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廣東文藝終身成就獎獲獎名單公布，評論大家黃樹森之名赫然在列。我接到任務，為頒獎特刊撰寫一篇有關他生平、成就的人物小傳。說來也是因為和黃老師特別“有緣”。做了20年的文化記者、編輯，交往過的名人自然不算少，但在心目中，他卻是授業恩師一般的存在——碰面不多，但神交不絕，多年來積攢下的采訪筆記、通訊往復，保存尤為完整。時隔多年重溫，仍見字如晤，時時感受到一股思想活水的浩浩湯湯，一字一句發射出“脈沖”一般的強烈震感。

我曾經把這種隔代的“投契”，理解為文化地緣上的親近所致——他原籍武漢，而我是重慶人，渝漢方言、習俗本就沾親帶故，均是長江一脈的水陸要沖，遍地都是江湖傳奇。他素以眼光“毒辣”、思維“鬼馬”、敢于“嗆聲”、筆力“生猛”著稱，身邊人都習慣恭恭敬敬稱他一聲“黃老板”。在千里之外流行清蒸、白灼的嶺南，這紅油鹵湯里滾過的交情，自然顯得非同一般。

俗話說，不是猛龍不過江。“務實”，是廣東人的祖傳技能；而文化之類“務虛”的事業，就成了各界“過江龍”大顯神通的舞臺。黃樹森自20世紀50年代求學于中山大學以來，一直留在廣東從事文學編輯、文藝研究和評論事業。70年代末，在那個文化界春雷乍動、萬物啟蟄的年代，“黃樹森”之名開始頻頻見于全國文壇，勇批“文藝黑線”論，痛斥教條主義，為“香港電視”辯護，替“恭喜發財”張目，曾是內地率先引進港臺小說和新派武俠小說的“第一人”，正像其名，他親身見證了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的許多新潮流，是如何隨著舊體制的解體、舊觀念的湮滅而悄然萌動，從“咬破小孔”鉆出地表，直到構織為一大片繁茂蓊郁的南方人文“熱帶雨林”。

新千年后，他又牽頭主編《廣東九章》系列，借韓愈、蘇軾、梁啟超、魯迅等古今名人對嶺南的點評，深入探尋和提煉廣東“經濟強省”光環背后的“人文基因”，接著又把目光投向粵商文化、僑鄉文化……

1935年1月出生于孝感、今年已屆米壽之年的“黃老板”，做了一輩子替嶺南人文把脈、掘寶的工作，但某種意義上來說，其文風與個性仍深得故鄉風俗熏染，至少對于我這個從未實地造訪武漢的人而言，結識十余年來，竟慢慢從中摸索出一條通往鄂地精神秘境的私交小徑。

比方說，他向來反感“峨冠博帶”的學院式文章，厭惡套路、模板、空話、扯淡，講究“平常心、說人話”，正如洞房花燭夜就該直奔主題，繁文縟節只會勞神敗興，辜負良辰，這一風格頗為符合“九頭鳥”給予外人機敏、實在的印象；再如他縱橫文壇六十載，政、經、文、娛，都能施展輕功騰挪閃轉、去去就來，更練就了一門“蘭花拂穴手”，無論何許話題，抓、捏、鎖、拆，又快又準，頃刻間令人麻、啞、暈、笑。“板眼”之多，所涉之廣，四沖八達，既縝密又透氣，亦不啻為“九省通衢”之于人格相互參證的一重投影。

在廣東文化圈內外，流傳著由他總結出的一套“評論十八律”，包括：評論要像“公雞早叫”，搶占先機；要講求氣勢，“像武俠小說開頭的樣子”；還要時常改變打法，好比戀愛的招數；至于評論的標準，“唯一能確定的，就是它的不確定性，好比臭豆腐，他說臭不可聞，你解讀起來卻是‘另類的香’。”

大凡名嘴多半是老饕，“黃老板”也不例外，“十八律”中特別申明：評論的地點很重要，“在滿漢全席上談問題和在麥當勞里談，絕對質量不一樣！”

好幾次接受“黃老板”的親炙都是在飯桌上。話匣一開，照例是東西南北，無遠弗屆，萬事萬物都滋味入骨，樣樣可以拿來下酒。來廣東已經60多年，而他念念不忘的，還是母親做的一手湖北家常菜：藕夾、豆絲、糍粑、排骨藕湯、黃陂三鮮……

關于早年經歷，他寫過一篇《少小離家》的長文：他出生于“鐵路世家”，父親之后三代人很多都在鐵路系統就職，遍布機務、電務、車務、警務、測量等各個行當。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人就要打進武漢，父親決定帶著全家人“跑反”，一場持續十多年、地跨鄂、湘、桂、黔諸省的遷徙流離就此展開，光是小學就讀過六所，兜兜轉轉才在武漢畢業，然后在桂林讀完初中，在衡陽讀完高中。長途跋涉，饑寒交迫，不僅令他“頭頂生瘡、腳底流膿”，更是從小就見識到世相人心的斑駁紛繁。

“人生的三個終極恐怖：死亡、未知、孤獨。我的童年和少年，三者有了其二。”他這樣寫道，“火車的南來北往，列車上的三教九流，鐵皮車廂里的嬉戲打鬧，潛移默化中練就了我的‘鐵道江湖’，一早決定生命的道路和趨向——體面和尊嚴。”

直到1955年南下廣州，看到了紅棉、烏欖、炮仗花，就此平安落定，半個多世紀過去，“漂泊中的靈動生機，江湖中的忍耐適度，做人的獨立自由”，成為那場“淬礪”記憶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少了一端，便不完整。

十年前，他曾經受邀回武漢參加一個辛亥革命文物捐贈儀式，趁著行程間隙前往襄陽、武當、十堰、神農架、三峽探訪。最初離開湖北時，他才四歲，故鄉的山川草木幾乎都是陌生的，然而，他詫異于小時候母親教的童謠俚語依然爛熟于心；更意外的是，自己竟然還能操著一口湖北話跟人交談。

就在那次故地重游期間，兒時的記憶，風起云涌齊齊襲來。尤其是從武漢到襄陽途中，臨近出生地孝感，愈發讓他感到心緒不寧，血脈僨張。他清楚地記得，父親在逃難時，經常對他念叨：你是夏口人，母親是黃陂人。記得母親裹著小腳、穿著大衿衫、體態豐盈抱著一歲的他，在孝感火車站月臺上拍攝的那幅照片。一種強烈沖動，使得他在手機上輸入一段話，與親友共享：“過境孝感，此系俺娘生俺的地方。時為一九三四年臘月初六。”在襄陽，他起了個大早，穿家過巷，去找一種兒時吃過的“面窩”……

他驀然驚覺，生命的密碼、支撐、記憶，皆源于一種人之初的認同感，存在于體內深處，等待著在某一刻叩問之下蘇醒、明朗，直至戰栗。也許，一生的著作等身，一切的洞見和探求，撥開時代的層層疊映，際遇的順流逆流，最終都是遠行過后一場向著血肉母土溯源而上的漫長還鄉。

在那之后又過了十年，盡管已經進入“不問滄桑，只道天涼”的人生階段，但“黃老板”還是個容易“動情”的人，一不小心，就忘記了醫生和家人“喜憂兩忘”的忠告。他深深懷念母親生前的教誨：“你吃我的，是睡著吃；將來我吃你的，是站著吃”，提醒后輩勿忘“以孝為先”的家訓；而前兩年，他讀到了曾與海瑞齊名的清官陳瑸與康熙對話整理成的《天語下問》一文，有感于陳瑸對“正心誠意”的恪守及其今日的寂寥無聞，他一口氣寫下七八千字予以“怒薦”。

“家”與“國”，“孝”與“誠”，這些他試圖極力挽救的“記憶”，也成為理解黃樹森其人最重要的一行注腳。

想起他的“評論十八律”，位居其首的，是看似平常的四個字：“心懷誠意”——“讓人在夏天感到秋涼，瞌睡時給個枕頭，正要渡河而恰逢船來，好的評論便該如此。”

“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不知這位暮年的智者想起家鄉時，是否就像我此刻感念他的恩惠時一樣，聽見黃鶴樓上又飄來悠遠的笛聲呢？

（作者系南方日報文體新聞部副刊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