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關于女性主義的電影和書籍遍地開花，女性主義本身作為一個極具當下性的探討議題，范圍也越發寬廣。早年的女性主義話題還聚焦在兩性關系、婚姻與生育等問題，后來加入了女性平權思潮、社會地位的抗爭和討論，而今，探討的重心越來越轉向人的內部，回歸到女性自我的生命歷程本身，剝離了女性的層層社會標簽，展現其作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矛盾和價值。

從波伏娃的《第二性》開始，當代的女性主義話題聚焦在剖析女人變成“他者”的原因，由此悖論式地建立起的“女性意識”是極具社會屬性的，而我卻很渴望看到一本陳述女性作為“普遍的人”“具體的人”的書，它不控訴，不哀愁，不戰斗，它只需要誠實，要是溫柔一點更好。接著，我就看到了這本書：《暮色將盡》，英國傳奇女編輯戴安娜·阿西爾在89歲高齡時寫下的“自我之書”。

我有意識地不把《暮色將盡》當作女性主義文本來閱讀，讀完以后發現自己多慮了。這是一本關于生命的書。一個人老之將至，這個人決定用一種更寬闊的態度來看待和講述漫長的一生。只不過恰好，她是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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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917年的英國女人戴安娜·阿西爾，擁有超過整整一個世紀的生命長度。《暮色將盡》卻不是一本單純的回憶錄，不是自傳，更不是提供給年輕人的人生雞湯語錄，她既沒有事無巨細地描繪自己為主角的生活，也沒有給別人提供什么關于人生的建議，而是決定一股腦兒地說出關于生命歷程的大實話。

先來簡述一下阿西爾女士平凡又傳奇的一生。她生于一戰結束前一年，雖然家族有大莊園，但已經走向沒落。從此，女性的生活也將開始發生劇變。她的父親從小就教育她“你必須自己謀生”，這是阿西爾的前輩女性們從未收到過的忠告。她從牛津大學畢業后卻趕上了二戰，直至硝煙落定，她因機緣巧合和興趣參與到短暫情人也是一輩子的好友安德烈·多伊奇的出版社的創立計劃中，從此開啟了五十多年的編輯生涯。

作為“20世紀最杰出的編輯之一”，阿西爾發掘了V.S.奈保爾、簡·里斯，并做過諾曼·梅勒、約翰·厄普代克、西蒙娜·德·波伏娃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編輯。這些在文學界響當當的名字絲毫沒有蓋過阿西爾的光芒。都說編輯是幕后英雄，然而僅是阿西爾從76歲退休后開始文學創作，并因此獲得科斯塔傳記獎等諸多獎項這件事，就足以說明她的能量之強。

但這不是一本講述“文學界那點事”的書，事實上這是一本毫無文學野心的書，它關注的主題是“凋零”，生命的凋零，生活的凋零，每個人都必須直接面對的老境晚景。當我們老去，我們會遭遇什么，以及如何平靜地等待死亡。

《暮色將盡》只有短短九萬多字，探討了變老和死亡、愛情與性、宗教信仰、老年人如何與年輕人相處、興趣愛好、閱讀和寫作、關于人生的遺憾等話題。是一本非常適合的睡前讀物，只手可握，精裝硬皮小開本，很符合阿西爾寫作此書的調性——事實上人生大同小異，能說的就那么多，“唯一真正了解的只有自己”，經過了足夠漫長的歲月，所有情緒的堆積、他人給予的傷害、缺失的選擇，都已經過濾干凈，只剩下足夠自愛的、濃縮成小小精華的自己。

阿西爾一生未婚未育，終生和文字打交道，直至暮年，人書俱老，絲毫沒有陳腐氣息。她的自述有一種英國人特有的絮叨和自嘲，但絕對不會讓你討厭，因為每一個字聽上去都那么一針見血。她實在坦誠得太可愛，例子不勝枚舉。

比如，談到兩性關系，她說自己從四五歲就開始戀愛，愛情伴隨一生，直到近七十歲時最后一個戀人心臟病去世，她的荷爾蒙激情才開始消退。回顧自己的情史，她坦言自己“盡管年輕時經歷了這么多浪漫愛情的風風雨雨，到現在我才意識到自己最合適的角色顯然是做第三者”；在談到如何處理和有婦之夫的情人巴里之間的親密關系時，她又痛快地說了心里話，“因為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知道無論如何，總會有另一個人為他洗衣做飯，我可以享受愛的果實，卻并不需要在廚房里艱苦努力。”

談到許多女性羞于啟齒的兩性體驗時，她用親身體驗來總結，“女人的自我常常泯滅于性活動之中，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才慢慢找到性以外的自我存在，有些人永遠找不到。”阿西爾從很久以前就開始思考有關自我的問題，思考獨身、未育對她的影響，而這種思考的清晰程度，是在她的性欲完全消退之后才產生的。這樣誠實得似乎有點殘忍的領悟，想必會觸動許多有人生閱歷的女性。

更進一步挑戰主流認知的內容，是她對生育的理解。阿西爾曾有一段時間想要孩子，還流過產，這樣的缺失本來對女性來說是無法繞開的傷痛，然而她為自己的感受感到吃驚，“我并沒因為沒有孩子而感到遺憾。”在高齡流產后，她蘇醒過來的第一反應是：我還活著！我感受到完整的自己。

她坦然地寫道，“我內心確實有一個頑固的自私的節點，讓我小心翼翼地避開需要我奉獻全部自我的任何事情，比如母親需要將自己全部奉獻給孩子。”面對生命難題，阿西爾接受身體的本能反應，主動松綁道德指責和社會責任對精神世界的干預。

既然叫做“暮色將盡”，那么有相當多篇幅闡述對衰老和死亡的看法，也是題中之意。阿西爾對周圍人恐懼衰老、恐懼死亡的逃避態度不以為然。作家簡·里斯害怕變老，為了逃避變老這個事實，她總是揚言要做許多非理性的事，比如把頭發染成鮮紅，在床頭柜抽屜里備下安眠藥，隨時準備在不堪忍受衰老病痛時吞下。諾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蒂挑戰死亡的方式是：寫了兩大本格言集來宣稱自己“拒絕死亡”，這讓阿西爾覺得忍無可忍，愚蠢至極。

在阿西爾這里，“我們非常清楚生命是依照生物規律而不是個體規律運作的，個體出生、長大、生兒育女、調零死亡讓位給后來者。不管人類做著怎樣的白日夢，也無法幸免這樣的命運。”與其把時間徒勞地浪費在抗拒衰老和恐懼死亡上，不如把精力用在思考如何體面地走向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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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女人是如何度過自己從70歲退休往后的“凋零人生”的呢？其實這部分并不新鮮，和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女性類似，阿西爾在晚年借助園藝、畫畫、閱讀等方法來充實生活，并從中得到了新鮮的生命熱情。所不同的是，她發掘了自己寫作的能力，開始時還只是小打小鬧，寫寫短篇小說和書評，后來就一發不可收拾，最終在九十多歲時出版了合集《人生課堂》（包含《暮色將盡》《長書當訴》《未經刪節》《昨日清晨》四本），拿下了諸多獎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賽道上，阿西爾從編輯變成了一個作家，對她來說這是出乎意料的事，但這卻讓她對生命的沉思變得歡愉。

這本小書的最動人之處，是洋溢在字里行間的一種達觀態度。也許很多人會說，經歷過人生風雨的老人表達的樂觀主義，缺失各種細節，并不值得信任。誠然，阿西爾是幸運的女人，她非常清楚。她擁有家族的長壽基因，自己沒有嚴重的慢性病，受過精英教育，有熱愛的事業，充滿魅力的情人，忠誠的朋友，沉迷的興趣愛好……但是真正讓她變得幸運的是天性里的達觀。她在書里說盡了死亡和病痛，描繪母親臨終的狀態，愛人巴里被糖尿病綜合征折磨的最后時光，說了那么多，卻沒有將人生的主題導向虛無。

有兩個女人，可稱為阿西爾人生的“指路明燈”。一個是叫瑪麗·路易斯的畫家，作家卡內蒂曾經的情人。她生活在類似與世隔絕的狀態中，照顧母親。高壽母親和情人卡內蒂都近乎耗盡了她的生命，然而阿西爾卻發現這個女人毫無空虛之感，不管經歷怎樣的苦難，只要談論起自己愛的繪畫時，就有一種天真的純粹熱情，這種純粹為她抵擋了空虛的誘惑。

另外一個女人是捷克裔英國籍鋼琴家愛麗絲·赫茨-薩默，110歲辭世的長壽女人，猶太人納粹集中營幸存者里的最年長者。阿西爾閱讀她的訪談錄，發現她和瑪麗擁有某種共通點，“她沉醉于生活的美妙之中……她身上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好運，天生就具備強有力地朝向樂觀主義的本性，不論經歷了怎樣的際遇，她依然會這樣說：‘生命是美麗的，如此美麗。而一個人越老，就越能察覺到這一點。’”

阿西爾從她們身上得到了莫大能量。當這些東西轉化成她自己的智慧，因為時間的沉淀，這些領悟也煥發出更驚艷的光彩。《暮色將盡》寫于人生暮年，阿西爾知道自己所剩時間不多，可一本寫老去的書一定要以嗚咽收場嗎？當然不是，她說，“在這個年紀回頭看自己的一生，雖然人的生命與宇宙相比如白駒過隙，但從自身的角度，它卻依然令人驚異地寬闊無比，能容下許多相互對立的不同側面。”

死亡雖然對每一個人都那么公平，但生命本身的寬闊和多樣足矣。阿西爾一直相信存在的意義。“即便將死的人，依然充滿了生機，自我依然鮮活地存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