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鋪，書店，書業，愛書人……是中國書業發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們閱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南京大學教授、中國圖書館學會閱讀推廣委員會副主任徐雁，浸潤藏書界三十余年，一邊致力閱讀推廣，結交四海書友、播撒讀書種子；一邊孜孜以求、勤于筆耕，傳播書業文化。本期起，本報特邀徐雁先生開辟“秋禾話書”專欄，將陸續刊發一些專題文章，這些文字均從一部書出發，探尋書業歷史，追索書業掌故，豐富書業話題，用“書話”的表達方式呈現書人書事的多彩。

32年前（1990年）的12月6日至10日，江蘇省出版工作者協會在南京舉辦了一次“江蘇出版史（民國時期）學術討論會”。時為蘇州古舊書店副研究館員的江澄波先生，獻議了有關地方史志、郡邑叢書、鄉賢詩文集、家譜等10條具體編寫建議，其豐富的古舊書閱歷和歷史文獻學見解，給來自省內外的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起于清末的文學山房

沈延國先生所撰《蘇州文學山房記》，刊登在政協蘇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4年10月編印的《蘇州文史資料選輯》上。略云：

蘇州是范仲淹、顧炎武的故鄉，教化所遺，素有文明鄉里之稱。博學之士，往往而見，比他州為美。這里藏書之家，聞名中外。學子勤讀，于是販書之業，因之以興。解放前，吳中護龍街（即今人民路）自察院場至樂橋一段，大小舊書鋪，林立其中。在大井巷北，三開間店面，有徐世昌（水竹村人）及曹福元所書“文學山房”匾額的舊書鋪，為書林巨擘。

文學山房主人江杏溪，嫻于版本、目錄，善訪古籍，苦心經營，名聞東南……如木瀆馮桂芬、無錫朱達夫，以及管禮耕、葉昌熾、丁士涵、沈秉成、王同愈、單鎮諸家珍藏，皆囊括于店中，海內孤本，也時搜集，于是南、北名家，時聚山房。若涵芬樓的張元濟、孫毓修，合眾圖書館的葉景葵，北則傅增湘、朱希祖、顧頡剛、謝國楨等，時來訪書。名作家鄭振鐸、阿英等，也是不速之客。至若吳門學者名流，李根源、張一麐、陳石遺、鄧邦述、金天翮……以及潘承厚、承弼兄弟，時集文學山房，可謂群賢畢至，不但選擇各需書籍，又成為探討學術的場所。

據介紹，江杏溪先生原名如禮，以字行。本系浙江吳興織里鎮人氏。因太平天國農民軍占據江南，其父江椿山投身時設于蘇州閶門內的掃葉山房為伙計。因所得菲薄，且常有被掌柜辭退之虞，因而遲至四十開外，才租房于山塘八字橋西街一屋，娶妻劉氏。光緒七年（1881）生一子名如禮，字杏溪，后以字行。江杏溪年方十三，被其父送至由蘇州殷老板辦在嘉興縣城孩兒橋堍的大同書局，學做古舊書的修補和買賣。五年后，因父喪奔回蘇州。在料理喪事完畢后，以寡母在堂需要奉養，便借貸300元，在護龍街（現稱“人民路”）嘉余坊口，用蘆花席圍成屋墻辦了一個棚戶型的舊書店。是后又娶妻胡氏，一家兩代三口人靠買賣舊書維持生計，起初的日子過得非常艱難。待到江澄波先生在1926年出生時，其家業已經很不錯了。

據來青閣主人、古舊書業專家楊壽祺（1894—1971）回憶，在1914年7月28日“歐戰”爆發后的四年多時間里，蘇州古舊書業的市場經營很困難。但從1918年冬戰事結束，到1937年夏日寇全面侵華戰爭之前，“支持蘇州舊書業的僅江杏溪之文學山房一家而已，余皆旋起旋歇，難以悉數。”

繁華深處的古舊書業盛景

經過二三十年的不懈經營和不斷積累，到1931年前后，文學山房的生意不僅日漸興隆，而且還擇址市口更好的護龍街大井巷北首，建造了前店后居的新樓屋。據沈延國先生記述：“前有寬闊高敞的店堂，古書盈架，隨人選閱；后有樓座，成為東南舊籍販賣的名鋪。這時其子靜瀾已精于販書之術，加以妻弟胡繼榮兢兢業業，協助店務。抗戰勝利以后，江澄波更精鑒版本，在書業中，已露頭角。”

黃裳先生（1919—2012）的印象里，上世紀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前期，“從察院場朝南，幾乎整條街都是書鋪，連馬路邊上的地攤上都是書。出了火車站，趕到觀前，什么地方都不去，首先就是逛書鋪。這一逛就是半天，往往連吃飯也忘記了。”

我在《中國舊書業百年》（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里，曾引述江杏溪在1935年8月所撰《文學山房書目》卷首“告白”云：

敝房創設迄今倏已四十載于茲矣。專營收買古今家藏舊籍，印行國學參考用書，頗蒙士林嘉許，而于目錄向未編印。邇來文化日興，圖書館林立，屢蒙各界紛紛函索，終無以應奉，甚覺歉然。是故今將所存編就一帙，定價低廉，以供惠顧諸公選購。維就中既鮮秘冊，尤乏善本，難副雅望，深為遺憾耳。

案：古籍名著日見漫鮮，讀者既難得門徑，搜求亦屬不易。吾業既有傳播文化之義，不無保存國粹之心，故敝房隨時專人搜訪于卑鄉舊家，希免古籍埋沒。俟有所得，當續鈔輯，重訂寄呈。再者，尊藏如有重復，以及不適應用而愿割愛者，或請見示，當以重金報命焉。

《文學山房書目》由常熟鐵琴銅劍樓傳人、著名藏書家瞿啟甲先生（1873—1940）題簽，分為經、史、子、集、叢刻及補遺，并公布店家的電話號碼是：741。

保存國粹的古籍守護者

1937年11月18日，日寇攻陷了蘇州城。待抗戰勝利后，古舊書業早已元氣喪盡。1947年8月至1948年12月間，以上海市立圖書館館長為本職，兼任蘇州國立教育學院圖書館學教授的周連寬先生（1905—1998），曾以“苦竹齋主”為筆名撰有《吳門訪書》一文。其中評說道：“文學山房在護龍街，從外表觀之，尚能保持舊書店之本來面目，惟營業亦極清淡，聞近日售書與無錫江南大學，稍獲濟窘之資。主人江姓，沉默寡言，應對謙謹，惟店伙喜偽作舊刻，私造古今藏書家名章，熏染紙色，改頭換面，蒙混顧客，凡與往還者，咸懷戒懼之心……”云云。

文學山房販售明、清線裝書甚多，甚至得有“國寶”級的宋蜀刊大字本《陳后山集》，明毛氏汲古閣抄本《復古編》，清黃丕烈手抄《傳是樓宋本書目》及其校跋本等等。惜當年在商言商，購進售出，未有書目存留，否則，于版本、目錄之學大有裨益也。

上世紀30年代初，日本文獻學家長澤規矩也（1902—1980）曾經兩次到蘇州訪書，在他印象中，位于護龍街上的各家舊書鋪，以在位于街東的文學山房門面稍大，但古舊書并不很多，但江老板用木活字排印《文學山房叢書》之舉，給他留下了頗為深刻的印象。

上世紀50年代初，受顧廷龍、潘景鄭先生合編的《明代版刻圖錄初編》啟發，江澄波先生想要把明刊殘葉裝訂成冊，并加以文字說明，得到顧頡剛先生（1893—1980）的贊賞和支持，遂將當時積壓在庫，市場前景不被看好的160種明刻殘本拆開，分編為《文學山房明刻集錦初編》。

尋訪文育山房拜謁“老法師”

余因參加1989年底的金陵私人藏書大賽，得以結識知名作家、藏書家薛冰先生之后，遂又在同到蘇州參加書文化活動之余，隨他一起登上蘇州古舊書店三樓“寶庫”去淘書看書。記得在那里，就曾與澄波先生這位古舊書業的“老法師”見面識荊。

后來得知江先生租借了一處臨街小鋪面，自營名為“文育山房”的一家舊書店，遂蹤跡而至臨頓路小太平巷5號，于鋪中選購有關蘇州文史舊書多冊，并把其中《古刻名抄經眼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捧給江先生請求簽名。江先生仔細題寫，并取出一枚朱文姓名圖章鈐印其后。如今重展是冊，可見那天是2005年4月3日。

記得兩年后的8月22日，我在得知“文育山房”舊書店已遷至鈕家巷9號后，又乘便到店拜訪。在快談之余，他老人家執意簽贈了一冊《古刻名抄經眼錄》。我過意不去，便順手購下了店面上擺賣的一冊有江先生簽贈筆跡的書。

《吳門販書叢談》中的書人書事

《吳門販書叢談》（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上、下冊），凡50余萬字，其編集原則，是無論長短及已刊未刊之文，均予收錄入集，在蘇州博物館研究員李軍博士大力襄助下，按其文主題，分別部署在版本目錄、販書經眼、書林舊聞、書人書話、讀書小識、書札憶往六輯之中。

其中如《怎樣鑒別古籍版本》，是江澄波先生當年為培養古舊書從業人員寫作的講稿，而《宋元時期江蘇地區的刻書概述》《三大官書局刻書概述》《民國時期蘇州地區民間刻書概述》，以及《蘇州古舊書業簡史》等，其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都非常高，充分體現了撰著者在古書版本、目錄及書業史領域的見聞和見解。

早在1930年10月7日，謝國楨先生（1901—1982）為北平圖書館訪購古書到蘇州，時在女中任教的老同學王以中，招待他到觀前街松鶴樓，品嘗蘇州名菜，兩人喝掉了一壺老黃酒。出店時，已是晚上大約八九點鐘光景，他還獨自走到文學山房訪主人江杏溪，買了幾本書，回返留園近旁的東吳旅社。五年后的一個秋日，謝先生再至蘇州訪購古書，江老在陪游位于鄧尉山西麓的逸園（亦名“西磧山莊”）后，返城在觀前街招待了晚飯。

在上世紀50年代初，黃裳先生時攜夫人一起到蘇州訪書。2012年恢復使用“文學山房”的老牌子之后，江先生在《與黃裳先生一個甲子的“舊書緣”》一文末尾寫道：“今后我還將一如既往做好古籍的挖掘、搶救、保護工作，為讀者找書，為書找讀者，使得明、清以來姑蘇名城的傳統古舊書業發揚光大……”，可見江先生為華夏古舊書資源保護的老驥伏櫪之志。（小標題系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