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引言

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魯迅作品就已跨越國界，開始了在廣闊的世界文學場域的旅行。魯迅不僅是域外文學資源的容受者，也是世界文學的創造者。因此，學者一方面探究世界文學對魯迅的影響，同時也開始關注魯迅作品在世界文學系統中的傳播和接受情況，并始終對“世界文學中的魯迅”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早在1977年，戈寶權先生就發表了題為《魯迅的世界地位與國際威望》的文章。1981年，他的專著《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出版，該著以翔實的資料，從魯迅與外國作家的友誼、魯迅著作的翻譯以及外國作家對魯迅的評價等角度，較為全面地論述了魯迅的世界文學地位。1994年和2014年，中國魯迅研究會先后舉辦了“世界文學中的魯迅”和“世界視野中的魯迅”國際學術研討會。綜合來看，魯迅文學的世界性、魯迅作品在域外的傳播、海外魯迅研究等，是被討論最多的話題。

然而，世界文學選集作為一個考察“世界文學中的魯迅”的絕好觀測點，卻還未能得到學界的足夠關注，而考慮到選集獨有的權威性以及在教學中的重要位置，世界文學選集對魯迅的呈現方式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興趣和關注。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凡選本，往往能比所選各家的全集或選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世界文學選集絕不僅僅只是民族文學的簡單合集，它可以被看作一種特殊的文學史，是作家作品經典化的重要方式。它既是學者案頭的參考書，也是學生手中的教科書，其影響十分廣泛。因此，考察世界文學選集對魯迅文學世界的繪制，無疑有著重要意義。鑒此，本文將透過世界文學選集一窺“世界文學中的魯迅”。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為“魯迅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提供確定的答案，而是希望描述魯迅在世界文學選集中的面貌。我們所關心的是，魯迅文學中的哪些質素是他得以入選的原因？世界文學選集建構了怎樣的魯迅形象？魯迅文學世界的哪個（些）側面被凸顯了，哪個（些）側面又被遮蔽了？這對于世界讀者理解魯迅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助于豐富和深化我們對“世界文學中的魯迅”的認識。

在眾多的世界文學選集中，我們擬選取二十一世紀之初出版的三部較有代表性的著作進行比較分析：薩拉·拉沃爾（Sarah Lawall）主編的《諾頓世界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6 vols．，New York:Norton，2002，下稱《諾頓》）、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主編的《朗文世界文學選集》（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6vols．，New York: Longman，2004，下稱《朗文》）和保羅·戴維斯（Paul Davis）主編的《貝德福德世界文學選集》（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6vols．，Bedford—St．Martin’s，2003，下稱《貝選》）。之所以選取這三部選集，一是因為編者均為世界文學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二是三部文學選集均是英語世界絕大部分高校世界文學課程普遍采用的教材，影響深遠。再者，所選三個版本均出版于新世紀，因此吸收了域外魯迅研究的最新成果，體現著世界對魯迅的最新認識。

二、選與編：粗線條的魯迅畫像

三部選集中，《諾頓》歷史最長，早在1956年，美國諾頓公司就推出了《諾頓世界杰作選》(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但是早期的《諾頓》版卻有些名不副實：雖然被冠以“世界”之名，《諾頓世界杰作選》卻只收入了西方作品，而東方文學則作為“附庸”單獨成冊。換言之，當時的“世界”被等同于西方。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邊緣”成為被關注的中心，后殖民主義、解構主義等成為學術界的熱點以及多元化呼聲的日益高漲，這種西方和他方（The West and the Rest）二元對立的、本質主義的世界文學觀越發不合時宜。由此，在新世紀前后，《諾頓》也不得不“打開經典”，收入了大量的非西方作品，魯迅也正是借此契機首次進入世界文學選集。《朗文》和《貝選》由于是在新世紀才首次推出，而此時，強調民族文學交流互動的新的世界文學觀已成為學界共識，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將東西方文學共同納入敘述。

本文選取的三種選集的第六卷均聚焦20世紀世界文學，《諾頓》和《朗文》選擇魯迅和張愛玲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貝選》則選擇了魯迅和北島，魯迅是唯一一位同時入選三部選集的中國現代作家，且位置靠前，這與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正如鄧騰克（Kirk A.Denton）所言：“如果中國現代文學要在真正意義上拓展世界文學經典，而不僅僅是被匯入世界文學，就必須從魯迅開始。”

三部世界文學選集的編寫體例與一般的文學史非常相似，主要以時間為線分時期介紹。在具體介紹作家作品之前，選集首先會對該時期世界文學的概況、主要文學思潮的發生以及傳播等問題做一總體梳理。每個作家的介紹由“文本”和“副文本”兩部分構成。“文本”即所選作家的代表作品，“副文本”則主要包括作家的生平簡介、作家藝術特色的概括以及對所選作品的解讀等。選集“副文本”往往體現著選家的闡釋框架，而在特定闡釋框架支配下所選擇的作品，必然會反過來印證這種闡述的合法性。選家正是借助無聲的選擇和有聲的闡釋，塑造作家的形象，并繪制出作家的看似“自足”的文學世界。下面，我們從副文本和文本兩方面對三部選集呈現魯迅的方式做對照梳理。

《諾頓》對魯迅的介紹有一個耐人尋味的開頭。在介紹魯迅個人的生平和文學成就之前，編者首先對中國現代文學做了一個整體判斷。編者認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在努力將自己從沉重的、令人壓抑的過去中解放出來，試圖找到一個獨立于傳統文明的中國文化身份。事實上，這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一直以來的核心關切。”雖然20世紀初西方文學被大量譯介到了中國，但在編者看來，西方文學模式在當時的中國文人那里只具有“反傳統”的“工具之用”，因為“許多中國作家并沒有在西方模式中找到新的藝術的可能，而只是在其中尋求改變其文化或剖析中國文化遺產問題的手段”。這里的論述雖然沒有直接指向魯迅，但卻絕非無關緊要，而是為接下來闡釋魯迅定下了基調。首先，可以看出，編者并不是把魯迅作為一個個體，而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來加以觀照的。換句話說，魯迅被當作中國現代文學的——而不僅僅是他自己的——代言人，這即意味著，魯迅與中國現代作家群所分享的共性會被凸顯，而他獨有的個性則無法充分呈現。其次，編者將“反傳統”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底色，這也就決定了，被選為中國現代文學代表的魯迅及其作品也必然會被置于“反傳統”的框架下來解讀。于是，魯迅的小說被認為“是對一種徹底失敗了的文化無情而荒涼的寫照”，在魯迅的筆下，“就連辨別善惡的能力也被這種（文化的）惡給侵蝕了”，從魯迅的作品中，讀者能夠感受到“他對傳統文化深深的憤怒”。編者雖然提到了魯迅接受過傳統教育這一事實，但卻是為了將其作為批評的靶子：“有時候，他會在自己的小說中展露這方面（古學方面）的功底，但總是被他的反諷技巧大大削弱了（undercut）”。而魯迅轉向古典文學研究的原因，在編者看來也只是“為了自保”。因之，不難看出，《諾頓》著意塑造的是一個“反傳統斗士”的魯迅形象。

從鞭撻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解讀魯迅，盡管并不完全錯，但問題在于，這種簡單化的解讀遮蔽了魯迅對傳統繼承的一面。魯迅“反傳統”的一面在編者選擇的《在酒樓上》和《狂人日記》中是有所反映的，但是在古今雜糅的《故事新編》那里就很難成立了，這恐怕也是《故事新編》無法入選的原因。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非常復雜，但新與舊絕不是魯迅稱頌或批判某一文化現象的標準，魯迅在批判舊文化和舊文學的同時，也不無對其中有益成分的擇取，即所謂“將彼俘來”“自由驅使，絕不介懷”。《諾頓》編者對魯迅及其作品的解讀似在突出其與傳統的“斷裂感”，且頗有些用力過猛，這種簡單化的處理必然會導致對魯迅的片面性認識。

與《諾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朗文》對魯迅的闡釋取的是“個體”的角度。《朗文》的魯迅介紹部分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編者沒有對所選文本進行解讀，而是用較大篇幅交代了對魯迅文學道路產生過影響的重要事件，比如魯迅接受的古典教育、家庭的變故、在日本失敗的文學活動、幻燈片事件、魯迅對新文學的貢獻等。這種書寫方式與編者的編寫理念密切相關。主編大衛·達姆羅什表示：“在作家介紹方面，我們的目標是以容易理解的方式為讀者提供重要信息。我們既不會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跟讀者講述，也不會用大量難以消化的信息讓讀者無從下手。我們的介紹不追求全面，而是力圖為讀者提供進入文本的方式以及文本與外部的聯系。我們的注釋是簡明的、信息性的，而不是龐雜的、解讀性的。”然而，也許是為了幫助讀者找到進入魯迅文本的“正確方式”，編者在最后還是對魯迅文學的特質做出了解讀性的總結，與《諾頓》一樣，這一總結也涉及魯迅與傳統的關系，所不同的是，《朗文》的解讀更為辯證。編者認為：“這些作品（《吶喊》和《彷徨》）中反復出現的主題總是以志在徹底改變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境和矛盾為中心的。他（魯迅）雖然意識到中國傳統思想和做法的缺陷和惡習，但卻既不愿徹底否棄它，同時又對烏托邦式的改良能否真正帶來積極的變革深感懷疑。對于寫作能否真正掌握并傳遞真知、知識分子能否真正和普通大眾交流這類問題，他也存有疑慮。這些問題終于讓他在1926年徹底放棄了小說創作。”可見，《朗文》為讀者呈現的是一個“一團矛盾”的魯迅，編者設定的這一“認識裝置”也直接體現在了魯迅作品的選擇上。

《朗文》的選文頗有些出人意料，但若將“一團矛盾”的魯迅形象和這一形象對選文的規制作用結合起來看的話，編者的良苦用心是顯而易見的。《朗文》選取的第一篇作品既不是開中國現代文學先聲的《狂人日記》，也不是在國外流傳最廣的《阿Q正傳》，而是魯迅披露心跡的文章：《〈吶喊〉自序》。《自序》開始時呈現給讀者的無疑是一個絕望的魯迅，這種絕望既來自因“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的孤獨感，也來自“鐵屋”理論所揭示的對啟蒙有效性的深深懷疑。《自序》最后，我們又從作者的“不免吶喊幾聲”中聽到了些許希望，雖然對于當時已開始逐漸進入“彷徨”期的魯迅來說，這希望并非主動發自內心，而只是為了不致“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自序》中在絕望與希望之間搖擺的“我”，無疑十分契合“一團矛盾”的魯迅形象。《朗文》另外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選擇是被成仿吾稱為“拙劣的隨筆”、但被魯迅收入小說集《吶喊》的《一件小事》，即使在國內的現代文學史教程中，《一件小事》也從來不是文學史家重點論述的對象，所以，《朗文》編者從魯迅作品中選擇這么一篇相對“小眾”的小說，自然不會是出于隨意。其實，《一件小事》之所以得以入選，恐怕主要還在于，小說中“我”對車夫的誤認能很好地說明編者強調的、魯迅對“寫作能否真正掌握并傳遞真知、知識分子能否真正和普通大眾交流”表示懷疑的一面。

與《諾頓》和《朗文》不同，《貝選》主要不是從魯迅與傳統的關系來解讀魯迅，而是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敘述視角：魯迅與革命。這從介紹部分的小標題似乎就能說明問題。在開篇簡要介紹了魯迅的出身和棄醫從文的經過后，編者分三部分來論述魯迅的文學活動，每部分的小標題分別為“革命的一生”“政治小說”和“《阿Q正傳》”。其中，“革命的一生”部分尤其值得注意。該部分共兩段，第一段是對幻燈片事件的講述和對《狂人日記》的解讀。第二段編者筆鋒一轉，開始介紹魯迅的革命活動以及和黨派的關系，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盡管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二戰后掌握政權之前，魯迅已經去世了，但他被這位中國共產黨領袖封為中國革命的精神導師”，“他組織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躲避政治迫害期間以不同筆名寫下了600多篇散文”。此外，《貝選》在頁面的空白處設置了重點提示。魯迅部分共有四處重點提示，其中三處涉及魯迅與黨派的關系。第一處是魯迅1930年9月24日攝于上海的照片，照片下面配有說明文字：“作家魯迅深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尊崇。”第二處重點提示轉引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的評價，即：“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民族英雄。”另一處引文則出自美國著名學者Daniel S.Burt，他說：“魯迅被當做民族英雄，被中國共產黨經典化，被尊為中國革命的智識源泉，為毛澤東培育了意識形態土壤。”以上引文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暫且不論，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編者的介紹集中在了政治黨派對魯迅的激賞以及被追加于魯迅身上的革命意義，但魯迅自己的立場卻始終是缺席的，魯迅與左聯之間的復雜關系也被遮蔽了，這就給讀者一種單一的“魯迅主動配合政治革命”的印象。由此，一個“政治革命化”的魯迅形象躍然紙上。無獨有偶，《貝選》對選文《阿Q正傳》的解讀，也頗帶些革命色彩。編者認為，《阿Q正傳》“揭露了青年‘革命黨’人的虛偽，他們處決阿Q是為了給人一種他們在維護法制和秩序的假象。中國革命前夕的各種敵對力量都在這里：對所處社會不甚了解的不幸個體；無力自保的舊秩序；將要誕生的、稚嫩的、膚淺的、無法主持公道的新秩序。《阿Q正傳》并沒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它是對錯誤的社會革命主張的審視，沒有哪個群體能逃脫被諷刺的命運”。

“革命”的確是魯迅世界的關鍵詞之一，但是，魯迅所投身的革命并非單純的政治意義上的革命，魯迅的革命觀從根本上來講是一種人的解放的觀念，是以“立人思想”為主體內容的，這種革命觀與以奪取政權為前提、以國家政權的力量為主體的政治革命觀有著本質區別，雖然兩者在反對專制、反對帝國主義等方面不無一致性。對于魯迅革命觀與政治革命觀既部分重合又本質不同的關系，學術界已達成共識，在國內的文學史書寫中，“革命的魯迅”也經歷了從最初的“賦魅”到后來的“祛魅”過程。因此，《貝選》對“革命的魯迅”的呈現失之簡單而片面。

概而言之，對于同一個魯迅，不同的世界文學選集塑造了殊異的魯迅形象。其實，作家的性格、創作具有多面性，魯迅更是如此，但三部選集都不同程度地放大并簡化了魯迅的某個主要特征，最終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漫畫化的、粗線條的魯迅形象。而世界文學選集的目標讀者對有關魯迅的知識儲備相對不足，因此，選集內文本與副文本共同構成的、具有互證合法性的“話語場”，會有效組織目標讀者對魯迅的認知，最終，選集塑造的漫畫化的魯迅形象會在讀者那里產生定型化效應。

三、教與學

除了考察選集對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呈現方式之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是選集有關魯迅部分的教學設計。

《諾頓》為每冊選集配備了教師指導用書，其中不僅提供了關于每篇選文的背景知識，還列出了解讀文本的多重視角。比如，編者首先提請學生“比較魯迅為了改良社會所采用的敘事策略和其他受政治動因的作家有何不同，例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普列姆昌德、小島信夫、納丁·戈迪默、亞伯拉罕·B·約書亞等”，并讓學生思考直接的勸誡、個人回憶錄、反諷寓言以及其他策略激起讀者道德反應的不同方式。其次，編者還將《狂人日記》和《在酒樓上》與艾略特的《荒原》以及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相比較，認為他們都試圖重估過去對現在的影響，讓學生比較“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對美好時光的懷舊和魯迅對一種需要與壓抑的過去決裂的文化的描述”。再次，編者提出通過比較《秋夜》中小花的擬人手法和海涅《孤杉立高寒》（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中對松樹的擬人化，辨析德國浪漫派視角和現代中國視角的不同。此外，編者認為“斯威夫特《一個溫和的建議》和《狂人日記》中所譴責的“食人主義”的并不完全相同，因為“有關食人的言說存在于中國的民間故事。因此，魯迅筆下的狂人也許是患了妄想癥，但他的恐懼并非毫無根據。相比而言，斯威夫特則是在隱喻的使用”。

《朗文》雖然也編有教師指導用書，但依然堅持盡量“不介入”文本解讀的做法，只是引用夏志清的“感時憂國”說以及鄧騰克的論文《雪中花：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困境》，簡要論述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背景。《貝選》則設有“聯系”（connections）板塊，將與選文有關的作品和問題提示于此。編者認為，和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薩姆沙、契訶夫《櫻桃園》中的貴族們以及阿契貝《瓦解》中的奧貢喀沃一樣，阿Q是自己所不能理解的社會力量的犧牲品。編者提出思考角度是：“人物對社會的不解帶來了什么結果，是喜劇性的、悲劇性的還是令人同情的？”編者還將阿Q與斯威夫特筆下的格列佛以及伏爾泰筆下的贛第德相比較，認為他們都是天真而輕信的，而“阿Q的天真更凸出了壓迫他并最終毀滅他的社會力量的殘酷”，但在編者看來，與魯迅相比，斯威夫特和伏爾泰對他們所諷刺的社會持有更為積極的社會愿景，編者的問題是：“每個諷刺家對他們所批判的社會弊病開出了怎樣的藥方？”

綜觀世界文學選集對魯迅作品的教與學，可以見出以下幾個突出特點：

第一，廣闊的比較視野。進入世界文學選集，使得魯迅有了與來自不同文學系統的杰出作家并置閱讀的機會，魯迅作品被置于一個完全不同的參照系，編者的視野自然不會囿于中國文學或者東方文學內部，而是拓展到了極為廣闊的世界文學場，這為認識魯迅提供了一個“他山之點”。

第二，重技巧而輕思想。在引導學生進入魯迅作品時，編者似乎更傾向于提醒學生注意魯迅作品的形式特征（如敘事策略、諷刺手法等），而對于魯迅思想對他作品產生的影響關注不足，這一點在上述問題設計中均有明確反映。

第三，重“平行”而輕“影響”。編者們似乎遵循的是以平行研究為主導的世界文學教學觀，對于探究作品之間的影響關系并不熱衷。將魯迅與亞伯拉罕·B·約書亞、納丁·戈迪默、阿契貝等相比較，就是這方面的典型體現。這從一個側面表明，編者更為注重不同的民族文學中所表現出的相似性，以作為某一時期宏觀性文學史的一般性，或者說世界文學的普遍性的印證。

四、魯迅文學的復雜性與世界文學選集的局限性

魯迅作品被選入世界文學選集無疑意味著對魯迅經典作家地位的肯認，這對于擴大魯迅在世界文學場的影響有著積極意義。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文學選集中的魯迅卻多少有些變形，呈現在世界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個失真的魯迅形象。可見，世界文學選集并不是萬能的，而總是一種妥協的結果，有著自己的局限性。就世界文學選集對魯迅的呈現來看，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1）翻譯使得原作的美學價值無法得以充分展示；（2）編者對文類“正宗”的堅持使得魯迅雜文無法進入他們的視野；（3）選集特定的敘述邏輯影響著選家對作家作品的選擇和闡釋。

第一，被翻譯的魯迅文學。

世界文學依賴于翻譯，正是借助翻譯，民族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流通和傳播才成為可能。同樣，任何一部世界文學選集必然是由原作和譯作組合而成，選集中那些經過語言轉換的作品，其藝術魅力無疑將有所流失，魯迅的語言個性較強的作品就更是如此了。這里我們以《狂人日記》的序言翻譯為例予以說明。《狂人日記》的“小序”是淺近的文言文，而“日記”是白話文。對于中文讀者來說，這種語體差異是很容易分辨的。然而，在《朗文》選用的楊憲益和戴乃迭（下稱“楊氏”）英譯版本中，序言和正文卻用的是相同的語體，英語讀者顯然無法感受到“小序”和“日記”在文辭上的強烈反差。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將從語言到內容極具反叛性的正文置于循規蹈矩的序言之下，必然有著語體之外的更深層次的用意，正如有學者注意到的，“文言與白話矛盾對峙的結構實際上是新文化與舊文化、新道德與舊道德兩大不同的文化陣營、兩大不同的價值世界尖銳對峙結構的‘代數’”，“序文結構不僅僅是文言與白話兩種不同的話語形式的對峙，同時也隱含著依順傳統與反叛傳統兩種價值立場的根本對立”。但在楊氏譯本中，由這種語體反差所帶來的張力則無從體現。《諾頓》選用的威廉·萊爾（William Lyle）的譯本試圖再現原作語言上的層次感，他用高雅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文辭來翻譯“小序”，而用大眾的日常語翻譯“日記”。雖然萊爾的處理并不一定能產生和原作完全相同的美學效果，但這種陌生化的手法必然會引起讀者的注意，進而促使其思考形式背后的深層含義。

然而，讓人不解的是，萊爾的譯文刪去了序言的最后一句：“至于書名，則本人愈后所題，不復改也。”但這一句又絕非可有可無，相反，它對理解故事中的反諷至關重要。點名書名是狂人愈后所題，表明日記的題名者是回到了“正常”世界的“正常人”，而在此時的“正常人”看來，曾經的自己——也即日記的作者——是處于瘋癲狀態的，這是“小序”對“日記”的否定，是舊傳統的歸附者對挑戰者的否定。“狂人”被社會接納是以放棄與舊傳統的抗爭、接受舊秩序的收編為前提的，這也充分表明了舊文化同化力量之強大以及挑戰舊文化任務之艱巨。刪掉該句之后，原作的反諷效果難免大打折扣。

第二，被“窄化”的魯迅文學。

雜文是魯迅一生傾力最多的寫作，如何認識魯迅雜文，關乎對中國最有成就的現代作家的評價。然而，魯迅雜文從一開始就命運坎坷。時至今日，雖然沒有哪位國內的文學史家再會輕視魯迅雜文的意義，但在世界文學場，魯迅雜文依然難以得到認可，世界文學選集中始終沒有魯迅雜文的位置。三部選集在談到魯迅的文學成就時，無一例外將目光聚焦在了魯迅的小說作品，小說之外的文學成就則只是一筆帶過。《貝選》認為：“他（魯迅）的文學聲譽主要在于在1918到1935年之間創作的、后來收入《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三部選集中的26篇短篇小說。”《諾頓》的表述如出一轍：“他（魯迅）的名聲完全建立在發表于1918到1926年的25篇短篇小說。”《朗文》主編大衛·達姆羅什聲稱：“我們深知在不同的時代和地方，不同種類的作品被當作文學來看待，所以（在文本選擇上）我們采取了包容的態度，即以詩歌、戲劇和小說為主的同時，也會選取一些歷史類、宗教類以及哲學類的文本。”但魯迅顯然未能受惠于這種“包容性”：《朗文》選文均出自小說集《吶喊》。

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指出的是，首先，相比小說，魯迅的雜文被翻譯的較晚，數量也較少，影響力有限。其次，海外學者很少從藝術的角度研究魯迅雜文，而只是把它看作了解魯迅的文獻。再次，海外文學史家對魯迅雜文評價不高。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認為魯迅轉而寫雜文是“以此來代替他創作力的衰竭”，“他十五本雜文給人的總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恐怕在于魯迅雜文挑戰著編者們遵從的固有的文類秩序。這一點從各選集對“雜文”一詞的翻譯中就可見一斑。《諾頓》和《貝選》將“雜文”譯為“political essays”（政治散文），《朗文》則譯為“pointed essays”（尖銳的散文）。給essays額外添加定語，說明編者們認識到了“雜文”和《文學概論》中的散文不同，但用political或pointed來界定魯迅的雜文，則表明在編者看來，魯迅雜文之不同于一般散文，在于它政治性的內容或尖刻的語言。至于其美學價值，則并沒有得到編者們的承認。凡此種種的原因，使得魯迅雜文依然不入世界文學的樓臺，魯迅的文學世界也就難逃被“窄化”的命運。

第三，被想象的世界文學。

丹麥學者麥茲·羅森達爾·湯普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指出，“世界文學……從特定的方位看，它將始終是一種世界的文學”，美國學者珍妮特·沃克也認為，對于“什么是世界文學”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于是誰在定義世界文學，何時、何地以及為何”。換言之，雖然存在著一個由文本構成的世界文學的真實世界，但我們在談論世界文學時，其實是在談論從各自的視點出發所想象的世界文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世界文學選集的編撰過程是編者對自己想象的世界文學的敘述過程。由于編者們的世界文學經驗不盡相同，他們對世界文學的想象必然同中有異，他們敘述世界文學時所遵循的邏輯也必然有重合又有差別，選集對具體作家的呈現亦復如此。就三部選集對魯迅作品的選擇和闡釋而言，重合的部分通常是那些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普遍認可的作品，《狂人日記》就屬此類。選集之間的差別則主要是由于編者預設的敘述邏輯的不同，比如，《諾頓》選擇《在酒樓上》有利于凸顯魯迅與傳統的“斷裂”；《朗文》選擇《〈吶喊〉自序》意在呈現一個“一團矛盾”的魯迅。而那些對選集規整的敘述邏輯構成沖擊的文本則無法被納入敘述。比如，對于旨在展示20世紀“世界各文學傳統日益緊密的互聯性”的編者來說，地方和歷史特性較強的《故事新編》無疑是一個令編者們“感到不安”的存在，也因此在世界文學選集中難覓其蹤。可見，編者對作家作品的選擇和闡釋，受制于他們對世界文學的想象和預設的敘述邏輯。這就意味著，面對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全部復雜性，只有符合編者“議程設置”的部分才能進入編者的視野，因此，世界文學選集中的魯迅只能是一個似真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