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許小凡（右）與林德爾·戈登在牛津

宋阿曼：許小凡老師好！首先恭喜你獲得魯迅文學獎翻譯獎。《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中文版的面世讓中國讀者有了一本可讀、可信賴的艾略特傳記，不僅在詩歌界引起反響，也給普通讀者提供了靠近艾略特的一種途徑，有讀者給出這樣的評價：“你可以完全沒有讀過艾略特的詩，但這不影響你讀這本傳記。“可見這本傳記從文學性而言已經成為不需依賴外部文本支撐的作品。我了解到你用了兩年時間翻譯這部作品，開始翻譯這部作品的契機是什么？

許小凡：謝謝你！我在讀書時候接觸到林德爾·戈登的這部艾略特傳記，被它細膩的解讀和雅致、準確的文風吸引。在此之前，我也讀過約翰·沃爾森（John Worthen）和阿克羅伊（Peter Ackroyd）等人寫的傳記，去年布勒南（Timothy Brennan）新出的薩義德傳記我也第一時間讀了。它們當然各有所長，比如布勒南因為是薩義德的學生，終生跟薩義德保持著非常近的關系，傳記與傳主的思想和生活都貼得很近，除了把薩義德放置在了同時代思想史的光譜之中，還披露了很多薩義德上世紀70年代在阿拉伯世界的活動，尤其是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事業(yè)一再筆伐，投注心血。這些都是很成功的傳記，但戈登的傳記與它們都不同，令當時的我耳目一新。

借用戈登自己在《不完美的一生》中所說的，她想創(chuàng)作的是一本艾略特的靈魂傳記，一本心靈史，她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她在事實考據的準確之外設法保留了極強的詩性，勾勒出了詩人靈魂追求與道德困境的樣貌，對文本解讀的那種近乎直覺的準確其實也不遜色于專門的文學批評著作，這兩點在傳記中并不是十分常見的。因為傳記一旦詳實就很容易顯得滯重，但對一本詩人的傳記來說，事實與作品這兩點的平衡又是特別重要的。還有另一重難以拿捏的平衡：經得起考驗的傳記事實如果遇到輕浮的敘事，也會淪為八卦小報的花邊新聞，尤其當我們對詩人的隱秘生活充滿好奇心的時候。這本傳記尤其值得關注的地方還在于，它寫的是艾略特，但也對艾略特身邊的那些重要女性——他的母親夏洛特、妻子薇薇恩、愛人艾米莉、摯友瑪麗——作了詳細的考證和細致的勾勒，同時這些私生活的呈現又都絕非庸俗，它們構成一幅復雜的織錦，其中每一個人物的痛楚和渴望都那么真切可感，她們和詩人一同身處的困境又都和作品深深咬合，共同佐證了艾略特作品中交織的罪感、圣潔感和對惡的著迷。戈登的艾略特傳出版后，尤其因為它對艾米莉·黑爾這個之前未被學界注意的女性人物的深刻挖掘，招致了一些男性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它有失偏頗或者不夠嚴肅，但這是基于偏見的一種誤讀，不能因為促生詩歌的痛感的化身是一位女性、發(fā)現這一點的人是一位女性、文風的優(yōu)美也接近通常意義上的女性特質，就選擇性地忽視或弱化這位女性人物對我們理解艾略特（特別是他生平資料十分缺乏的后半生）的重大意義。

這些是我喜愛這本書的原因。可以說是這本書帶我進入了艾略特研究的世界，對它的翻譯也伴隨著我讀博士期間對艾略特研究的進一步探索。我在閱讀的時候，經常默念、玩味其中的句子，想著如果能翻譯出來該多好，而這個機會后來真的來了。我在2014年的秋天接到這本書責編肖海鷗老師的翻譯邀請，翻譯了兩年，校對修改了一年，過程中也一直在寫博士論文，論文交上后就去寫譯后記了，寫了一個月。接到翻譯機會的時候，我正在佛羅倫薩旅行，在青旅一早收到郵件，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因為過于激動，還詢問肖老師“我是在做夢嗎？”她寬慰我說，這是真的。

宋阿曼：這部傳記的翻譯算是比較有挑戰(zhàn)性的嗎？翻譯過程中有哪些部分或者階段讓你印象深刻？

許小凡：是有挑戰(zhàn)的，解決這些挑戰(zhàn)也是快樂的。挑戰(zhàn)來自幾個方面。首先是長，像長跑。同時，風格的層面也有挑戰(zhàn)。高度文學化的表達比比皆是，需要準確地理解，同時，我的目的是盡可能地讓自己變得透明，讓原文的光芒透過來，盡可能地動用最貼切的中文詞匯、表達和句法，讓原文的風格在中文里得到模擬。當然，原文的風格也很多元，各種引文，比如艾米莉·黑爾不同時期的書信、薇薇恩的書信和口語表達、伍爾夫的引文、讀者的來信……這些都有各自不同的語氣，也希望這些比較微妙的不同能夠反映在譯文中。

傳記中詩歌作品的翻譯也比較費功夫。戈登援引的不少早期少作、殘章、草稿和諸如《波洛王》系列等比較俚俗的狎褻詩是以前沒有譯本的，艾略特的母親夏洛特的宗教詩也從來沒有被翻譯過。夏洛特的宗教詩體現了一種“布道者的力量”，其中高昂的激辯和沉痛的諷刺部分地被艾略特繼承了下來，但總的來說不管是詩的說教性還是形式嚴整的用韻，都基本屬于19世紀的情感結構與方法，跟艾略特本人還是很不一樣。比如戈登引用了她的長詩《薩沃納羅拉》里的選段：

自古教堂

都有木做的圣杯，教士教皇

都是黃金鑄成。而現在教士

變成了木頭，圣杯卻是金制，

這才更好掠奪窮人。

這幾句詩描寫教會的墮落，原文是莊嚴的英雄雙韻體，前四句韻腳整齊（old/gold，wood/good），并且第四行落腳的good是對gold似是而非的蹩腳模仿，這個good也因此有了諷刺意味，最后半句也就顯得驚心動魄起來。這種形式的莊嚴和整齊韻律因此和詩的意義是綁定的，也就需要在譯文中體現。翻譯這首詩的時候需要把語體“擰緊”，韻腳設法保留。而相應地，其他有的地方則需要松弛，比如這段引文上面不遠，就是艾略特早年《不朽的低語》草稿中的幾句詩：

只要媲媲特還活著

我就能勇敢又調皮

但在那再沒有頑皮把戲之地

我就把我的骨頭扔進她墳里去

根據戈登的考證，媲媲特（Pipit）是喚起艾略特童年時期純真回憶的一個人物，這幾句的原文在兒歌式的輕快活潑中輕描淡寫地提及死亡，形式的天真和死亡的陰影之間的張力對于表意很重要，也需要在譯文中有所體現。當然，這些都是韻律形式在表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例子，艾略特的很多詩，它的音樂性不通過傳統的韻律形式體現，也就不需要譯出韻來，需要另外的處理方式來體現它的現代風格，與上面這兩個例子區(qū)分開來。

翻譯的過程中，關于艾略特與妻子薇薇恩的第五章（也是關于《荒原》的一章）和第九章一度使我煎熬。這場婚姻的煉獄是如此膠著，戈登幾乎把這寫成了一出古典悲劇，艾略特逃離和尋求解脫的沖動如此真實，而薇薇恩被身體困住的憤懣、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才華和丈夫的愛一起熄滅的絕望，還有她孜孜不倦折磨丈夫的飽滿生命力的一體兩面，以及她讓艾略特最初著迷的那鮮活的魅力，也都那么真實，讓人嘆惋不已。除了這兩章，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還有關于《四個四重奏》的第十章，這一章像它貫穿始終的航海意象一樣廣袤、崇高而神秘，幾乎是傳記題材的出逃者。如果說艾略特非常擅長捕捉那些難以命名的情感、事物，并為它們賦形，那么戈登在這一章里充分展現了她最擅長的，勾勒艾略特難以名狀的完美沖動并為之賦形的能力。藝術家的肉體凡身和藝術的神秘在這一章中達成了完美的平衡。

宋阿曼：通過讀詩歌認識一個詩人與通過讀傳記認識一個詩人，也許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詩人找到那些完美的詞語使得自身完整，某種意義上，詩歌展示這種完整，為讀者呈現出一個高度審美整合后的個人世界。而傳記則首先是盡可能客觀地復活一個人，一個經歷種種考驗與磨練，有裂隙、有愛、有痛苦，將詩歌打碎了嵌套進生活，是對完美的反對。林德爾·戈登的視角與敘述方式，通過將艾略特的私人生活與藝術作品互作參照，來完成一種“對個人經歷的如實重構”，你如何看待這種“真實”：詩人與詩歌之間，以及人們普遍期待的傳記文體本身的真實。

許小凡：你說得特別準確，從作品進入還是從傳記進入，這是兩條很不同的路徑。這本傳記雖然有一定的自足性，但它其實還是要求對艾略特的作品和精神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和好奇。這本書的文本分析做得比較好，詩人的傳記其實也很難有別的什么路可走，這也往往讓人覺得作家傳記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但我益發(fā)覺得傳記其實需要史家筆法，或者說，它們對于史實的態(tài)度，與史學家和歷史小說家的共通之處應該要超過他們跟詩人的共同點。“事實是強有力的，但它卻并不穩(wěn)定”，剛剛過世的英國歷史小說家希拉里·曼特爾（Hilary Mantel）說過的話讓我印象很深。像歷史學家和歷史小說家一樣，在越多的事實當中摸爬滾打，就越明白事實與闡釋的可塑造性，以及諸多事實之間仍然漫長的、需要敘事來填補的虛空。不過傳記作者在處理一個詩人的傳記時，所獲得的距離權與其他處理史料的寫作也并不完全相同，或者說文本被當作一種史料，但也是一種特殊的史料，在具有優(yōu)秀文學批評能力的傳記作家那里，它能夠校準對生平事實的闡釋。比如說，這本艾略特傳第五章寫《荒原》，把《荒原》手稿諸多殘章的積累過程、文本細讀、艾略特婚姻悲劇的逐步展開錯綜地編織在一起，作為史料的文本、作為文學的文本和逐漸滲透進人生底色的婚姻日常相互佐證，如同對位結構精巧復雜的一曲賦格。

強調敘事的編織和闡釋的功能并不是虛無化事實，或者否定你說的人們普遍期待的傳記真實。相反，林德爾·戈登反復把傳記寫作者的工作比作“偵探”：尋求真相是頭等大事。這本艾略特傳不僅勝在敘事，還在于它扎實的考據：對于《荒原》手稿的挖掘和依據筆跡字體的先后排序、對詩劇《家庭團聚》幾易其稿的梳理、對艾米莉·黑爾和艾略特母親相關材料歷時30年從無到有的調查和搭建等等。這些都是優(yōu)美敘事之下隱藏著的真金白銀。不過，不管傳記多么依賴生平事實，真實事件的大量羅列并不構成傳記：特別是對作家傳記而言。事實的揀選、組合和再敘述，看似是加工，其實是迫近那個更高意義上藝術真實的努力。林德爾·戈登很坦誠，她承認自己的傳記不求“全”（inclusiveness）：雖然她在材料上下了扎實的功夫，但她在刪減材料以凸顯輪廓方面下的功夫也并不少，因為吊詭的是，對巨細無遺的渴望往往會傷及詩人真實全貌的呈現。她在最近一篇題為《傳記寫作的可能》的文章中引用了伍爾夫《傳記的藝術》中的一句話。伍爾夫，這位《羅杰·弗萊傳》的作者，也反對當時盛行的、要求傳記囊括一切生平事實的要求：“幾乎所有的傳記作家，如果他尊重事實的話，能為我們帶來的遠甚于往我們的箱篋中再多裝入一則事實。他能給予我們的是創(chuàng)造性事實，豐饒的事實，有啟發(fā)力和推動作用的事實。”戈登在2019年《小說界》對她的一次訪談中也說，她不相信傳記是一個客觀的體裁。換言之，裁剪的功夫和紡紗織布的功夫同樣是傳記作家施展才能的地方。我最近正好在讀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新的華茲華斯傳，他在序言中提到了類似的想法。他的傳記是“碎片化、時刻化、具有選擇性的”，這是他有意為之的，因為他需要聚焦于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迸發(fā)的那些時間節(jié)點。這種理念與戈登近似，但他們的敘事邏輯又各不相同，很有意思。

宋阿曼：“他構想得出一種完美的人生，也坦承那樣的人生無法為他所有”，“他身上圣徒與罪人之間的深壑”，林德爾·戈登所說的這種命定般的割裂與相悖奠定了這部傳記的基調，也體現出你所說的“同情的視角”，怎么理解這種視角？

許小凡：這種同情的視角，我把它理解為敘事者——至少在寫作的過程中——和詩人的心靈境遇貼得很近，幾乎是從詩人的心智內部書寫，以至于把艾略特讀厚再讀薄，最后從他人生的一系列選擇中提煉出一種一貫的模式。戈登非常“懂”艾略特，而并不是每一個艾略特學者都能做到這種懂：她基于自身相似的心靈構成，對詩人的一些行為做出直覺性的解讀和判斷，當然說這種判斷更真實或者更失真都有道理，我自己是比較信服的。戈登的這種內部視角還有另一個解讀的維度，那就是艾略特其實深嵌在她自己的成長經歷當中，并和她自己的母親緊密相聯。她在幾次訪談和講座中都一再提起，她熱愛詩歌的母親常年臥病在床，雖然并未受過任何專業(yè)的文學研究訓練，但擁有與艾略特非常相近的精神航程，而戈登之后的求學和深入閱讀、研究艾略特的過程，也一再驗證了她母親基于自己的精神體驗對艾略特的驚人洞察。對于成年后離開南非、定居英國的戈登來說，艾略特的詩毋寧說是她與母親、與自己的少年時期遙相感應的紐帶和密碼。

還有很多傳記更多從外部去寫，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是卡羅爾·克萊因（Carol Klein）寫的那本被罵得很慘的多麗絲·萊辛傳，跟傳主本身保持了明顯的批判距離，又對萊辛比較自我中心、任性和倨傲的那一面著墨很多。當時涌現出不少為萊辛立傳的作者，大多都是從訪談等公開材料入手的，以至于萊辛不得不創(chuàng)作一本自傳來“自衛(wèi)”。當然，批判距離本身不僅沒有問題，還是十分必要的。戈登這本艾略特傳也經常后撤幾步，冷靜地打量艾略特的社會主張（尤其是反猶思想）和家庭生活中的種種行為。萊辛這本傳記受到批評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批判距離，而是研究和論斷不夠嚴謹，對萊辛文本的分析也不深入，這比較致命。

宋阿曼：面對海量優(yōu)秀的英語文學作品，你有著怎樣的翻譯選擇與翻譯理念，可以談談嗎？

許小凡：我是初出茅廬的譯者，不敢說有翻譯理念，只能說有一個大概的方向。在譯完這本艾略特傳后，我先后嘗試了一些不同的翻譯題材，除了和朋友合譯了戈登的另一部女作家群傳《破局者》之外，還用英文譯過一些中文當代詩，也翻譯了阿莉·史密斯的小說和包括葉芝、文德勒在內的一些詩歌評論文章，目前在譯一本我喜歡的詩人安妮·卡森的詩歌隨筆集。這些大多還沒有做完。今后的翻譯還是希望尋找一些寫作方法、思路和語言上有新面貌的作品，為中文的創(chuàng)作世界帶來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