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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瑞典學院將202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決定該獎項的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馬茨·馬爾姆（Mats Malm）在斯德哥爾摩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這一決定，稱贊她“勇敢而敏銳地揭露了個體記憶的起源、隔閡與集體壓抑”。

據《紐約時報》報道，馬爾姆表示諾獎委員會無法通過電話聯系到埃爾諾，但她很快得知了自己獲獎的消息。當天下午，她從位于巴黎郊區的家中走出，與《紐約時報》記者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她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表示她是從廣播中得知這一消息的。“我很高興，我很自豪。”她補充道，因為她的鄰居正在他們的房子上做建筑工作，所以沒有留意到周圍的喧囂。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3日，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在第75屆戛納電影節期間出席電影《超級8年》的放映。人民視覺 圖

82歲的埃爾諾，是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設立以來第17位獲得該獎項的女作家。她是繼路易斯·格麗克（2020年獲獎的美國詩人）之后三年內獲得該獎項的第二位女作家。

埃爾諾的作品長期以來一直受到評論家的稱贊。她的自傳體小說無視“她的類型要求——對情節劇親密啟示的渴望和虛構故事講述的流暢性”，克萊爾·梅蘇德（Claire Messud）在1998年的《泰晤士報》上寫道。相反，這些書“提供了灼人的真實性，并顯示了我們稱之為回憶錄的許多內容的平滑。”

當天，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 （Anne Hidalgo）在推特上表示，埃爾諾的書“以非常謙虛但沒有任何修飾的方式，揭開了女性親密關系的面紗”。

作家兼評論家凱瑟琳·泰勒（Catherine Taylor）稱，埃爾諾寫出了“一代人的偉大編年史”。“現在這位偉大的編年史家，獲得了最偉大的文學獎。”她說。

埃爾諾的英國出版商Fitzcarraldo Editions的雅克·泰斯塔德（Jacques Testard）在《衛報》和《紐約時報》的采訪中將埃爾諾描述為一位“杰出而獨特的作家”，數十年來她一直在記錄20世紀和21世紀女性的感受。他補充說，考慮到美國最高法院最近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等事件，她的書在法國境內外都具有社會和政治相關性。

泰斯塔德說，埃爾諾的“文學作品一直是寫她的生活，并以某種方式了解它的真相……我認為她寫下了她生活中的每一個重要事件，從小時候意識到社會階層，到她的父親和母親的去世，她1960年代在法國進行的非法墮胎，她的第一次性經歷，然后是關于愛、激情和欲望的寫作。她已經這樣做了50年，她的創作非常清晰。”

泰斯塔德說，憑借她對記憶和寫作生活的興趣，“普魯斯特是埃爾諾的一個非常明顯的先例”。她也受到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影響，盡管這兩位女性的社會背景截然不同。埃爾諾來自一個工人階級社區，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和作家皮埃爾·布迪厄。

法國電影導演奧黛麗·迪萬 (Audrey Diwan) 曾將埃爾諾2000年的小說《正發生》改編成一部廣受好評的電影。她在《紐約時報》的電話采訪中表示，她的作品有一種“原始的誠意”，“與這么多人對話，成為一個‘我們’，一個超越國界的集體聲音。” 她補充說，該獎項“使這些大量的工作成為了當之無愧的焦點”。

除了埃爾諾在文學上的成就，很多人也稱贊其在政治上的作為。其中包括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本（Didier Eribon）。“我對她非常欽佩，不僅僅是作為一名作家，還有她的激進主義。”埃里本在《紐約時報》的電話采訪中說。

埃里本說，埃爾諾支持從2018年開始的黃背心運動，該運動使法國城市陷入停頓；同時抗議燃料價格上漲和生活水平下降。她還經常支持罷工的工人，并在她的書中強調了他們的困境。“她不光本身成為了典范，還促使其他人開始撰寫有關基于階級的暴力和創傷的文章。”埃里本補充道。

埃里本第一次見到埃爾諾是在2002年，當時皮埃爾·布迪厄剛剛去世后不久。他補充說，她一直為他提供了重要的靈感。當他寫《重返蘭斯》（Returning to Reims）時——這是一本關于工廠工人的同性戀孩子長大的回憶錄，埃里本說：“我的桌子上有一堆安妮·埃爾諾的書，當我找不到訴說故事的途徑時，就會打開它們。她總能找到方法來用一句話來捕捉我在頁面中無法表達的內容。”

對于埃爾諾的獲獎，埃里本表示這是個好消息。他說：“安妮·埃爾諾的作品標志著法國文學的復興。”

埃爾諾長期以來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近年來，瑞典學院一直試圖增加入選作者的多樣性。此前有人批評稱，在10月6日宣布之前，過去11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有95位來自歐洲或北美，其中只有16位女性。

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Anders Olsson）為另一位歐洲作家的選擇進行了辯護。他在10月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女性獲獎者很少。“我們的重點必須首先放在文學質量上。”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