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國初年，是中國歷史的大變局時代，也是傳統中國教育的激烈變革時期，在港口城市西文書籍的編譯與出版蔚然成風，各種新式教科書的翻譯出版事業如雨后春筍一般萌芽，晚清至民國初年西學的知識生產與流動，很多是通過日本作為傳播中介。日本明治維新，大量西文書籍首先翻譯至日本，再由日本譯介至中國，形成了中、日、西三方知識交流路徑。因此，研究晚清至民國初年的知識流動研究，應放在西學東漸的宏觀背景下進行探求，并應關注中、日、西三方的知識流動渠道。

目前，關于晚清文教界、知識界的知識生產與流動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學領域，例如江南制造總局的兵學譯著、廣智書局的地理學譯著，以及近代上海的西方政治學譯著等，這些研究領域受到學術界的長期關注，產生出了豐富的研究成果。而在西學東漸的大變局之下，舊國文也煥發了生機，經過晚清以及民國初年的變革，國文教育得以重新蘇醒，及至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時代，舊國文的體系進一步變革，從傳統國文到現代語文的曙光乍現，千年傳承的國文史，在翻譯著作與西學思潮的沖擊下，加之社會主義文獻的傳入，舊國文也迎來它的革新與破曉時刻。但對“國文教育”領域的西學東漸問題——尤其是中、日、西三方的國文知識創生與流動問題，學界的關注較少。

陸胤先生于2022年6月出版的新著《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全書研究了晚清新學堂背景之中，以“國文”為名的新式文學教育之勃興，這是一部借鑒了新書籍史與新文化史的視角，用知識史的方法研究晚清國文教育演變的“創生之作”。作者認為“國文”一科既是近代知識秩序、知識載體、知識傳播方式變動的產物，又涵蓋了傳統蒙學和古文詞章之學的諸多經驗，負有培養讀寫技能與脈延國族文化的雙重使命。全書聚焦于“國文”的創生時刻，旨在從教育實踐角度切入“文學”古今之變，進而探索近代知識形成的普遍機制。筆者通讀該書，深感新式國文教育乃西學東漸之產物，涉及中、日、西之間的知識生產與流動，作者在書中也反復提及了這重意涵。

書中《“實用”與“虛文”之間——近代新編尺牘教本的源流》一章（該書第七章），重點對晚清教科書的尺牘問題進行了研究，這是本書的一大學術突破之處。“尺牘為人生必需之文字，童子尤喜為之，西國讀本，間有雜以尺牘者，亦善法也。”這句話充分說明了西學課本流入晚清社會，帶來的變化，此處的西國讀本指西洋教科書體例。書中列出的西洋教科書代表，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謝洪賚的《華英初階》《華英進階》。謝洪賚是近代著名翻譯家與出版家，為基督教杭州青年會牧師，其父謝元芳，為寧波美國長老會牧師，較早、較多接觸了西文教科書。謝洪賚曾與張元濟、夏瑞芳一道，積極參與商務印書館的創建活動，翻譯了大量的近代教科書，主要集中于經濟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英語教學、國文教育等諸多領域，其人社會交游活動十分廣泛，長期受聘于李提摩太的廣學會以及商務印書館，號稱商務印書館翻譯事業背后的“無冕之王”與“助力者”，由于謝洪賚的生平事跡不顯，僅有其弟子胡貽谷所著《謝廬隱先生傳略》介紹其生平事跡，加之其人英年早逝，研究謝洪賚的成果較少。筆者也曾專門對謝洪賚以及商務印書館的翻譯出版事業進行了研究，可得出一個結論：謝洪賚以及商務印書館的翻譯出版事業與新式教科書的編譯，正是西學東漸與中、日、西之間的知識生產與流動的產物。《國文的創生》一書關注謝洪賚的生平事跡與他的教科書翻譯出版事業，這是該書的重要學術價值所在。該書關鍵的研究突破在于，作者對這些近代教科書的知識源流與知識底本進行深入的梳理研究，而探究知識的底本，這是一個艱澀困難的過程。書中提及中英對照尺牘書籍在清末風行一時，如19世紀末出版的《同伴旅行指南》，就先后有美生印書館改題《華英商賈尺牘》的漢譯增注本，以及商務印書館題為《英文尺牘》的翻印本。《國文的創生》中這部分的底本梳理問題，廣泛參考了翻譯史、出版史的研究成果，是一種另辟蹊徑的絕佳思路，從翻譯史和出版史的源流角度，探究西文教科書本身的文獻底本的源流，從而研究中、日、西的知識生產與流動。目前針對謝洪賚所編譯教科書的知識底本問題，學界尚無專題研究，作者認為“我得以暫時放棄以往較為熟悉的那種從精英人群或詩文文本切入的路數，轉而投入一種類似社會史的做法，面對許多不知名的人物，分析大量教本的材源和脈絡”。這種方法，無疑是一種重要的學術創見，提供了一種新穎的視角與研究思路，為日后研究謝洪賚的地理教科書知識底本來源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借鑒。

該書另一個重要的創新點是提供了一種“他者的視角”，即“外來的本國文”，從新西學的角度審視傳統的國文教育。晚清時期，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之下，士大夫深感文字關乎國運，各種切音字、白話文與蒙學變革的方案應運而生，傳統的蒙學與教育受到日本與歐洲知識的影響，例如《文學興國策》與李提摩太的廣學會都對近代中國的傳統文教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書中引“大清欽察出使日本國大臣裕（庚）隨帶東文翻譯官譯錄”的《日本華族女學校章程》一種，內有題為“本國文”的課程，與“漢文”“習字”等科并列，書中又引美國人路義思所著《日本學校源流》，系統介紹日本學制。這些豐富的文獻資料，充分體現了在西學東漸的宏大背景下，舊國文與新西學交織的變革，其中涉及中、歐、日的知識生產與流動。傳統蒙學，在西學沖擊下，開始了變革和新的發展。

該書堪稱一部填補學術空白的開創之作，以往有關近代中、日、西的知識生產與流動的研究，多集中于近代史學發展的研究領域，如劉龍心的《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等。而從文學以及傳統教育的領域，切入蒙學與學堂的變革，《國文的創生》是一種引領。該書對文獻資料和教育史著墨充實，對“國文之外”的中、日、歐知識流動的西學東漸背景描述，偏重文獻考證，傳統文獻資料、日文資料、西文資料均十分詳實，是重要的前行研究，以后的研究，可以從更廣闊的全球史或東亞海域史、知識史、新文化史的視野上，對舊國文與新西學的大變局進行探求。該書在知識來源與知識底本方面的梳理，無疑開闊了知識史研究領域的視野。又廣泛參考了翻譯史、出版史的研究成果，為一部開研究先河的典范之作。為研究中、日、西的知識史與知識生產流動問題，以及翻譯史與新聞出版史的相關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