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節日里，其重要性與我的感受最不匹配的是中秋。我當然知道中秋之重大僅次于春節，但除了月餅、天上和古詩詞中的月亮，慚愧，很多年里我的體認都甚少，可能跟小時候的生活有關系。

十八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鄉村。閉塞的鄉村與生俱來的超穩定結構，阻礙了我對分別、思念、團聚等中秋元素更深入的認知。鄉村的生活緩慢而缺少變化，唯有生死可以讓一個人突然地來又突然地去。而枯榮有時、生死有命，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過去了留不住，團聚無望者，思念也不頂用，鄉村有自己的“順生論”。又說，每逢佳節倍思親，但所有熟悉的親人都在你身邊，遠在天邊的，再親也必淡漠，遠親不如近鄰，一年中也難得動用上幾次思念之類隆重的詞。鄉村的生活全在當下。此外，中秋在農歷八月十五，農忙正酣，起花生、收玉米，家家都是起五更睡半夜，飯都只能在田間地頭囫圇著吃，誰有閑心對著一輪圓月抒情。要抒情也是實用主義的感激，月亮地里好干活兒，那就是掛在天上的一盞夜燈。

也因為鄉村對中秋的不以為意，相應的儀式和細節就稀缺和潦草，缺少必要的渲染和鋪墊，經常是抬頭看見月圓了，才想起明天要過節了。中秋的飯菜也平淡，可能比平常更差，我等孩子更不覺得有什么盼頭了。一茬茬鄉村的孩子長成，久而成習，對中秋的淡漠演變為集體無意識，中秋的節日氛圍便越發地寡淡了。

幸有實在的香甜月餅和懸于高天和文學中的圓月，否則，中秋于我就是一個抽象的詞。如果說，在三十歲之前我可以就中秋一節說出點道道，或者寫出一篇像樣的文章，那多半也是拜文學之審美與教化所賜，是在某種懸空的理論和語境中的文學化的衍生。

我說的是三十歲，而非十八歲出門遠行、離開故鄉到外地讀書的時候。因為三十歲之前，即便身在異鄉，也常感嘆月是故鄉明、天涯共此時，但其實依然滑行在先前的感受和認知的慣性里，并未有多走心。何況年少輕狂，思念一詞輕易不便出口。真正對中秋有切膚之感，已在而立之后了。

陸放翁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信然。成家立業，首先是家的概念真切地出現了。單身時，只有一個家，為人子再恭順，怕也難有一個家的整體感，此時有家亦無家；結了婚便不同，突然冒出來三個家，自己一個小家，兩邊父母分別一個老家，即使你骨子里是個浪子，考慮問題也要以家為單位了。家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我們思考血緣和親情的邊界之一。這樣的邊界很多，而思念就是對一個個邊界之外的對方割舍不下的牽掛與關愛。

再者是久居異鄉。一晃在北京二十年，離故鄉千里之遙，跑得再勤一年也難得回去幾次，思念就提上了日程。尤其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之感在某一日不速而至，突然就明白了何謂牽掛和撕扯。那天我從家里去醫院，兒子生病，在醫院候診；剛出小區門，母親在老家打來電話，祖母病重。我清晰地聽見腦袋里嗡地響作一團，眼淚跟著就下來了。那感覺就像身體被咔嚓一分為二，兩半都急欲奔赴不同的方向，那牽掛和撕扯，那種分身乏術的無力感，就是傳說中的“上有老下有小”吧。自那以后，我開始對節日敏感。節日是親情和牽掛發酵系數倍增的時間。由己度人，我想家人們對節日也應該越發敏感吧，我們在千里之外牽掛他們，他們必也在千里之外牽掛我們。事實也如此。工作一忙，臨到節日未及意識，兩邊父母的電話就打過來了。

眾多節日中，春節和中秋的團圓指向最為明確和集中。春節不必說，國人都清楚，年夜飯又叫團圓飯，除夕夜再晚，天南海北的游子都要歸來一處，蕭疏白發不盈顛，守歲圍爐竟廢眠。春節在鄉村也是一年中至大之事，其重要性的啟蒙在我孩童時就已經完成了。中秋之切要，確是而立之后，遠離故鄉、久居異地才領悟到的。

一旦體認，它便無處不在，動輒提醒你思念之深重，也讓你越發感受到這個被稱作中秋的節日，如何被納入了一個人的生命進程。所以，有兩件發生在中秋節的事我記憶尤深。鑒于我糟糕的記憶力，尤其對數字和日期讓人絕望的無感，記憶如此深刻更能說明問題。

第一件事。某年八月十六，母親來電話，說我們家鄰居天岫在中秋節被人打死了。聽聞噩耗，我寫了一篇小文章，照錄如下，題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死》。

母親在電話里說，天岫被人打死了。

天岫是我們家鄰居，三十年來一直住我家前面。他在北京一個建筑隊里做工。死的那晚是中秋夜，月亮很圓，他沒往天上看，和一群貴州人打起來，躺下來的時候才看見，月亮血淋淋的紅。我聽到消息是在八月十六，這個晚上月亮更圓，我從窗戶往外看，月亮大而涼，我的心情一下子壞起來。一個人說沒就沒了，還是以這樣酷烈的方式。什么事情能如此重要，非得把命搭上去？

他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十八九歲，和他一起做建筑工。天岫和我小姑同學，當年理科極好，志向遠大，決意要考大學。那時候整個村都沒幾個人在縣中學念書，他讓他爸趕馬車把他送到四十里外的縣城復讀。一年考不上大學可以兩年，兩年不行就三年。他復讀了四年，不知道哪個地方出了問題，最后，他戴著眼鏡回到家。

我敬畏他的那副眼鏡。我想街坊鄰居也一樣，盡管他重新成了一個農民，依然是父母激勵我們念書的典范。他理科之優秀，復讀之堅決，成了一個神話。我們念書的最高標準似乎就是天岫。功課一有疑問，父母就說，找天岫去。

我拿書本到他家請教，他講數學有一手，三下五除二，比老師要利落得多。沒事我也愛去他家玩。他結婚時，新房里裝備了唱片機和電視機，這些我家那時候都沒有，我去他家聽流行歌曲，看黑白電視。陽光從敞開的門里進來，滿屋都是透明喜慶的大紅。人坐在陽光里暖洋洋的，唱針在厚厚的紅色唱片上一圈圈繞，歌聲和音樂無處不在，有種過年般的平和世俗的快樂和美。由此，我偏執地認為，結婚要在冬天，最好陽光漫山遍野。

回憶集中在遠處。最近這些年差不多是空白，只偶爾聽到他的傳聞。作為家長里短的一部分，都漫不經心地從我耳邊和記憶里滑了過去。年既長，需要上心的事越來越多，故鄉的事往往成了最遙遠的消息，仿佛從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地方傳過來的，幾無時間性可言。一個個故人的生活都變成了一個個點，幾個點串聯成他們各自的一生。我所知道的，最后也就是這道聽途說里的幾個點，像他們一輩子的段落大意。

最后一次見天岫，是去年春節，我回老家過年。又是一個冬天的太陽地，我坐在門口看書，他戴著一頂老頭兒帽，拎著小木方凳子去看他家房后的電線。我不知道他在結婚之后到當生產隊隊長之前的生活是怎么過的，那些年我一直在外面念書，寒暑假回家，見了也就打個招呼，沒聊過。應該是帶孩子，干農活兒，然后聽說當了隊長。但在現在的農村，大官小官好當又難當，當了幾年聽說不干了。后來聽說，逢年過節偶爾也會賭錢，可能那會兒他已經出門打工了，出門掙了錢的才會在春節時放肆地賭。他不會放肆，不臟賭，老婆和街坊還能接受。昏天黑地、歇斯底里的那種賭才是臟賭。

這十幾年里他不事裝修，每次遠遠近近地看見他，總以最簡單的方式穿最簡單的衣服，但在我看來，這依然是一個文化人，他的臉上有種抑郁不得志的書生的絕望和悲涼。再后來，母親說，他做建筑工，混得很不錯，活兒不重，有點權力，掙得也多。很快家里建起大平房，光地基就高出我們家許多。他的眼鏡早已經摘下，鄰居們說，都是蓋樓的，他就是掙得比別人多，到底有學問。我不知道他走在腳手架下時，他在想什么，是否還會想起那些復雜的數學算式。夜深人靜的時候，假如他能夠睡不著，他會對自己如何走到今天悚然一驚嗎？現在，他參與一場群毆，死了。

母親說到他死了時，我眼前出現的天岫的形象是：頭發蓬亂，穿著藍灰色的舊大衣，皺巴巴的深色褲子，舊的，趿拉著手工做成的黑條絨面的棉鞋，雙手插在袖籠里，不經意地扭頭往回看，他的眉毛不是很濃，但剛勁有力，四十多歲依然眉目清秀，眼神里有鏟除不掉的脆弱和恐懼轉瞬即逝。

寫得匆忙，當時想到的都記下來了。寫完后一直不能釋懷，覺得哪個地方不夠，一時又想不起哪里不夠。有一天，我突然明白缺在哪里了。為什么偏偏在中秋？母親的轉述肯定簡化和漏掉了一些信息，就算現場目擊，也未必能夠盡述所有重要的細節。而一個卑微的生命，原本就是留不下多少細節的，往往真相都難以保全。我決定為天岫打撈那些丟失掉的細節，它們一定跟中秋有關。

就有了題為《看不見的城市》的短篇小說。

小說寫天岫多次高考失利之后，終于認命，跟花街上的老鄉轉戰各個城市做建筑工。盡管大學之夢破滅，他依然對這個世界抱有常人難及的好奇，他的遺物可以印證。他在本子上畫了很多城市，以及很多城市的建筑。中秋節那天晚上，他用公共電話打回家。老婆說，兒子會叫爸爸了。天岫很開心，兒子語遲，他迫不及待想聽兒子叫一聲爸爸。老婆讓他等一下，現在就去把兒子抱過來。一分鐘的事。但這一分鐘另一個工地上的貴州人等不了，他也急著要打電話。聽天岫說等著兒子叫爸爸，貴州人更來火，他老婆跟人跑了，把他兒子也帶走了。一分鐘間兩人爭執起來，貴州人摳出馬路牙子上的一塊磚，拍到天岫腦袋上。天岫倒地的時候，看見了天上那輪巨大的中秋的紅月亮。

他們因為電話爭執，也因為兒子和爸爸爭執，同時也因為中秋節爭執。萬家團圓的時刻，他們也想天涯共此時。生活壓垮了他們，中秋佳節做了幫兇。當然，中秋節也成全了他們。這樣的節日，前所未有地強調和放大了他們的身份意識：作為丈夫，作為父親。這一天不能錯過。這一天讓他們最后成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

第二個是朋友講的故事。那時候我在美國一所大學做駐校作家，小說沒寫多少，整天瞎轉悠，見縫插針跟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聊天。一個大胡子教授跟我說，他認識一個華人教授，教哲學的，因為一樁丑聞自殺了。“自殺那天就是你們的中秋節。”大胡子說。

那華人教授的學問做得很好，因為住在小城的中央公園旁邊，每天去公園里散步，他們叫他“中央公園的斯賓諾莎”。該教授一個人生活。他到美國念博士之前，在國內的一所大學教書，結了婚，剛生過孩子。他打算拿到學位就回去，但畢業時，不想回了。老婆不愿過來，同時拒絕離婚。就這么耗著，他拿到美國的教職，輾轉了幾所大學，副教授、教授，還算順利。在孩子念大學之前，十幾年里他過著簡單的書齋生活，一兩年回一次國，看看家人。兒子跟老婆生活，小時候不懂事，來個美國教授爸爸，很開心，雖然陌生還是黏著他。大了就不行了，完全站到媽媽的立場上，再神奇貴重的禮物都不好使，開始仇視遠道而來的陳世美父親。到兒子念高中，老婆終于想開了，同意離婚。曠日持久的渴望突然達成，教授沒有預想的興奮，反倒有懸空的失落，談過幾個女朋友，但對重組家庭的興味索然。女朋友們碰巧都現實主義，沒人打算陪他無果地耗下去，紛紛撤出他的生活。

這一年，自己班上一個棕色皮膚的女生喜歡他。起碼以他的經驗，他認為那女生是有意思了。師生之間情感糾葛是大忌，相當于一票否決，教授于是刻意回避。某一天，女生找到他辦公室，在他堅持敞開門的辦公室里對他傾訴了內心之苦。父親拋棄了她和母親，對父愛的渴望讓她本能地相信教授，云云。她讓他想到了自己的兒子，情況開始發生轉變。“但他應該沒往歪處想，”大胡子教授跟我說，“他在遺書里以姓氏發誓，絕無侵犯之舉。”大胡子教授還以一本讀過的小說為例，說這真不是一個“盧里教授的故事”。他說的是南非作家庫切的《恥》。但又的確有點像“盧里教授的故事”。她讓他的內心柔軟起來，他想把虧欠兒子的補償給那女生。遺憾的是他并沒有送出去多少。女生在一次課后來到他辦公室，因為情感上的親近，女生關上辦公室門時，他沒有強烈堅持。當她再次說起面孔已經模糊的父親，情難自已，兩淚漣漣地撲進教授懷里。教授無辜地張開兩只僵硬的胳膊，但終于不忍拒絕，還是抱住了她。究竟是何種意味的抱，再也沒有人知道了，但他們抱在一起時確確實實被抓了個正著。女生的男朋友此刻破門而入，未及他們松開手，摁下了相機快門。調查時男朋友解釋，他猜到可能沒好事，舉著相機完全是有備無患。

事情鬧得很大。女生說，是他先動的手，她抗拒無效，幸虧男朋友及時趕到。“女生的動機，”大胡子教授說，“嗯，你是作家，你去琢磨吧。”任我們的哲學教授如何雄辯地解釋都不能證偽。若舉報成立，結果只有一個：丟掉教職。丟了這個教職，也意味著丟掉了所有美國高校的教職。誰會聘用一個有此前科的教授？

要說的是結果。教授感覺澄清無望之際，迎來了中秋節。美國的月亮也逐漸圓起來。他看著越來越圓的中秋月想到了什么，我們無從知曉，知道的只是，中秋節這一天，他終于下定決心給兒子打了電話。他相信念了大學的兒子可以理解父親了。兒子后來回憶那次電話，他說他一共說了三個字。第一個字是剛接通電話時說的“喂”，聽見是父親，直接掛了。兩分鐘后，父親又打來。他接了，但沒說話，父親也沒說話。他們又沉默了兩分鐘，父親問：

“真不能原諒爸爸嗎？”

他答：“不能。”又掛了。

父親再打，他關了手機。

美國的當天傍晚，十二個小時的時差，依然是中秋節，教授進了中央公園。他披荊斬棘，走到人跡罕至處，那塊寬闊的平地上草木開始枯黃。他在高可及腰的荒草中躺下，口袋里裝著遺書和藥。他可能突然明白了，女生和他兒子一樣，都在努力報復一個缺席的父親。

很抱歉在談美好的中秋節時，講了兩個關于死亡的故事。但這的確是念及中秋時最先跳出我記憶的兩件事。它們是否有什么微言大義，我不能肯定，不過我確實是從這些故事中更深入地理解了中秋這個節日。多年前讀到杜甫的《月夜憶舍弟》，詩中有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只泛泛地覺得好，現在讀來，那“白”豈止一個好字了得，簡直觸目驚心。白露露更白，故鄉月最明；蒼涼徹骨，思念也更深重。不過當此明月之夜，思念猶有附著，若是暗夜行路，伸手不見五指，如天岫和華人教授般徒然浩嘆“明月幾時有”，那悲且涼該有多寬廣？

徐則臣，1978年生，江蘇東海人。1997年開始發表作品。2000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0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5年畢業后任《人民文學》雜志編輯，2006年加入中國作協。現為《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著有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夜火車》《王城如海》，小說集《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等。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北上》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