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段崇軒，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文學評論家。1978年畢業于山西大學中文系，歷任山大中文系教師、《山西文學》月刊社編輯、主編，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西文學院一級作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1978年開始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學評論研究，著有長篇傳記《趙樹理傳》（合作），評論集《生命的河流》《邊緣的求索》《地域文化與文學走向》，專著《鄉村小說的世紀沉浮》《馬烽小說藝術論》，散文隨筆集《藍色的音樂》等十多種。專著《中國當代短篇小說演變史》，入選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趙樹理文學獎等獎項。

李蔚超，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執行主編。著有《批評的左岸》《魯院啟思錄》。

張定浩，生于安徽，文學評論家，《上海文化》副主編，著有文集《既見君子：過去時代的詩與人》《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詩》《愛欲與哀矜》《批評的準備及其他》等。

問：首先是劃界的問題。廣義的文學批評被納入文學理論研究的范疇。但我們有沒有發現，正是文學理論研究的穩定性抑制乃至貶損了文學批評的創造性活力？你同意這個觀點嗎？請說出理由。

段崇軒：“名不正則言不順”。當下文藝學或稱文學學，確實存在著概念模糊、混雜的現象，直接和間接帶來了諸多問題，學界也不去研究、辨析這些問題。有些年輕批評家壓根就不懂這些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美國那位被稱為文學理論教父的勒內·韋勒克早就說過一段話：“‘文學理論’是對文學原理、文學范疇、文學標準的研究；而對具體的文學作品的研究，則要么是‘文學批評’（主要是靜態的探討），要么是‘文學史’。當然，在通常的用法中，‘文學批評’往往也包括文學理論。我曾要求將這三種方法結合起來：‘它們之間關系如此密切，以至很難想象沒有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怎能有文學理論；沒有文學理論和文學史又怎能有文學批評；而沒有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又怎能有文學史’”。這段話可謂經典論述，直到今天依然沒有過時。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文學史，三個分支構成了完整的文藝學，其實稱“文學學”更科學，但更多的情況下被稱為文學理論。文學理論一旦形成就容易板結、滯后，對文學批評乃至文學創作，確實有阻礙、抑制的負面作用。應該說，正常的、健康的文學發展，文學學中的三個分支，理應相互激發、互動互為。譬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特別是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談文學理論必然會結合批評與創作，評論作家作品也必然會同時探討文學理論，理論與批評與創作可謂“骨肉難分”。但現在的情況是：文學理論自成一體，不理文學批評，也指導不了文學批評；文學批評自說自話，也不去思考理論，造成了嚴重的脫節、背反現象。我覺得這種現象必須改變。作為批評家一定要認真學習、研究文學基本理論，并努力運用到批評實踐中。作為文學理論家也要同時寫作批評文章，評論當下文學，使文學理論“接地氣”。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緊密結合，才會有文學學的振興和發展。

李蔚超：總不能一出了問題就歸罪到相關的事。我的印象里，在學院機制下，“廣義”的文學批評屬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里關注文學創作現場的學者，未必屬于文藝學學科。與此同時，文學批評也受文學體制和媒體組織、召喚，而這樣的針對新作、追蹤當代作家和現象的文學批評，以文學理論為武器的論者只占一部分，文學史標準、審美批評、文化研究、比較研究等等方法都被文學批評家們使用，我們不妨說，文學理論成了一種文學研究思維訓練的方法，西方舶來理論也是訓練的重要心法之一。就我的觀察而言，勒內·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的三分法在文學研究界更易于被接納，他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區分命名并定義。

我不得不對此提問妄加揣測，是不是想說歐陸理論深奧纏繞，在研究、批評中國文學上的適用性究竟多大？這的確是問題。歐陸理論形成的根底是柏拉圖主義的，沿著經院哲學一路發展下來，回應的是他們的哲學史，即便是新的理論的提出也是依據歐陸的文本和經驗，譯介至中國，在中國文學的批評實踐中，厘清前提的障礙，重新改造、重新發明、重新闡釋是必須的，這個工作有時會被簡化或忽視，就會出現此提問中的擔憂。所以，我們更加期待從中國文學和文化實踐中提煉出的文學理論，或者從中國古典理論中轉化出適用當代創作的理論。關于這些，學術界呼吁了許多年，學者們也在做。在我看來，文學批評直接從文本出發，可能比文學史研究和理論研究者更加敢于嘗試，更加富有活力。

張定浩：我不太同意。喬納森·卡勒有本普及性讀物叫《文學理論》，他里面就梳理了一下“理論”這個詞乃至其作為學科研究的前世今生，他得出的結論是：理論恰恰是不斷摧毀既有穩定機制的力量，是幫助人們認識到習慣和常見的問題所在。說到文學批評的創造性活力，英國文學批評大家特里·伊格爾頓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伊格爾頓精通各種文學理論，也做過大量研究，但這不妨礙他成為一個充滿創造性活力的文學批評家。任何好的理論研究者同時都有能力成為好的實用批評家，或者催生好的實用批評，這本身就是相輔相成的。最后產生問題的，不是理論研究本身，而是糟糕的理論研究。

問：現在有一種現象，好像只要是表達對文學的看法，就都被冠之以“文學批評”。也就是說，全民皆可“批評”。那么，文學批評的門檻究竟在哪里？它有沒有標準？如果有，你認為應該是什么樣的標準？

李蔚超：我并不期待對文學表達看法有門檻，如果全民真的都在“批評”文學，建立在閱讀和關注之上的“批評”，有何不妥呢？從學術的標準來說，文學批評需要有一定的學理性和學術性；從文學共同體內部來說，作家希望批評文章能對他們的創作有啟發，也希望批評家解讀出有價值的內容以饗讀者；從普通讀者來說，他們希望批評家寫的文章能讓他們讀懂。在我看來，不同的受眾、不同的話語場，要執行不同的標準，不能握緊一個標準放之四海而皆準。

張定浩：批評能夠適用的范圍要大于寫作。不是每個人都愿意寫文章或寫詩歌、小說，但大概每個人都會愿意表達自己的某種看法，如果這種看法是針對文學作品的，有人稱之為文學批評，我覺得也沒有什么不可以。問題僅僅在于，這個批評有沒有價值，或者說，有沒有洞見，能否反映批評者的感知力和理解力。所有的批評，其首先反映出來的是批評者的水準，而不是被批評者。

文學批評，是一種針對文學的交流與談話。那么一場好的談話和標準的門檻在哪里呢？我覺得可以先不要去預設門檻和標準，這個門檻和標準會在談話的過程中呈現出來。

段崇軒：近年來學界流傳著一句戲言：“搞古典文學的看不起搞現代文學的，搞現代文學的看不起搞當代文學的。”這說明在很多學者眼中，當代文學評論、研究就不是一種學術、學問。為什么呢？因為當代文學批評門檻太低了，什么樣的人都可以寫，什么樣的文章都可以發。因此被人看不起。這種現象確實存在，有些評論作者在報刊上發幾篇應景附會文章，就感覺自己是批評家了。有的已有名聲的批評家，在他們的宏大文章中，也很難看到有什么學術含量和思想。當代文學批評中充斥著大量歌頌的、附會的、人情的、互惠的東西，而且往往是那種主流的、權威的報刊。文學批評是一種嚴謹的人文學科，不管是批評古代的、現代的，還是批評當代的，都應該有自主性、學術性、嚴肅性。其標準就是判斷的準確性、批評的自主性、內容的學理性，還有感覺的審美性。沒有這些學術含量，就不是合格的文學批評。我們可以把大量的、一般的、感受式的文學批評文字，稱為“文學時評”；而把那種真正具有學術內涵、品質的批評文章，稱為“文學批評”。補充一點，自古就有的那種“印象批評”，看起來只是學者、作家的一種隨感文字，但其實內里隱藏著作者敏銳的感覺、深邃的思想，它是一種很高級的文學批評。

問：有人將文學批評就現狀劃分為學院派、作協派、媒體派，或劃分為中央派、地方派，比如福建有“閩派批評”，山西有“晉派批評”，你覺得如此劃分有意義嗎？為什么？

張定浩：我個人覺得意義不大，這種分類法能夠呈現出來的，最多是一個從外部所觀察到的概率或平均值。但在文學領域，乃至更廣義的文藝領域，平均值或概率論是沒有意義的。文學領域有意義的東西永遠是具體的，獨特的，不可被化約的，甚至是不可被輕易定義的。

段崇軒：2005年之年我寫過多篇文章，談文學批評的派別問題，就分成“學院派”“協會派”“媒體派”還有“自發派”等多種，文章發表在《文學報》《文藝報》《社會科學論壇》等多種報刊上。2007年《文藝報》記者專門在頭版頭條搞過一個訪談報道：《讓文學批評形成合力》，就由我的話題展開，多位知名評論家發表了高見。其實把文學批評稱為“學院派”等，是早已有之，我只不過把它系統化地提出來了。此后這一說法得到了普及和流行。高校的、協會的、媒體的，由于崗位以至立足點的不同，他們的批評在內容上、思想上、方法上等肯定有不同的風格和特點，也有不同的優勢與劣勢，相互競爭看齊、取長補短，必然有利于文學批評的進步和發展。另外一種劃分是地域流派的劃分，譬如“京派”“海派”“閩派”等等。但現在“一體化”的文學思想下，很難形成什么流派；而且一個地域流派，必須有多位學術領軍人物。這就很難了。前兩年有山西批評家，提出打出“晉派批評”的旗號，我是反對派，主要原因是我們有實力有建樹的批評家還不多，作為流派的風格特征也不明顯。最后只是在山西圈子里吵了一陣子，外面的、全國的批評家誰知道、誰認可呢？

李蔚超：有意義啊。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本身是在不斷強化與地域的關系，作家們自覺尋找、確立某個地域為自己創作的園地，創作、發表、出版和評價以省域體制為單位組織起來。文學批評者本身也有地域性的認識，比如八九十年代以來，福建出了許多知名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他們做研究也做批評。盡管他們內部也有個體差異，有的專攻理論，有的擅長治史，有的凸顯審美批評，但是把他們作為整體來觀察會發現很多共同的特質。我想晉派批評也是一樣的。文學批評是創作，是文化行動，它很可能與地域文化的集體記憶有關，與時代特色相聯系。如果要判斷劃分的意義，對于置身其中的批評者來說，可以自反性地考察自己與地域文化的關系，對創作和地域文化的關系也有切身之感，也可以同聲相求與鄉黨同行，所以，劃分的意義可大可小，可深可淺。

有關中央派與地方派的關系，我沒有想過。不過埋頭做地域文學研究也需要抬頭看中國和世界，以中國為全稱的研究，理應思量中國之大，以及其中包含的不可忽略的差異。這個劃分，算是好的提醒。

問：眼下，很多文學刊物或文學團體都在搞“新作速評”，每每刊登一篇新作，相關評論三五天就出現了，動輒上萬字。請問，這樣的批評其有效性有幾何？文學創作需要和事實拉開一定的時空距離才能寫就，這是公認的常識。在這個常識面前，文學批評是否可以例外？

段崇軒：文學刊物、報紙乃至文學批評刊物，推出“新作速評”，這是一種不錯的編輯舉措，意在舉薦作家作品，倡導文學觀念，引導文學走向。但現在這種方法有點變味了，編輯要求批評家的，無疑是讓多說好話、擴大宣傳的。作家期待批評家的，也是盡力拔高，避開缺點的。這已經形成一種普遍現象和強大潮流，一種“游戲規則”。批評家如果在“速評”中批評了作家作品，等于不識時務，逆潮流而動。這種現象極不正常！對個別有境界有創新的新作，也許人們一下子讀不懂、看不明，但一般說來，批評家并不缺乏判斷、解讀的能力，缺乏的只是堅持真理、實話實說的勇氣、魄力。過去我也寫過多篇這樣的“速評”文章，也努力不說和少說假話，甚至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但后來也許是編輯、作家發現我不大符合他們的“期待”，也就很少約我寫這樣的評論，我也樂得自在。

張定浩：據我所知，上萬字的新作速評還是少的，大多數應該是在兩三千字到六七千字這個范圍內，當然也不排除有個別評論家特別能寫。另外，有時候這種評論約稿也是會有一個提前量，比如說刊物預計這個月刊登某部作品，可能提前幾個月就會把電子版先給到評論寫作者那里。

但很多時候，我覺得確實存在某種對文學批評的不尊重，好像寫個評論文章就比寫小說要輕易很多似的。至少對我來講，我覺得寫個兩三千字文章，和寫上萬字文章，至少在前期閱讀材料上所花費的時間，其實差不了太多。

李蔚超：我們刊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也在搞，欄目叫作“特選新作研究”，也的確是上萬字。我們稱之為研究而非評論，是想區別于這里所說的“新作速評”。不是說速評不好，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速評的意義也各不相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速評具備向讀者推薦作家作品的作用，速評之中頗有精妙之文。如提問所說，“拉開時空距離”后，這些速評成了文學史研究的材料。我們開設這個欄目，亦以“新作”為旗幟，之所以特選它們，是因為它們攜帶著新鮮的、特定的、文學的、時代的信息。以學術的方法和批評的敏銳做好的研究，的確需要上萬字的文章。我有時甚至認為，所謂學術熱點，寫的人多，做的人多，左引右援，疊床架屋，反而容易出文章，然而面對最新的文本，很可能無處下嘴，無法言說。當然了，這樣的文本放上幾年，拉開時空距離，也未必能研究多好，關鍵看研究者、批評者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新作速評并無過錯。提問中還說：“每每刊登一篇新作，相關評論三五天就出現了。”那些評論不是批評家三五天寫成的，而是早就拿到作品，提早嘗鮮，及早成文。

問：作家們常常把文學批評當作一種錦上添花的行為，你認為形成這一觀念的原因是什么？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在哪里，我們如何才能成就它的獨立性？

李蔚超：錦上添花亦無不可，錦與花交映生輝，都好。自古以來，凡立經起，有注有疏，解釋和研究經書的文字，都不敢稱錦上添花。金圣嘆批《水滸》，脂硯齋點《紅樓夢》也不覺得自己有甚獨立性，古典詩話也是詩人互話，是創作界內部的交流，而不是涇渭分明的分工。文學批評的獨立性還真是一個十足的現代性產物，往大里說，與現代報刊的興起和大學體制的形成都有一定的關系。事實上，文學批評已經是獨立的文學文體和創作門類了，你看80后的批評家陣營十分壯大，只怕不比80后的小說家、詩人影響力小，而70后作家出場時，同代的批評家與作家的成長是不“均衡”的。

段崇軒：作家把批評當成對自己創作和作品的“錦上添花”，這實際上是把文學當成了一種獲得名利的工具。他認定自己的作品就是織錦，即便不是，也要求批評家說成是織錦。而批評家的工作、任務就是在織錦上繡花，繡得越美越好。在此批評家也把批評當成了一種工具，獲得實際名利的工具。不管是創作還是批評，都是在尋求真理，創造審美，但現在一些作家在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思潮的誘惑下，文學完全變成了一種世俗的手段、工具。於可訓先生談到現代社會對文學的多種“異化”，這就是物質主義，商品經濟對文學，對作家、對批評家的一種深刻“異化”。文學不再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創造，而成為換取實際利益的一種方式。文學也因此成為役使作家批評家的一種外在力量，迫使他們不斷地寫作、拼命。文學批評的獨立性源于文學批評的主體性，一個批評家要有自己堅定的主體意識，不受外在各種力量的支配，不受名利人情的誘惑，在批評中忠于自己的感覺、思想、生命，寫出真正屬于自己的文學批評。這樣的文學批評才是具有獨立性的批評。當然堅持、建構自己的主體性、獨立性是很難的。

張定浩：根本原因，是很多評論寫作者愿意去當那個花。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很大程度上，我覺得是在于文學批評從業者乃至文學批評媒體的獨立性。國外的書評報刊相對獨立，書評人也就相對獨立，一個作家出版新書之后會戰戰兢兢地等待幾天之后各大書評刊物的反應。而我們這邊整個操作模式都不是這樣的。但這些東西也無法在短時間內依靠個人力量去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就在于每個文學批評從業者自己身上。至少對我來講，我可以是獨立的，我可以不去做那個花。

問：現在很多文學批評文章令人不忍卒讀，要么是“老八股”，思想內容、藝術特色、語言特點，堆砌羅列；要么是寫成了對作品內容的“復述”。你認為，這兩種所謂的“評論”，其癥結主要是什么？

張定浩：是缺乏文學能力，也是對評論這種文體的誤解。是好的理論文章和評論文章看得太少。一個寫作者如果真的看過很多好東西，他即使還寫不好，也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發表的，所謂“自慚形穢”。而愿意大量刊登這種文章的所謂學術刊物，也助長了這種寫作。

李蔚超：很多年前，我讀老批評家朱向前給當時還是新銳批評家的饒翔的新作寫的序言，其中談到饒翔的批評文章里對小說的復述很有特點，干了一輩子批評的老人家大概是有所感觸，在文章里徹底地把饒翔這方面的才華表揚了一番，能把作家的故事精煉而不失文學性地重述一番，是一種特殊而寶貴的批評才華。我當時艷羨不已，深受啟發，立志好好地復述故事，但這門手藝，我學得不如饒翔精湛，落了下乘。這里所批評的，應該是拙劣的復述、單調的復述、無觀點無審美闡釋的復述，這是文章的問題，而不是復述的問題。寫評論，不向讀者介紹作品內容，對讀者來說有點苛刻了，除非討論的是魯迅或《紅樓夢》等等全民皆知的經典文本，無需我們贅言，否則我們不應該給讀者介紹一下作品的基本信息嗎？而你所說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語言特點，依然應該是文學批評包含的主要內容，只不過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文學批評是要有文體意識的，“堆砌羅列”是不好的。若干年前，我在一篇文章里寫過，重述故事，是后現代主義的一種方式，好的批評家把故事再講一遍，他的文本敘述中自然而然包含著觀點和方法。我從一些同行那里領教過精妙的重述之法，十分受教。

問：文學批評固然要講求學術性，但學術也可能成為理論的“空轉”，現在看來，這種空轉已經成為文學批評為人詬病的主要因素。那么怎樣做，才能達到一個學術性和批評性的平衡，讓批評文章更有力量和效用？

段崇軒：這里所說的“理論空轉”與“就文論文”兩種現象，是文學批評中常見的，而且是不易解決的。有些理論功底豐厚的評論家，寫起文學批評來往往高談闊論，而在作家作品的具體論述上蜻蜓點水。有些批評實踐很多的批評家，寫起文學批評來則總是就事論事，難以把批評升華到形而上層面。這兩種批評都有弊端，都需要變革。我覺得作為批評家既要有一定的理論素養，又要有對作家作品的感性體驗，也就是說理性與感性都不可偏廢。這樣他才能使自己的批評達到一種和諧境界，具有一定的可讀性。批評的理論化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理論的批評性也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張定浩：學術性和學術，是兩回事。很多看起來有學術性的文章，能夠在學術性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其實嚴格來講都是非學術的，既無學又無術，所謂不學無術。

學術不是一個流行概念的裝配，而是對這個領域的譜系性認識。你對每一篇具體文學作品的批評分析，都要建立在對這個作者的譜系，對他所涉及問題的那個領域的譜系，乃至對這個作品隸屬文體的譜系等等諸多譜系的透徹認知。所有批評文章的基本方法，是比較和判斷，而比較的前提，是你對這個領域的譜系性認知。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術性才能有批評性，正如有比較才能有判斷。

李蔚超：好的學術一定是有現實觀感、有審美選擇、有生命經驗的學問。我在學術刊物工作，每當我讀到好的學術文章時，只覺滿紙寫魯迅也是作者夫子自道，甚至代我言志，我心戚戚。我理解的學術性是約定俗成的規范，也是方法論，學術性需要論者有治學嚴謹的態度，文章要小心引證及求證，在學術脈絡上有所承襲、呼應，而不是自說自話。這種規定性固然是戴著腳鐐舞蹈，聽起來有些氣悶和無趣，似乎學術性于華彩篇章、任性使氣的文學批評有害，事實上，嚴謹的態度、小心的求證和與文學史呼應都是良好的學術方法，也是求得真知的前提和途徑。好的批評文章習得學術文章的筋骨，放下它們板正的面孔。

問：未來，文學批評寫作應該在哪些方向上著力？

張定浩：文學批評的寫作者不要把目光僅僅局限在當代作家或新人新作上，要以各自的方式，重新去梳理自己心目中的文學譜系，創造新的非教科書式的文學史觀。就像艾略特談論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那樣，那同樣是當代文學批評，而非古典文學研究。

段崇軒：我對今后或未來的文學批評，既感到樂觀，也感到悲觀。樂觀的是中國的文學批評，在今天終于有了豐富的積累，有了龐大的從業隊伍，有了眾多的報紙刊物。全社會對文學批評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有人說我們進入了“批評的時代”。悲觀的是，文學批評在大發展的同時，出現了許多問題乃至危機。譬如文學批評的思想觀念、文學批評的方法方式、文學批評的組織機制、文學批評的隊伍建設、文學批評的學術環境與風氣等等，都有許多積重難返的問題，它什么時候才能良性、健康、蓬勃地前行、發展呢？

李蔚超：把我們上面說到的問題做好，寫出好的批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