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我寫作的第二十五個年頭。十九歲開始決定當一個作家時，我真沒想到會一口氣堅持二十五年。顯然，寫作還會持續下去，再一個二十五年，又一個二十五年，想著白發蒼蒼時還能有力地握住筆，我就覺得這樣的人生挺幸福。

毋庸置疑，二十五年來，我的寫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根本的變化也許不在于故事換了一種又一種講法，也不在于講出了完全區別于之前的一個個新故事，而在于，支持我把故事講下去的動力發生了變化。如果說，最初的寫作完全是由澎湃的傾訴欲望、焦灼的自我表達需求和一點點美好的虛榮心所導引，那么，當沉默逐漸成為日常的主體狀態，曾經給點陽光就燦爛的小虛榮、小確幸也即將消磨殆盡的中年生活已然來臨，我的寫作何以為繼？我要靠什么樣的內驅力，依然能夠把寫作和個人的生命有機結合起來，以讓寫作必要、自然、從容、不竭地進行下去？我認真地思考過，或許此四者，是眼下我寫作的源動力。

其一，探究的激情。必須承認，和二十五年前鋪天蓋地的好奇心相比，我對這個世界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激情大大降低，但這種刪減與化約讓我心安。我的興奮點逐漸聚焦到有限的若干問題上，我有一種降落后的踏實感，落到那些問題上，抓住了，扎下根。我不會再大而無當、漫不經心地“心懷天下”，我只想深入、持久地把我最感興趣的幾個問題弄明白。我對它們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探究的欲望，我要做的只能是深挖洞、廣積糧。問題意識已經成為我寫作最重要的生長點之一。

其二，思考的習慣。讀書和寫作給予我的最大恩惠，不是知識、結論和已經寫出來的一本本書，而是思考的習慣。每天腦子都在轉，已經成為一種永不停息的本能，做夢都能聽見思考的發條咔嚓咔嚓走動的聲音。我從不妄想我的思考能夠洞穿這世界的某些隱秘，但我享受這種時刻都能與世界劈面相逢的新鮮與艱險，這是一種青草、巖石和冰雪消融之際的水流混生而成的狀態，它會催生出同樣清冽、綿延不絕的書面口語的普通話，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聲音用文字記下來。

其三，自我辯難的需要。思考的習慣讓寫作成為可能，而寫作讓思考得以深入和持久。寫作越來越成為我將某些思考充分展開的最有效的途徑，那些含混的、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東西，在修辭的運行中逐一現身，變得清晰、確定或者更加含混、模糊和似是而非，而被文字精密加持過的含混、模糊和似是而非，其實已經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清晰和確定了。年既長，思考與寫作也日久，我所確定之事越來越少，猶疑和辯駁越來越多，如果不動筆，我可能會無所適從，變成一個不可知論者。我知道這個世界足夠復雜，我也知道文學最終不負責給我們一個清明確切的藍圖，但我依然需要通過文字來辯證、尋找和澄清自己，以便把這個世界看得更清楚。

其四，藝術的擔當。早幾年，這樣大詞我肯定羞于出口，覺得大而無當，就寫幾篇小說，犯不著拉虎皮做大旗。現在不這么看，我常常不憚于在公開場合談到這話題。它的確就是個真問題。寫作二十多年，當文學編輯也近二十年，在這個行當里摸爬滾打至今，盡管沒弄明白，一知半解總是有的，就在這一知半解中，也深知文學尤其是小說，在當下面臨拓展疆域的困境。開疆拓土，一是小說這門藝術自身發展的需要。且不說西方現代小說，只論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現代小說，一百多年來獲得長足發展，在小說的各個面向上都已趨于飽滿成熟，內在的破與立必然要提上日程。再者，中國和世界幾十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以網絡和全球化的改變最為迅猛和深刻，不唯世界面貌在改變，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的內心也在改變。文學是世界觀的反映，世界變了，世界觀必然也隨之變化，文學亦當相應有所調整，突破既有的形式、框架和理解。一代有一代的文學，此之謂也。文學史也早已做出了提醒：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更迭的不僅是唐宋元明清這些朝代，還有與各朝代的現實相匹配的文學樣式。中國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既已如此巨大顯豁，文學若還陳陳相因、墨守成規，想必是可疑的。在我看來，一個作家，當寫他想寫的，寫他能寫好的，同時，還要寫他應該寫的。所謂應該寫的，就是在他對自身和所處時代的寫作有充分理解之后，有責任和義務對文學面臨的問題做出回應，對必要的嘗試展開探索，于困境中尋找解決之道，于拘囿處為之開疆拓土。這些努力非是完成某些機構、部門的任務，而是出于自我的藝術自覺與擔當。任何一個藝術門類的從業者，都不僅是躲進小樓的單獨個體，還應該是他所從事的行當中的有機一分子，他要有他的藝術的擔當。

寫作經年，很多想法和愿望都在變，過去心心念念的，今天可能早拋之腦后；之前不屑一顧的，現在可能斤斤計較，每天都對著它死磕。我已經習慣了對這些變化抱持平常心，我相信寫作和藝術一樣，有其自身規律，誰也不能揪著頭發把自己拎離地球，但變化來了，想法到了，內心篤定了就去認真地做。我期待寫作的動力一直在，也期待寫作的動力一直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