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孫明磊與《巴黎來客》

我沒有找到他的訃告，大概是三年前發布的。公眾平臺、社交網站、聊天記錄里，信息早就清理干凈。如今，他單位官網最新通知是《關于調整民用瓶裝液化石油氣最高零售價格的通知》，長長一段，斷句時容易失語——沒有訃告。為了確保告別的絕對性，訃告本該無遺跡可尋。紅絲絨幕布落下，假如勉強撕開一角，只能看見落幕前的景象已遭風蝕，舞臺因積壓陳腐皮屑而寸草不生。

對于我在寫作一事，他略知一二。每次問起，我都矢口否認。

“隨便寫寫的。”或者，“最近單位里事情很多，沒空寫。”或者別的借口。謊言是人類最擅長的織藝，大可信手拈來。盡管如此，他還是常想把家族史告訴我，讓我翻譯成具有根須的書面語言。為了考證，他花去很多時間，回寧波老家找族譜，逐一詢問幸存的老人。長久以來，他一直試著弄明白：消失的祖先如何一路南下，開墾生活，將不值一提的個性裝飾進新居……然而，因為缺乏必要性，他的敘述總是被輕易擱置。

他從意大利旅行回來，告訴我，從那不勒斯到威尼斯的路那么美，連他都想寫小說了。還有一次，他向我推薦S.A.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二手時間》。他讓我“寫出真正的文學”——但是，究竟怎樣才算得上“真正”？在羅盤上，磁針始終失靈，它在不同時刻沒有穩定的指向。我只能自行揣測，他想表明的，大約是一種獨屬古典的東西。在他死后的三年里，我渾渾噩噩買過四次《二手時間》。寄到手中，才想起原來已經有了。

但我沒寫過“真正的文學”。文學對我而言，多是“顧左右而言他”——制造一個不受評判的空間，以便把無法消解的負面成分打碎排出。在他消失的三年里，我感受到一種極富重量的、沉默的情緒。從某種程度而言，它接近于痛苦，但它不是。它并不像痛苦那樣，具有一種生硬的力量，假如承受者足夠聰明（哪怕只是足夠有毅力），總能領悟到痛苦的超自然用途，而化其為前進的燃料。它使我疲軟，使我感到，從此成為一個沒有影子的人。失去生命中重要之物，就像身懷一種古怪的殘疾。

他的命運中有畸形奇特的成分，我在《巴黎來客》中提到一些。他是2010年世博會注冊報告的英法雙語譯者；是中國唯一一個在法國獲得人口學博士學位的學者，記錄由千禧年初設并保持至今。這些宏大的詞句，似乎更適合用于他的葬禮。

除此以外，他的生活與他人無異，中庸偏壞的運氣居多。

如果不是因為高中老師特意登門懇求，家里不會讓他念大學，他將以一個食品廠工人的身份度過這段命運。

九十年代初，他用《羅馬假日》里同款“真理之口”算命，抽到的紙條上寫著：這個人一輩子不會發財，可一旦沒錢，總能及時得到救濟。為此，他很高興。

關于家庭，他無意間察覺到父親的諸多情事，但沒有向任何人講過。唯獨一次，在父親去世的幾年后，他告訴姐姐：你對他一無所知。

他比別人聰明，但與真正的天才相去甚遠，而那超出的一點點，根本不值一提。自始至終，他對這一點都很明白。

他喜愛音樂，出國前留給我大量CD與磁帶，包括劉文正、潘安邦、葉佳修、羅大佑、鈕大可、李春波，也有Beatles、Eagles、U2、Led Zeppelin、Carpenters、Bob Dylan等等。在互聯網普及之前，這是一種重要的啟蒙。

他懂得欣賞古怪事物，并且收藏——收藏美聽起來多么絕望，首先他必須明白這種收藏的不可窮盡性。在死亡來臨前不久，一天凌晨，他給我發來一個詭異的面具，說是二十六年在孟買旅行買的。

他是我的舅舅，孫明磊。

在他死去之后，我曾試圖為他寫一篇散文。寫到一萬三千字，突然無法繼續下去，我甚至憎恨自己所做的事：我在以錯誤的方式提煉他，試圖物化一種精神現象，語言恰是那毫無主見的工具。只不過在此刻，語言是我能抓住的僅有之物。

時隔兩年后，又嘗試寫了《巴黎來客》——這并非一篇關于他自傳的小說。實際上，Lou是個純屬虛構的人物，只不過敘述中借機調用了他的視角，就像一種越過時間與他重逢的方式。寫這篇小說時，我常常哭起來，哪怕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例如寫到，明磊家附近有一口井，兒時他聽說，一旦有地震，井水會露出先兆，因此常常去井邊探水，但地震從未發生過。有一天，井突然被封了。我小時候常站在那口被封的井旁邊，除了深泥，里面什么也沒有——我是真真切切在那什么都沒有、什么再無可能發生的井邊站過許多日子的，我從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二、關于《即興戲劇》

《即興戲劇》的創作動力，源于四月末的一次徒步運動。當時與三位朋友相約，從王坪村一路走到潭柘寺。二十八公里，還包括上下額外做功，走完后卻神清氣爽。我們打車回市區，吃了一頓四川火鍋，那簡直比鎮元大仙的人參果還美味。我們相約過幾天再徒步，后來又一同吃過好幾次飯，但至今再沒運動過。

徒步時，有許多印象鑿鑿之事。在山路口，我們遇見一位保安，可能因為深山清寂，他很樂意與我們聊天。朋友們陪他抽了煙，他告訴我們，他以前在市區的一所學校當保安，后來辭職到山里，才剛工作十三天，實在受不了封閉的環境，決心做完這個月就走——走，那是去哪里呢？他穿著紅色的運動鞋，與一身保安服非常不配，倒是還算干凈的。腳邊還擺著一雙皮鞋，可能他穿鞋的姿勢不對，腳后跟快踩爛了。再往邊上，還有一串核桃佛珠，一個照Gucci老花紋仿制的假錢包。在諸多瑣碎的日常用品中，這個錢包是使我震撼的，仿佛隱喻著某種對于更廣闊的真實生活的無知。而那些使用正版Gucci的人，對他的生活同樣一無所知。

再往深處走，則能看見幾所被廢棄的房屋，我們隨意走進一所。墻多已發黃，有些地方貼著比墻黃得更快的舊報紙。報紙的邊角已模糊，根據中縫播放的電視劇，可以推斷出大約是1996年的報紙，當時浙江電視臺還在播《東京愛情故事》，云南電視臺準備直播金雞百花獎的頒獎晚會。左側版面上有一首詩，《土家族人》，作者叫賈永齡。除了小說里摘引的一句，另有一段，“屋里噴發著老酒的醇香，腌制的臘肉房柁上掛，一串串紅辣椒爬上屋檐，背簍里盛滿了古老的神話。”其中有一種過去的氣息，非常動人。而其他幾段都徹底剝脫了，看不清楚。

在是否要把這篇小說寫完的問題上，我猶豫了很久。這篇小說想直切“真實”去寫，設置了四重空間：吳猛作為創作者的空間；被吳猛創作的“我”和三位朋友去徒步的空間；徒步過程中，“我”敘述的與吳猛因即興戲劇而相識的空間；在我敘述中，吳猛創作的《小翠》對應的一段被他隱藏的真實空間。這四重空間所提供的“真實”是相互映射的，內層的真實到了外層會歪曲——其實是因為該層空間的創造者具有自己的立場。這篇小說的構想就像一個迷宮，但我并非善于建造迷宮的代達羅斯，我只是受困于迷宮之中的、一頭普普通通的彌諾陶洛斯。因為恐懼與無助，我才想看見它。可我時時懷疑，自己所見只是某種幻覺。正是這種懷疑讓我走得更遠，也讓我永遠無法抵達正確的出口。

最后決心寫完這篇小說，多少源于與朋友C對于“真實”的討論。在他的智慧與悟性支撐下，我才偶爾感到一點自己所想的東西有意義，能朝“虛無”這位敵人短暫地做個鬼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