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11.5萬平方米的上海圖書館東館正式對外開放以來，成為申城文化新地標(biāo)，也正努力成為市民樂享其中的“書房、客廳、工作室”。其七樓特辟“館藏精品館”，將長期集中展示上圖館藏精品。

澎湃新聞獲悉，首展之一以“典冊琳瑯”為主題，系統(tǒng)展示從紙間書寫到勒石傳拓，從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代的鉛印、石印等技術(shù)更迭下的文化傳播之路，從一個側(cè)面呈現(xiàn)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發(fā)展脈絡(luò)。其中，堪稱“鎮(zhèn)館之寶”，翁同龢舊藏的宋刻本《長短經(jīng)》也在展覽之列。

上圖館藏宋刻本《長短經(jīng)》

《長短經(jīng)》，是唐代趙蕤撰寫的一部經(jīng)世致用之書。趙蕤字太賓，號東巖子，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盛唐時期學(xué)者。他博于韜略，長于經(jīng)世，卻避世隱居，唐明皇多次想征他去朝廷里做官，但都被他拒絕了。

對于趙蕤的名字，公眾稍感陌生，但他有一個十分有名的朋友——李白。趙蕤與李白并稱唐代的“蜀中二杰”，當(dāng)時更有“李白文章，趙蕤術(shù)數(shù)”的說法。

《長短經(jīng)》是一部借鑒先秦至隋興衰存亡，縱論“王霸機權(quán)正變長短之術(shù)”的雜家類書，多涉及權(quán)謀與馭人等內(nèi)容。全書分文、霸紀(jì)、權(quán)議、雜說、兵權(quán)五類，匯集了儒家、法家、道家甚至陰陽五行等各家的說法，這其實與戰(zhàn)國縱橫家的思想頗為類似。

“長短”二字，出自代表縱橫家學(xué)術(shù)的“長短縱橫之術(shù)”這個詞。縱橫家作為戰(zhàn)國的“諸子百家”之一，他們的思想不局限于一家之說，主要目的是通過自己的辯才，分析天下局勢，幫助列國稱霸。可見，縱橫家的學(xué)術(shù)十分切近現(xiàn)實，是一種“經(jīng)世致用”之學(xué)。

上海圖書館館藏的《長短經(jīng)》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版本，也是宋刻孤本。宋代雕版印刷興盛，宋刻本印制精美，版式疏朗，用墨講究，書法精妙，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收藏價值。明代高濂就曾評價：“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

由于宋刻本已有千余年歷史，能夠流傳至今實屬不易，存世極少，難得一見。在古籍收藏界，宋版書素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說法。

上海圖書館館藏的《長短經(jīng)》避諱至宋真宗的“恒”字，書中鐫有“杭州凈戒院新印”“凈戒院印”的刊記。這部書在宋代雖然刊刻過，但到了元、明兩代卻很少流傳，幾乎沒有見到過翻刻甚至抄本，直到清代才有人將它刻入?yún)矔?/p>

這部宋刻孤本清初時為徐乾學(xué)傳是樓收藏，后傳至勵守謙之手，恰逢乾隆皇帝詔修《四庫全書》，勵氏為《四庫》編修，他以館臣的身份進獻書籍，此本即所獻之一。

為了鼓勵各方進呈書籍，乾隆承諾如遇孤本秘籍，必將親筆題詠其上。這部《長短經(jīng)》的首頁就有乾隆三十九年御題絕句四首，可見他對這部稀世之珍的重視與喜愛。此本還鈐有乾隆三十八年翰林院戳記及翰林院滿漢文朱文方印，《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可知為《四庫》底本。

上海圖書館所藏的這部《長短經(jīng)》來自于翁氏藏書，此書是翁同龢在清光緒十三年得到的，在他的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載。翁同龢贊嘆這部書為“宋刻之極佳者”，然而價格也十分高昂，書商竟開價八百金，最后以三百五十金“巨價”收得。此后，這部宋本一直由常熟翁氏家族收藏。

“翁氏藏書”，是指明代以來生活在江蘇常熟之翁氏家族中翁咸封一支的藏書。翁咸封之子翁心存勤于搜羅，得到陳揆稽瑞樓等各家藏書，質(zhì)量已頗可觀。翁心存之子翁同書、翁同龢繼承前人的藏書事業(yè)，搜羅益富，考究益精，校勘益密。清末怡府主人書散，翁同龢收得部分精品，更使翁氏藏書品質(zhì)得到顯著提升。而他們的子侄孫輩，均能繼承先志，謹(jǐn)守藏書，不使失墜。翁氏藏書至今已歷六世，它們也成為一個難以分割的整體。

上個世紀(jì)四十年代，翁同龢后嗣翁萬戈先生將包括《長短經(jīng)》在內(nèi)的一批古籍善本帶到了美國。歷經(jīng)翁氏五世守藏，2000年，上海圖書館在上海市政府支持下以450萬美元從美國收購了晚清名臣翁同龢五世孫翁萬戈所藏的善本八十種。這部書最終隨著翁氏藏書一同落葉歸根，重回故國，入藏上海圖書館。

在翁萬戈所藏的八十種善本中，宋刻本達十一種，《集韻》《邵子觀物內(nèi)外篇》《長短經(jīng)》《重雕足本鑒誡錄》《會昌一品制集》《丁卯集》《嵩山居士集》等宋刻本均為孤本。

上海圖書館購回翁萬戈藏書，一大原因就是其中有清代怡親王府的舊藏。怡府主人弘曉是乾隆皇帝的兄弟，喜好典籍，所收大多為人間罕見秘本。當(dāng)年編纂《四庫全書》時，別人都奉乾隆之命進獻藏書，唯獨怡府未曾參與。于是出現(xiàn)世人皆以為失傳之書，而在怡府卻有收藏的情況。

然而，同治初年，因為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發(fā)動辛酉政變，將包括襲爵怡親王的載垣在內(nèi)的八大顧命大臣處死，怡府隨之沒落，藏書散落書肆。

當(dāng)時捷足先登買到怡府藏書的主要有四家，即山東聊城楊紹和海源閣、江蘇吳縣潘祖蔭滂喜齋、浙江仁和朱學(xué)勤結(jié)一廬以及江蘇常熟翁同龢均齋。滂喜齋的部分善本早在上世紀(jì)五十年代初就被上圖收得，結(jié)一廬的大部分藏書也在八十年代初由外家后人張子美先生捐贈給上圖，后翁氏藏書，包括宋刻本《集韻》《注東坡先生詩》《邵子觀物篇》等也為上圖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