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非虛構寫作的譜系、資源與脈絡，一般會提到西方的新新聞主義、美國紀實小說，以及我們自身的報告文學傳統等。非虛構在中國文壇再度引發熱潮，無疑得聯系到《人民文學》2010年推出的欄目，登高一呼，迄今蔚為大觀。檢視這十年來能夠進入后世文學史、代表此期間時代之“新”與文學之“新”的現象，非虛構寫作肯定無法繞過。以下論列的四個問題，擬將非虛構寫作瑕瑜互見的一面呈現出來，既彰顯成績，也不隱匿癥結性的問題與危機。

與此前精英而保守的文學寫作相比，非虛構更具新變和“出圈”的氣質。在紙質文本之外，新媒體時代各種公眾號、訂閱號、APP——“人物”“人間”“剝洋蔥”“正午故事”“故事硬核”“谷雨實驗室”“真實故事計劃”等——對非虛構寫作有深度介入。目前研究界對新媒體領域的非虛構現象似乎關注不夠。如《一個農民工思考海德格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一個博士生的返鄉日記》等推文都引發輿論甚至市場的關注。不過問題也存乎其間：首先，新媒體非虛構大多定位為普通人的傳記，從上述推文標題可知，主人公往往被貼上性別、階級、地域、職業的身份進行分類，作為非虛構寫作初衷的社會問題導向由此可能被簡化為身份政治。其次，在注意力經濟與算法邏輯支配下，為博取關注、點贊并轉化為盈利，普通人的傳記也會被過度傳奇化。從讀者這方面而言，對陌生人生活的關注不應被獵奇心理所捕獲。再次，非虛構促使寫作主權進一步開放和下移，自媒體時代也為滿足個人自述意愿提供了便利。一系列的非虛構寫作課程和平臺紛紛推出，在標準化、規模化、產品化的寫作樣式中，到底誰能夠被我們看見？非虛構與新媒體的結合鼓蕩起陣陣東風，文學因越界而活力煥發，抑或存在被消費主義釜底抽薪后改頭換面再登場的風險？

近十年來獲得關注的非虛構作品，努力將中國社會的豐富復雜現實呈現出來，作者們走入生活深處，置身社會田野，發現中國問題。“社會問題”已然成為非虛構寫作穩定的取景器：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味藥》涉及傳銷、鄭小瓊的《女工記》涉及打工、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涉及鄉村治理、喬葉的《蓋樓記》《拆樓記》涉及拆遷與上訪、袁凌的《寂靜的孩子》涉及留守與流動兒童……然而社會問題的滿溢也會帶來限制。詹姆斯·伍德批評一種乏味、無趣的現實主義寫作策略：“走出去，填滿你的筆記本，然后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所有這些現實塞進小說。”非虛構寫作也會面臨類似危險，滿足于在社會生活的表面慣性滑行，滿足于將來自社會問題的素材加工成引人入勝的故事，實則支付了巨大代價，比如犧牲了人物，“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可算是個體。他們全都是從社會的目錄表中選出來的”（詹姆斯·伍德：《湯姆·沃爾夫的膚淺和信息問題》），犧牲了社會問題中鮮活的個體，以及與此個體相聯系的深廣的社會背景。

2021年10月16日，何平與我召集以“文學與公共生活”為主題的工作坊（“上海—南京雙城文學工作坊”第五期），邀請眾多非虛構寫作的作者、研究者與從業者與會。郭爽在發言中提醒道：“當你把錄音筆關閉，就是把這個人的東西拿走了”，那么，“他人東西是否能直接為你所用？你真的了解他嗎？”（郭爽：《不被奪走的時間》）這里涉及非虛構寫作的倫理：既要呈現他人的生活世界，又要深知這種呈現的限度所在。且舉哲貴的《金鄉》為例，這是一部以溫州金鄉鎮企業發展為主題的非虛構作品。為一方水土與一方人賦形，總須憑靠強悍而婉轉的筆觸，總須以自身的文學觀、價值觀去加以整合，否則滿地碎片難以從泥土中躍然紙上。但是哲貴又時時警惕不要過度摻入自身判斷，否則“金鄉便成了我的金鄉，那將是一座有序卻單一的城邦，是一座只有我的標簽和氣息的城邦。我不要這樣的金鄉”。寫一眾人物，神情畢現，那么這支筆既要“以無厚入有間”，深入體貼人情物理的每一處褶皺；又當“止于所當止”，知道下筆的限度，每一個人生命中的豐富與活力、無奈與隱痛，都不可能被作家的筆所窮盡。在賦形與虔敬之間，非虛構寫作的倫理需要悉心摸索。

在居高不退的熱潮中，似乎“非虛構”變成一個定語，后面聯綴的“寫作”顯示出巨大包容力，可以對接文學、新聞特稿、田野調查、社會學報告、歷史普及讀物……尤其近年來社會學調查、人文隨筆、甚至社科領域的專業著作等，都會被歸到非虛構名下。當不同的行業、專業背景、學科領域等作為變量，非虛構寫作一方面呈現出不同面貌、特征與寫作抱負，另一方面也引發主體性之爭：“非虛構”與“文學”到底孰輕孰重。《揚子江評論》2022年第4期刊發“非虛構研究專輯”即可見出不同觀點的碰撞：作家袁凌痛感文學性淪為“社會學或新聞性的附庸和緣飾”，當務之急是“確立和尊重非虛構的文學性，而不是任其在‘非虛構寫作’的漫無邊際之中耗散和消退”（袁凌：《“非虛構文學”亟需面世》）；研究者丁茜菡則主張“不應該局限在文學范圍內看‘非虛構寫作’，如此范圍的局限會造成‘非虛構寫作’從部分到整體層面均有的意義丟失”（丁茜菡：《抵達非虛構》）。非虛構寫作在2010年興起，背后無疑暗藏著一種“純文學的焦慮”——以虛構為核心、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創作，已經無法與社會公共議題對話、無法回應今天的變局，無法建立與時代真實的關聯。莽莽蒼蒼的生活世界要么無法進入文學世界，要么在進入之后異化為陳腐的格套，所以文學書寫的路徑、立場與姿態都需要更新——既然非虛構當年的興起伴隨著上述反思意識，那么今天似乎還不必急于打掃戰場、畫地為牢。在鋪天蓋地的非虛構寫作中，我們可以追問的是：“文學”能夠為非虛構提供什么；在非虛構的肌體中，文學獨特的基因會帶來什么。我和同事康凌曾就爆款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展開研討，康凌注意到外賣騎手滑倒、買下麻辣香鍋自己品嘗的細節，進而指出這個“溢出”細節的意義所在：“外賣騎手的身體不僅是經濟生產與消費活動中的一個環節，它還具有一個感官的、審美的向度，外賣騎手是具有感官與審美決斷之能力的主體。”（康凌：《麻辣香鍋與勞動的身體：對一個非虛構文本細節的闡釋》）。我們的閱讀期待（往往看似真誠）和文學制度，大抵視外賣騎手為殘缺、匱乏、受苦受難的人物。一方面，他們的角色扮演如此單一化；另一方面，讀者通過對他者苦難的觀察來產生憐憫、同情與“血與淚的文學”。上述文學生產與消費程序對外賣騎手的呈現，和算法系統對外賣騎手的處置，其邏輯并無二致，看到的只有木偶和機制，看不到活生生的行動者及其經驗。而“麻辣香鍋”這個飽含文學性的細節，啟動了“感性的重新分配”，再現了普通勞動者不為人知的瞬間，這是文學當為非虛構寫作提供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