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喃“野望”兩字，古典詩歌的風韻在唇齒間流轉，仿佛廣袤的鄉村大地也隨之鋪展于眼前。首發于《十月 ? 長篇小說》2022 年第 2 期的《野望》，正是一部書寫新時代氣象、新鄉村面貌的鄉土小說。作家付秀瑩敏銳地把握時代脈動，不僅延續以往作品構筑她魂牽夢縈的“芳村”空間，還更進一步立足于時間之維，觀照新時代歷史圖景下，鄉土社會的恒常與新變。

小說以二十四節氣為時間線索，圍繞芳村村婦翠臺家一年的日常生活展開。翠臺上有年邁獨居的老父親，下有前途茫茫的兒子大坡和女兒二妞，丈夫根來雖溫順敦厚，卻擔不起支撐一個家的責任。因此成為家中主心骨的翠臺，在操持瑣碎家務，維持鄰里往來關系的同時，還得應對猝不及防間便襲來的生活考驗。小說選擇從二十四節氣中的“小寒”為敘述起點，冰天雪地中翠臺和父親的嘮嗑看似平常，實則引出貫穿小說的“房子”問題。而這個問題延續到下一代早已生變，翠臺的兒子大坡與兒媳愛梨總因“是否要在城里買房”的問題鬧得雞犬不寧、烏煙瘴氣。隨著節氣更迭，屢變星霜，代際之間的鴻溝借“房子”可見一斑——“房子”不再是“家”的象征，不再是傳統鄉土社會安土重遷觀念的重要載體，也不再似根須般汲取著一方文化土壤之養料，而是成為了區分城鄉身份的物質基礎。以此燭照芳村，它的頹勢似乎無法阻擋。但新時代的春風吹拂而來，從鄉土社會到農民個體都沐浴著希望的陽光。經歷了外出打工不順、回村結婚后“啃老”的大坡，和父親根來趕上了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好時節，參與到養豬場的規模化經營中，逐漸成長為有擔當的男人；而愛梨本來難以從婚姻中獲得安全感，帶著孩子常住娘家，在翠臺苦口婆心的勸說下，她最終決定到臨近的廠里打工并擁有了自己的積蓄，和大坡也重歸于好。從小寒到冬至，近一年的時光轉瞬即逝，本來僅僅依賴翠臺一人頑強支撐的家，獲得了其他家庭成員的助力。正如小說引用古籍所言 ：“冬至，陰極之至，陽氣始生。”開篇憂郁沉悶的氛圍在此時已煙消云散，轉而氤氳新的生機。在這無盡輪回般的、恒常不變的二十四節氣之中，以芳村為縮影的一場鄉村新變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影響著鄉土社會中的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

《野望》延續了作家付秀瑩對于鄉土小說書寫的熱情，無論是地點芳村，亦或是翠臺、根來、香羅、大全等人物，都與她在 2016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陌上》遙相呼應，甚至在情節上也有連續性。在《陌上》中，作家試圖將芳村剝離現代時間的線性序列，以碎片化的敘述方式構筑一個自足的、恒常的鄉土社會，卻發現其內在結構正逐步解體，因此字里行間雖有著順應時代的平和氣韻，但難免籠罩著若隱若現的憂愁與猶疑。而 2019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他鄉》，作家將視線投向以城市為主的視域。從芳村到省城 S 城，再從 S 城到北京，主人公翟小梨每次空間位置的變化，都意味著一次對時間的重新丈量，對自我身份的探索。于是小說中不斷出現“時間開始了”，并通過具體年份的標注強化個體對時間的現代性體驗。縱觀作家長篇小說創作的脈絡，她近期創作的《野望》再次聚焦鄉土，似乎是對鄉土書寫的一種回歸，但這種回歸絕非意味著簡單的空間位移，而是作家經耐心且深沉的思考后，對恒常與新變更加深刻、辯證的書寫。

“二十四節氣”作為《野望》敘述的時間線索，它既是中國傳統農業生產活動的時間指南，也是農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時間節點。這種長期積淀的時節體系擁有往復更替的特點，但現代化帶來了進化論的時間價值訴求，于是現代 / 傳統，新 / 舊等二元對立的時間范疇被納入城市 / 鄉村等空間范疇中，對時間化空間的體驗便成為現代人的獨特經歷。因此，“芳村”所呈現出的兩種時間意識——一種是對恒常的堅守，另一種則是求新求變，展望未來，具體到人物身上，便形成鮮明的對比。對翠臺、根來來說，時節的造訪與自己扎根的這片土地息息相關，擎起家庭日常生活的絕大部分。不同的時節種植不同的莊稼，養殖家畜也因時節變換而各有千秋，至于小說隨著節氣變換勾勒的眾多民俗風情，則似畫卷般徐徐鋪展在讀者面前。比如雨水后的二月二，吃“閑食”的傳統內蘊著樸實的祝愿 ；白露之時莊稼成熟，家家戶戶便要忙著打月餅、趕集 ；大寒的芳村，冷意把它推向了冬的深處，但置辦年貨和喜事的增多則令臘月以來的日子都紅紅火火……傳統鄉土社會中，恒常是農時的根骨，是生活的筋絡，是翠臺、根來等農民堅守之所在。可現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沖擊下，所謂的恒常在求新求變的時間意識中被動搖了根基，無可避免地陷入尷尬的境地。比如當下的年輕人，吃“閑食”的悠然心境早已在高速運轉、 精確分割的時間中湮滅 ；莊稼成熟后只需由機器收割，轟鳴聲圈禁了寂寥的田間地頭 ；本應是喜氣洋洋迎新年的時節，愛梨和大坡夫妻間的小矛盾卻因愛梨娘家對彩禮的不滿，升級為兩家人火藥味十足的關系博弈，房子問題的陰影久久彌漫于雙方心頭。與翠臺、根來形成鮮明對比的大坡、二妞，城市將他們納入現代時間的線性秩序中，影響甚至改變了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大坡在工廠打工，日結工錢的方式和新奇便捷的網絡世界，令他即使失業歸家，也不愿繼承父輩農民的身份。“我不是懶，我就是不想種地。”這句話喊出了大坡對農民身份的拒絕，對秉持著傳統時間意識的鄉土社會的拒絕。二妞在城里讀大學，減肥的習慣、向往高學歷、暢游于虛擬網絡世界等特征將她層疊加碼，從而區別于傳統的鄉村人，進化論的時間價值訴求在她的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

如果說創作《陌上》和《他鄉》之時，付秀瑩對于兩種時間意識曖昧模糊的關系持有擔憂猶疑的態度，那么在《野望》中則更多充盈著恬淡豁達的心境。或許關鍵的時間節點在于 2017 年，中央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逐漸消頹的鄉土社會注入了新的生機，新的質素潛滋暗長。正如小說借翠臺的爹所言 ：“國家這么好政策，啥叫時氣？這才叫時氣。”新時代的春風掠過鄉村，走向荒蕪的鄉土社會又重煥生機。政策的大力鼓勵下，根來、大坡學習“公司加農戶”新養殖模式，豐富了家庭的經濟來源，關于是否在城里買房的問題也被淡化乃至淡忘 ；二妞決定大學畢業后回芳村，試圖為家鄉建設盡一份綿薄之力 ；還有城里的知識女性燕敏嫁到芳村后，和丈夫開辦幼兒園，支持鄉村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家從獨特的中國經驗出發，書寫中國故事，從而為處于弱勢地位的“恒常”覓得新的出路，探索兩種時間意識關系的和解之道。正如小說結尾以古典詩意的筆觸描繪“野蒿子”——這種在芳村最為平常的植物，冬去春來便將肆意生長，寄寓了作家對中國鄉土社會的愿景和信心。

波瀾壯闊的時代圖景中，作家站在城市眺望鄉村，這種空間隔閡反倒促使她始終懷揣對故鄉、對鄉土的眷戀，并不斷尋找彌合兩種時間意識裂隙的方法。她于恒常的時節流轉中著眼關鍵時間節點，以溫柔中見峻切的筆法書寫中國社會的正在進行時，從每一戶農家生活的跌宕起伏、每一個農民內心的蜿蜒綿亙中折射新時代、新鄉村風貌。

【劉燕，廈門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21級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