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召喚記憶的藝術，小說是在時間中展開的美學。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1940-），表彰她“以勇氣和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隔閡和集體限制”，再次印證了文學與記憶的相互成就。

法蘭西文學對于時間和記憶具有獨特的感受力。柏格森（1859-1941）在《時間與自由意志》《材料與記憶》和《創造進化論》等著作中闡發的“綿延”說賦予時間以個體生命體驗的鮮活性，不但直接影響了普魯斯特（1871-1922）創作意識流小說巨著《追憶似水年華》，也使他自己獲得了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與記憶相關的題材也深受當代法國文壇“三星”的青睞：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1940-）在上世80年代中期的“毛里求斯系列”尋根小說（《尋金者》《隔離》與《革命》）以記憶搭建敘述框架；莫迪亞諾（1945-）因“用記憶的藝術召喚最不可把握的人類命運、揭露占領時期的生命世界”而獲得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英年早逝的佩雷克（1936-1982）則善于“通過詳細列舉具有時代特色的物品來喚起人們的回憶”（吳岳添語）。

然而同是書寫記憶，不同于勒克萊齊奧筆下的異域風情、莫迪亞諾敘事的撲朔迷離、佩雷克對文體形式的激進創新，以及普魯斯特綿綿不絕的腦波蕩漾、意識流淌，埃爾諾通過回憶具體人生時刻構成的事件譜系，還原出歷史敘事的整體連貫性，別具珍珠項鏈般細膩清新的女性風格。就其以社會科學的態度發掘特定時代文化心態的傾向而言，埃爾諾的作品亦頗有些法國年鑒學派的味道——懷念母親的中篇小說《一個女人》“既不是傳記當然也不是小說，可能是介于文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什么東西”（《一個女人》）。反思原生家庭下層社會處境的中篇小說《恥辱》既非故事（“因為故事本身就會闡述真理而用不著去探求它”）亦非回憶錄，作者“只想滿足于把我記憶中的那些畫面原版地照搬出來，我是想把那些畫面當做材料來剖析，當一次我自己的人種學家。”（《一個女人》）“無人稱自傳”《悠悠歲月》以“她者”目光凝視自己的人生相冊，試圖“挽回我們將永遠不再存在的時代里的某些東西”（《悠悠歲月》）。一幀幀照片如風箏一般在歲月中飄蕩，起伏交錯地述說著個人與家庭，技術與媒介，消費與政治等主題。這與其說是追憶似水年華，不如說是凝視飄風歲月。

對個人與家庭的反思是《悠悠歲月》的切身主題。小工商家庭的出身給埃爾諾帶來了跨階層的社會學視野。在回憶錄《回歸故里》中，同樣出身寒門的法國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蓬（1953-）運用布爾迪厄（1930-2002）的“慣習”（habitus）理論，深切反思了工人階級慣習所塑造的趣味和品位在其實現階層躍升的奮斗歷程中帶來的障礙和恥辱。這種恥辱感對于身為女性且年長埃里蓬十余歲的埃爾諾來說更為深刻。

對技術與媒介的質疑是《悠悠歲月》的現實抵抗。作者感慨“一切事情都以一種前所未聞的速度被遺忘”，表面上是出于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更深層次上反映了對技術驅動的現代社會加速主義的焦慮。媒介思想家基特勒說：“媒介決定了我們的境況。”（《媒介考古學》）在長達65年（1941-2006）的時間跨度中，回憶的媒介不斷更替迭代——從黑白照片到彩照，從膠片和錄像帶到數碼影像——折射出從紙本時代，到電視時代，再到互聯網時代的變遷。如今，“鼠標在屏幕上迅速而輕快的點擊是時代的節拍。”隨之，“她身上改變的最多的東西，是她對時代、對她自己在時代里的處境的感覺。”技術加速似乎印證了“進步是人類的愿景”。新哲學家們在電視上夸夸其談，而老一輩的知識分子薩特、波伏瓦卻“始終拒絕上電視”；福柯之死登上《世界報》，“她”則在停運的高速火車里讀《詞與物》。波德里亞擔心的“冷酷的數碼世界吸收了隱喻和換喻的世界”（《象征交換與死亡》）正在成為現實。在這個意義上，《悠悠歲月》正是文學對技術媒介壟斷記憶的有力抵抗。此外，對消費主義的批判是《悠悠歲月》的終極關懷。作者對消費主義的批判不是論證式的，而是依照流年順序表達所見所感。

羅蘭·巴特在《明室》中說，攝影在本質上是一種偶然性、特殊性和奇遇，其真諦在于人和事的“曾經存在”。《悠悠歲月》就是一冊充滿個人與時代奇遇的人生影集。雖然其“目的在于敘述一種生活、解釋自我”，但也喚起了一整代人的集體記憶。一方面，這部用第三人稱和過去時態書寫的半歷史半文學的“無人稱自傳”誠然是女性的自我凝視，其浪漫的滄桑感、講究的松弛感和帶刺的優雅風度，讓人想起尤瑟納爾、杜拉斯、薩岡甚至芭貝里（《刺猬的優雅》）等一眾法國女作家，流露出一派迷人的法國范兒。另一方面，其涉獵廣泛、鞭辟入里的現實主義態度又超越了性別范疇，帶領讀者穿越漫長歷史，反觀迷失于加速與擴張中的當下世界，提醒我們：如果遺忘過去，就不可能走向未來。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