍流混亂、變化劇烈的對流層。她的詩作布滿黑暗的裂隙，混亂的網(wǎng)羅，而死亡與重生則是她多次重復的主題。例如，在《去那里》這首煉獄般的詩中，言者“我”拖曳自己的身體，冷眼穿過血腥的戰(zhàn)爭，于“無盡哀號的帳篷外”，試圖安撫歷史性困境：“我將埋葬傷者如埋葬蛹，/我將點數(shù)并埋葬死者/讓其魂魄在一滴露水中翻滾/做我路上的香火。”同時，她試圖擺脫父權制的神話：“我從大地/這亞當之肋升起，受痛苦”，結尾處，“我走出這皮囊/走出舊繃帶、厭倦、舊日之臉/從忘川的黑色車廂走向你/純潔如嬰兒”。同樣在《拉撒路夫人》最后一節(jié)中，“我披著紅發(fā)/從灰燼中復活/食男人如空氣”，詩人在此以一種極端方式展示生命與死亡的沖突，與同樣關注死亡主題的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莊嚴靜謐的風格迥異。曾數(shù)次面臨精神崩潰的普拉斯，被內在的超壓力沖開了喉嚨間禁忌之鎖：

夜空不過是一張復寫紙，

藍黑色，被星星的句號穿了許多孔

光透進來，一個窺孔接一個窺孔——

白骨般的光，如死亡，在萬物背后。（《失眠》）

《沉默的女人：普拉斯和休斯》（1992）的作者珍妮特·麥爾柯姆（Janet Malcolm）認為，“極端主義詩歌是對抗普遍的文化平庸的最后堡壘”。了解二戰(zhàn)后美國歷史的讀者不難辨認出普拉斯個人化的聲譜里不可避免地共振著公共領域的噪音。普拉斯的確是“可怕的、雙面的五十年代的標記”，她神秘、緊迫的心理特征成為那個復雜且混亂時代的臨床案例，換言之，時代病在她身上激烈發(fā)作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帶給世界的幻滅與絕望還沒有散去，性解放、婦女運動、民權運動、環(huán)境運動、越南戰(zhàn)爭與反戰(zhàn)抗議活動接踵而至，這些社會問題形成的壓力深刻影響了不安且叛逆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年輕人。普拉斯的個人舞臺上同時展演著歷史性的危機與個人不幸的雙重悲劇，從《街頭之歌》可窺一斑：

我每根毀壞神經(jīng)的末梢

都以高過路人耳朵的音調，

啼囀它的傷痛；

也許，我被你缺無的喪鐘敲聾了，

但惟有我能聽見

太陽的燒焦的尖叫，

被掏空內臟的星辰的

每一次下沉與墜落，

比鵝更笨的我，卻聽見

這崩壞世界持續(xù)的嘰喳與嘶鳴。

現(xiàn)代人如何面對奧斯威辛和廣島之后的世界？很多人采取回避、麻痹自我，但普拉斯寧愿直面這些文明的危機，特別是在她短暫生命的最后幾年。她開始寫詩集《愛麗兒》時常沉浸在戰(zhàn)爭、宗教、消費主義的奇怪的混合氛圍里，她后期詩作常以炸彈和死亡集中營為題。1962年，她在寫給母親的信中說：“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再對任何事情都那么害怕，母親……別再試圖讓我寫那些正派勇敢的人了——看看《婦女家庭雜志》吧！我的詩把您嚇壞了，真是太糟了，您總是害怕讀到或看到世上最殘酷的事——比如廣島、宗教法庭或貝爾森集中營。”

關于普拉斯名作《爹爹》，喬治·斯坦納稱其為現(xiàn)代詩的“格爾尼卡”：它乃是“我所知道的任何語言中極少數(shù)接近終極恐怖的詩之一”。這首詩其實在英美批評家那里褒貶不一，并未親身經(jīng)歷大屠殺的詩人，她的個人災難能否從奧斯維辛的灰燼中找到對應表述物？希尼在《不倦的馬蹄：論普拉斯》一文里評論：“《爹爹》這樣的詩，無論它展示多么出色的技巧，無論它的暴力與復仇，因她父母或婚姻的緣故，應得到理解或原諒——它仍糾纏在自己的傳記里，放縱地在他人的悲愴史中橫沖直撞，顯然透支了我們的同情。”然而，普拉斯寫下此類詩，并沒有要求人們的同情，她高亢的蔑視和深刻的憂慮不會屈從于“理解或原諒”。她寫的是最具創(chuàng)傷性的時刻，在她詩行所喚出的戰(zhàn)爭與受難場景中，她讓自己與被折磨、被屠殺的人共融了，她的詩是對暴行和遺忘的反抗。在《萊昂內斯》中，她借傳說中一夜間被大海吞噬的島國萊昂內斯，寫出遺忘的歷史維度，并對上帝這遺忘之父提出控訴：“從未有人想到他們已被遺忘，/那偉大的上帝/竟懶散地閉上一只眼，讓他們/從英格蘭的懸崖滑落，沉入久遠歷史！”

誠然，詩歌并非事件的密碼儲存器，而是主觀性的藝術。自洛威爾以來的自白派詩人把自己的真實生活融入詩歌，祛除偽裝，以赤裸自我面對一個傳統(tǒng)與信仰失敗后的無庇護、無救贖的世界。然而，如此“面對”在普拉斯這里也時常徒勞無功，因為“日常之恐怖”無法用“多彩的虛構外衣”來掩飾（見《浴缸的故事》）。身為作家、妻子、女兒和母親的普拉斯，生活在多重角色中，她從隨機的、冗余和真實的生活中采擷片段作為其藝術主題的基底。丹·恰森（Dan Chiasson）在《普拉斯最后的信》一文中寫道：

普拉斯的大部分信件都是在逐日記錄租金、租約、飲食、換尿布、騎自行車、付賬。所有這些為寫作、為人母、為人妻的繁重的前提條件，都是靠她自己解決。普拉斯沒有男性作家所擁有的沉思的閑暇，她的繆斯是經(jīng)濟、節(jié)儉和鐘點。

普拉斯保持著對日常生活細節(jié)的關注，她的素材選擇傾向個人化，非主流。與艾略特和斯蒂芬·斯彭德爵士在倫敦共進晚餐，在波士頓大學聽洛威爾講課或與安妮·塞克斯頓在后灣的麗茲酒吧喝酒等等——這些并沒有成為她寫詩的材料。相反，她選擇了表面上平淡無奇之物：土撥鼠、霧中羊、自行車、小塊布料，并將其進行轉化：

這就是愛？這從炫目紛飛的

鋼針里流出來的紅色物質？

它將縫制小裙子、小外套。

它將遮蔽一個朝代。（《模樣》）

消耗與滋養(yǎng)可以同時進行嗎？什么造就了普拉斯？什么毀滅了她？有一點可以肯定，普拉斯日復一日處于內在自我與日常生活的戰(zhàn)場。短短幾年，她從一個有著精心梳理的閃亮金發(fā)、柔美圓臉的叛逆的女大學生，變成高度內耗、困惑、精神極不穩(wěn)定的女詩人，最終被耗盡。1962年圣誕前夕，詩人、評論家阿爾瓦雷斯最后一次見到普拉斯，她不再清新優(yōu)雅，而是發(fā)髻散亂，“她蒼白的臉和憔悴的身形呈現(xiàn)一種奇怪的荒涼感，就像一個被崇拜儀式掏空的女祭司”；當她從阿爾瓦雷斯面前經(jīng)過，她的頭發(fā)“散發(fā)一股強烈的氣味，像動物氣味一樣尖銳”。普拉斯在絕望中寫下：“地平線如柴捆環(huán)繞我，/傾斜雜亂，總是不穩(wěn)定。/燃一根火柴，它們也許能溫暖我”，然而，等待她的卻是一連串的困境，是與丈夫休斯和解的失敗、倫敦的酷寒、冰凍的水管、無人應答的電話、生病的孩子和自己的高燒，她被壓垮了。自殺前不久，普拉斯出現(xiàn)在鄰居、畫家托馬斯門前，她如此痛苦：

她眼睛紅腫，淚水順著臉龐流下，她聲音顫抖，哭著說：“我快要死了……誰來照顧我的孩子？”我不太知道該怎么做。我伸出手，拉住她的胳膊：“你最好進來坐一坐，我給你拿點喝的。”

?普拉斯和丈夫休斯

也許她并不真的想離開這個世界，在搬入新居（曾是葉芝的故居）之后，她寫信給母親：“我的臥室也是書房——它面向初升的太陽。”但沒過多久，也即1963年2月4日，她給密友兼精神病學家露絲·博舍爾發(fā)出了現(xiàn)存的最后一封信：“我現(xiàn)在很害怕，我的瘋狂、癱瘓、我的恐懼和最糟的想象都通通回來了——懦弱的退縮，一座精神病院，腦葉切除術。”2月11日上午，普拉斯在兩個孩子身旁放好牛奶和面包，以毛巾和膠帶封住他們的房間，在廚房里打開烤箱煤氣，將自己的頭放入烤箱。

沒人知道普拉斯是否最終得到安息。普拉斯的不幸是否源于她的戀父情結，對幼年喪失的父親的畸戀，以至于她的毀滅幾乎是注定的：“我十歲時他們埋葬了你。/我二十歲時想死/回到，回到，回到你身邊。/我想哪怕是骸骨也行”，還是丈夫的外遇與拋棄？或某個更深層的原因導致了她的悲劇？休斯對他與普拉斯的私生活一直極為緘默，沒有寫過回憶錄，也沒有接受過采訪，他寫的關于普拉斯的所有文章總在談論她的作品，只有在與作品相關時才觸及生平。他曾說：“我的沉默似乎證實了那些猜測與指責……總之，我寧愿沉默，也不愿讓自己被拖進斗牛場，被挑逗、刺傷、誘導，吐出我和西爾維婭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休斯的后半生一直被普拉斯的狂熱粉絲折磨，他們想讓他為普拉斯的自殺負責，為他銷毀她的兩本日記和編輯出版她的作品的方式負責。死去的普拉斯仍困擾著他，成了他無法治愈的后遺癥。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休斯開始寫信給已逝的普拉斯。這持續(xù)了二十五年的跨越生死的精神交流如一次次私密談話，多年來，沒人知道這些痛苦與內疚之詩。1998年，休斯在死前出版他最后一本詩集《生日信札》，從一首題為“夢中生活”的詩里，可以看到普拉斯的噩夢：

仿佛你從每個夜晚的睡眠中

下行入你父親的墳墓

你似乎不敢看，也不敢在第二天早上想起

你看到了什么。當你記起時

你的夢境是塞滿尸體的大海。

死亡營的暴行，大量的截肢。

你的睡眠，看來是一個血腥的神龕。

而其中最神圣的遺物

是你父親那條壞疽的、被砍掉的腿。

難怪你會害怕睡覺。

難怪你醒來時會說：“沒有夢。”

那晚間的侍奉，是怎樣的

禮拜儀式，你是

那密教的女祭司？

那些詩是你從中打撈出的碎片？

休斯的《最后一封信》并沒有收入《生日信札》，在該詩里，他反復追問：“那晚發(fā)生了什么？你的最后一夜？”詩人安·達菲評論該詩：“這首詩感覺像凝視即將熄滅的太陽，比他寫的所有詩都觸及更深、更黑暗之處。”

也許時間能撫平所有傷口，詩歌卻讓某些傷痛一直敞開，不斷檢視它，讓瘡痂變得生硬，甚至一再流血。普拉斯與休斯之間愛恨交織的迷霧并未隨時間散去，普拉斯的傳奇至今對我們的想象力施加著影響。可以說，普拉斯是一位真正生活過的女性，所謂“真正生活過”，意味著這樣的生活經(jīng)得起審視，讓生命獲得了應有的亮度和飽滿。這個涂著深色口紅、清新豐滿的美國女孩，如何在歐洲迅速成熟，最終成為一個散發(fā)著悲劇光輝的安提戈涅？她如何從自身痛苦的深淵中喚出女王、女祭司、魔術師的女孩、紅發(fā)女人、白衣女子、戀愛中的女人、地球母親、月亮女神這所有的詩意人格？這仍是文學史上的一個謎，也是觸發(fā)讀者緊張跌宕之情緒的核心，需要讀者自己在對她的閱讀中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