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事文學翻譯已經40年有余。40多年來雖然不無艱辛，但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順風順水，一路前行。春秋迭易，歲月輪回，從2012年到2022年，是我步入文學翻譯道路的黃金十年。

我以翻譯介紹澳大利亞文學為主業，十年間，出版了《卡彭塔利亞灣》（Capentaria）等16本澳大利亞文學、文化著作。2018年，為紀念我從事文學翻譯40年，青島出版社出版了《李堯譯文集》，收入我40年間翻譯的最重要的十部澳大利亞文學作品。2013年，《卡彭塔利亞灣》獲澳大利亞澳中理事會翻譯獎，2016年，《煤河》（Coal Creek，亞歷克斯·米勒著）獲北京大學“胡壯麟杰出翻譯獎”。2018年，澳大利亞在華研究基金會（FASIC）授予我“終身成就獎”。2014年和2019年，悉尼大學和西悉尼大學分別授予我榮譽文學博士學位。2022年6月，墨爾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澳大利亞著名歷史學家大衛·沃克教授合著的英文版Happy Together, Bridging the Australia-China Divide（《一起快樂，在澳中之間架起一座橋梁》）。這本書記述了我和大衛·沃克教授兩個同齡人的友誼，我們經歷的故事，以及對中澳關系的展望。在中澳關系面臨挑戰的當下，這本書的出版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1972年中澳建交后，澳大利亞第一任駐華大使、至今仍然為中澳友好奔走呼號的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先生說：“這本書的巧妙之處在于，李堯的故事與他的同行、著名歷史學家、作家大衛·沃克的故事相互交織，使得他們的關系成為中國和澳大利亞在寫作、翻譯、出版和歷史研究領域相互合作的催化劑。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它顯示，在澳大利亞政客充滿敵意和令人不快的言論甚囂塵上的當下，人類充滿創造力的友好關系仍將繼續下去。”2014年9月榮獲中國政府“友誼獎”的考林·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撰文說：“Happy Together是一本感人至深的書，也是一本學術著作。因為它的作者都擔任高級學術職務，并有令人欽佩的學術貢獻記錄。這本書的學術性還在于它對歷史和當代世界細節的關注。它依賴于兩位作者對自己過去的反思，對他們祖先歷史的挖掘，以及對與他們一路走來的其他人的回憶，具有寶貴的史料價值。”于我而言，這本書的出版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

除此而外，十年間，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翻譯的美國著名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的長篇小說《中年》，瑪麗蓮·羅賓遜的《基列家書》《萊拉》，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譯的英國著名作家馬丁·艾米斯的長篇小說《雷切爾文件》和《死嬰》。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三年間，我沒有絲毫懈怠，“足不出戶”，潛心翻譯，化天災為機會，到目前為止，翻譯完澳大利亞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特里克·懷特的重要著作《特萊龐的愛情》（The Twyborn Affair）、澳大利亞著名作家托馬斯·肯尼利的長篇小說《狄更斯的孩子》（The Dickens Boy）、米蘭迪·里沃的長篇小說《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en Mountain）、瑪麗·岡特的《1913中國華北見聞》（A Woman in China）、塔拉·瓊·文奇長篇小說《屈膝》（The Yield），英國作家霍勒斯·格里斯利的長篇小說《鳥兒還在地獄里歌唱嗎？》（Do the Birds still Singin in Hell）。總字數達130萬。

在我從事文學翻譯的道路上，2012年還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因為從這一年起，我開始系統地研究、翻譯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文化和歷史。不算短的“澳研”經歷讓我認識到，對我國普通讀者而言，澳大利亞是一個不到250年歷史的 Lucky Country（幸運的國家），這里的人們過著充滿田園風情的幸福生活。但大多數人有所不知的是，澳大利亞是一塊古老的土地，早在六萬年前，這里的人們就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創造了人類文明。鼎盛時期，共有500多個部落，70萬人生活在這塊土地。他們有250個已定義的語言組，有內容豐富的口頭文學代代相傳。然而創造這種文明的澳大利亞原住民，打從1770年6月庫克船長第一次闖入他們的家園，1788年大英帝國開始在這塊土地上殖民，便開始了被壓迫、被滅絕、被奴役的悲慘歷史。作為一個譯介澳大利亞文學的翻譯工作者，我深深地感覺到，只把目光放在描繪殖民地白人社會“繁華盛景的主流文學”，忽視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的傳承，不去觸碰那一段駭人聽聞的歷史，是極大的遺憾。特別是面對西方世界歪曲歷史，瘋狂攻擊中國“人權紀錄”的滔滔濁浪，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文學工作者，理所當然，應該拿起武器而戰斗，而我唯一的武器就是翻譯。

201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翻譯的澳大利亞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作家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的長篇小說《卡彭塔利亞灣》（Carpentaria）。亞歷克西斯·賴特的曾外祖父是廣東人，她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卡彭塔利亞灣》被譽為民族史詩，獲得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富蘭克林文學獎。這部小說在探索原住民構建身份認同、尋求身份歸宿的同時，向讀者展現了澳大利亞廣袤的土地上，原住民在殖民統治下經歷的苦難。我的翻譯出版之后，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孫芳安女士在使館舉行隆重的新書發布會。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出席，并發表講話。他們的鼓勵和支持更加堅定了我翻譯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的信心。隨后，我和中國人民大學李平教授合作翻譯了亞歷克西斯·賴特于2015年出版的另外一部巨著《天鵝書》（The Swan Book，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啞女與天鵝相依為命，被稱為“天鵝女”。“天鵝女”具有象征意義。作為一個無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說話，也漸漸失去說話的功能。這與澳大利亞原住民幾百年來的遭遇如出一轍。作者之所以選取啞女作為原住民的象征，是因為她認為，在種族主義依然猖獗的當下，他們根本無法發聲。《地平線上的奧德賽》（Odyssey of the Horizon）是亞歷克西斯·賴特的最新力作。這本書是寓言，是散文，也是詩。該書描繪了1788年，英國“幽靈船”穿越地平線入侵悉尼灣的那一刻；描繪了“暴力殖民創傷性的記憶”。2021年，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將英文原著、日文翻譯（日本著名翻譯家有滿保江譯）和我的中文翻譯三種語言的文本集結出版，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使得一代青年學子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對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苦難有了更多的了解。

眾所周知，“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亞歷史上充滿悲劇色彩的一群人，是20世紀初澳大利亞政府推行“白澳政策”的犧牲品。從1910到1970年，全澳大利亞有近十萬名土著兒童被政府從家人身邊強行帶走。“被偷走的一代”，一度成為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最重要的主題。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代表澳洲政府向“被偷走的一代”正式道歉。2012年，我翻譯出版了威拉德朱里族青年作家安尼塔·海斯（Anita Heiss）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誰？》（My Australian Story, Who am I ?）。陸克文為我翻譯的這本書寫了序言：“安尼塔·海斯撰寫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誰？》為中國人民打開一扇新的窗戶，讓他們看到70多年前，澳大利亞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間常感緊張的關系。這本書講述了一個原住民女孩5歲時和家人分離，后來到悉尼一個非原住民家庭生活的故事。通過這部小說，讀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澳大利亞原住民的生活以及‘被偷走的一代’經歷的痛苦、憂傷和巨大損失。李堯教授翻譯的《我的澳洲故事，我是誰？》捕捉到了這個獨特的澳大利亞故事的精髓……李堯教授通過他的翻譯向中國讀者準確地反映出澳大利亞文化和文化史的多樣性。我非常榮幸地借次機會感謝他的工作和奉獻。”陸克文對于翻譯與“被偷走的一代”有關的文學作品的積極態度從一個角度讓我們看到翻譯介紹澳大利亞原住民作品的重要性。

然而，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文學作品，絕不僅僅局限于“被偷走的一代”的苦難。近年來，一代年輕的原住民作家以犀利的筆觸，描繪了澳大利亞原住民當代社會的生活，以及原住民文化與傳統激烈的碰撞，無情地鞭撻了殖民主義統治，為原住民爭取權利吶喊，其主題在跌宕起伏的情節中得以深刻地表達。2020年7月16日，出生于1983年的原住民青年作家塔拉·瓊·文奇（Tara June Winch）憑借其201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屈膝》（The Yield）獲得邁爾斯·富蘭克林獎。《屈膝》聚焦于威拉德朱里民族岡迪溫蒂家族，通過三個人物：奧古斯特，她的祖父艾伯特·岡迪溫蒂，以及19世紀的傳教士格林利夫的故事，在交替的章節中折射出文奇對澳大利亞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考。在虛構的莫倫比河、象征整個澳大利亞的大屠殺平原方圓500英畝土地上演繹出幾代人被“白澳政策”和種族主義壓榨的歷史。《屈膝》的創作、出版、獲獎，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我及時把此書翻譯成中文，將于2022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在關注澳大利亞原住民文學的同時，還特別著眼于介紹澳洲華人在“白澳政策”的鐵蹄下經歷的深重苦難。2021年，文化發展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譯的華裔青年作家米蘭迪·里沃的長篇小說《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en Mountain）。《石天金山》以1877年昆士蘭北部的“淘金熱”為背景，揭開漸漸被人們遺忘的澳大利亞黑暗歷史的一頁。華人淘金者在澳大利亞飽受“白澳政策”壓迫的歷史已成過去，但“白澳政策”的陰魂并未完全消散，種族主義的幽靈依然四處徘徊，只要氣候合適，就會興風作浪。疫情肆虐的這幾年，那塊浸透了華人血淚的土地，更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發指的反華鬧劇。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只有強大，才能不受欺凌。為了記住歷史，勿忘國恥，我懷著復雜的心情，翻譯了澳大利亞著名旅行作家瑪麗·岡特100多年前寫的《1913中國華北見聞》（A Woman in China，中國工人出版社）。瑪麗·岡特1913年1月到達北京，距離1900年八國聯軍的鐵蹄踐踏這塊美麗的土地只有13年。她親眼目睹了北京使館區洋人的驕橫，前門城樓上美國士兵的野蠻，六國飯店的奢華，不許華人進入的賽馬場的熱鬧。作為一個有正義感的作家，她滿腔憤怒，大聲疾呼：“我本來想說，這幾乎是對中國人的侮辱。可是，現在我要說，這就是一種侮辱！事實上，這個武裝到牙齒的使館區一定是殘酷折磨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的心頭之痛。他們一定渴望驅除這些來自西方的狂傲的洋人和來自東方的鄰居。在自己城市的中心被外國人轄制那是何等的恥辱！

與此同時，瑪麗·岡特以詩一樣的語言，熱情洋溢地贊美了一個即將屹立于世界東方的偉大的民族，偉大的國家：“一個新的國家會不會按自己的方式崛起，成為與西方大國比肩而立的強國？毫無疑問，這個建造了紫禁城輝煌的殿堂、美麗的庭院，這個規劃了熱河壯麗、幽雅的避暑山莊，這個在高山和峽谷建起綿延兩千英里雄偉的長城，這個構想出世界上最令人嘆為觀止、祭奠任何一位神都綽綽有余的神壇——天壇的偉大民族依然像幾千年前一樣，充滿活力和進取精神。當這種精神鼓舞推動的不只是幾個‘工頭’，而是那些被奴役的辛勤勞動的人們，并且使他們成為真正的主人，這個國家就會像幾百年以來他們建造的宮殿與祭壇那樣輝煌。那時候，這個世界的其他國家也許只能站在一邊冷眼旁觀，不但驚奇，也許還要害怕。”

翻譯到這里，我不但為瑪麗·岡特高瞻遠矚、預言家般的精準判斷驚訝，而且為身為新時代的中國人驕傲！在她出版這本書的百年之后，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已經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的崛起已經使得西方世界某些國家驚奇之余，更感到害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

作為一個文學翻譯工作者，我為自己能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以一技之長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盡綿薄之力，深感榮幸。我真誠地希望，在文學翻譯的道路上，還有一個“黃金十年”等著我，讓我去做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