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徐樹錚（1880—1925）之子的徐道鄰（1906—1973），自然是有一些英武氣息的。他的經歷也頗有趣，1924—1931年間留德，其間于1925年底短暫歸國一陣，后長居南京，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頗重要的角色。

在留德期間，徐道鄰與姚從吾、蔣復璁等友善，是柏林學人圈里的一號人物。他曾為福蘭閣的《中華帝國史》第1卷寫書評，認為寫一部非儒家的中國歷史是不可能的。徐道鄰與漢學家衛禮賢、衛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父子關系也很不錯，這不僅表現在他日后與衛德明保持了長期交往，而且也體現在他的德文發表上。譬如在1929—1933年，僅在《漢學》（Sinica）雜志，徐道鄰就發表了28篇文章，有論文、譯文、書評等。他還在《政治雜志》《公法檔案》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成為德國學術場域里頗為活躍的“華人存在”。這樣的精彩表現，當然是值得留學史研究關注的內容，同時也是文化交流史與知識史的特殊現象，因為一般而言，以一部博士論文檔案留名的還是大多數，像此類大量發表者，除了王光祈這樣留德長居且以筆為業的近乎職業寫作者，則并不算多見。留德學人的德語寫作其實是一個頗值得關注的話題。

衛美懿（Salome Wilhelm，1879—1958）曾頗為詳細地記述了1927年家庭圣誕聚會的情況，其中就有“中國學院新任中方教師”丁文淵與“作為法學青年中國學生”的徐道鄰。徐道鄰是衛家熟悉的中國友人之一。1928年，衛禮賢夫婦“為了慶祝中國的八月十五中秋節，9月29日原計劃與中國學院的同事們一同舉辦的活動，不得不因為惡劣天氣而從衛家改到寓所舉行。禮賢還邀請了歌德博物館館長恩斯特·博伊特勒和他的妻子。咖喱餐后，人們朗讀了中國詩歌和童話，衛家的中國朋友徐道鄰吹奏了中國長笛”。博伊特勒（Ernst Beutler，1885—1960）是法蘭克福的歌德博物館館長，對歌德故居與歌德博物館的情況了解甚詳，同時也是一位有研究立場的歌德學者，由此可略見衛禮賢對歌德的重視以及歌德在中德文化交流里扮演的不可替代的符號性角色。而徐道鄰等中國留學生也很有可能與博氏、衛禮賢等探討了與歌德相關的話題。

1927—1930年，徐道鄰與衛禮賢保持了三年的經常性聯系。衛德明在衛禮賢去世后曾邀請徐道鄰代表中方作悼詞，但徐道鄰卻推薦張君勱（或丁文淵），這顯示了他的謙遜有禮和知其所止，誠如他所坦言：“盡管我充滿對你父親的崇敬和摯愛，可我認為我對他的了解實在太少，以至于無法完全地評價和贊賞他。”確實，此際的徐道鄰不過二十四歲的青年，雖然才華橫溢，但畢竟積學尚淺，對于衛禮賢龐博深廣的知識與精神世界，相比之下，已留德多年且與衛禮賢相交頗篤的張君勱無疑是更為適合的致辭者，他后來稱：“衛禮賢來到中國時，是一名神學家和傳教士，他離開中國時卻成為孔子的信徒。”“衛禮賢不是文化研究者，而是一個文化經歷者，一個文化領會者。”

徐道鄰與衛德明是同輩摯友，相交頗密，且可謂相知甚深。所以，當《華裔學志》（Monumenta Sinica）為衛德明65周歲出版紀念專刊之際，徐道鄰撰文《孔子“五倫關系”的神話》參與，而且其所作詩手跡被置于扉頁：

承平年少文相親，霜鬢重逢萬里身。不意半生常作客，于今歲暮更為鄰。無雙經術推叔重，十月湖山似晚春。莫向新亭憐獨鶴，桃源尚有未歸人。并有附言“用元微之酬樂天韻贈德明學長兄 道鄰呈草”。

徐道鄰最留名青史的或許就是“替父報仇”，他為了給徐樹錚一雪被殺之深仇大恨，不惜與位高權重的馮玉祥、張之江等對簿公堂，求取公道。盡管徐道鄰謀劃深久，但終究不能得償所愿，可這種既執守古代國人節義傳統、又遵循現代社會法制原理的英雄氣象是令人敬佩的，可以說他雖然學法從政，但真是有“俠者氣節”的。誠如他之自述：“凡是讀中國書、聽中國戲、看中國小說的人，對于他，沒有一件比替父親伸冤報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時知道，對于我，這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馮是一個手握重兵的大軍閥。我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談報仇？想要報仇，必須努力向上，在社會上有了一點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決心：先拿報仇的精神去讀書。等書讀好了，再拿讀書的精神去做事；等做事有點成就，再拿做事的精神去報仇!”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以見出徐道鄰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路徑，以及心思縝密、精神堅毅的性格特征，很能體現那代精英分子的磅礴之處。

清民之際留德以法學為專業者不算太多，這與留日者多選擇法政專業恰成反比。獲得博士學位者就更是寥寥，如馬德潤（1881—1937）、廖尚果（1893—1959，即青主）、陳蜀瓊（1910—？，音譯）等。徐道鄰應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留德時在柏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導師斯麥恩德（Rudolf Smend，1882—1975）著有《國家法論集和其他論文》等。徐道鄰的博士論文題為《憲法的變遷》（Die Verfassungswandlung），答辯次年即由德國學界著名的德古意特出版社正式出版，可謂出手不凡。1930年代由中德學會組織翻譯的《五十年來的德國學術》，譯者基本是本領域的翹楚，其中所收海曼（Ernst Heymann）《法學》一文即徐道鄰所譯，可見其專業地位是得到認可的。

徐道鄰曾研究過德國納粹黨的理論問題，他認為：“國社黨的理論，無論地要比法西斯的理論，要有根據有系統的多。但是我們細看他們的二十五點黨綱，和德國目前現狀，就知道他們的理論和行動，仍然是兩件事。”一般就國人的理解而言，往往將法西斯、納粹、國社黨等混為一談，其實不但在學理上有基本區分，而且在實踐中同樣不宜完全混為一談，徐道鄰的見地無疑是建立在對德語材料和德國國情的細讀認知基礎之上，所以其論斷是值得重視的。這當然與徐道鄰的究心時務且對德國時事狀況之關注有關，其中既有對政治人物的考察，譬如對希特勒上臺后的分析，也有對德國在華情況的了解，譬如他曾根據德語出版的《東亞周刊》（Ostasiatische Rundschau）關注德國在東三省的貿易情況。

徐道鄰在學術上的重要貢獻在于法學，其考量則主要仍不脫其時代背景，在徐道鄰看來：“我國積弱者近百年，其原因固在于科學不發達，而尤病于政治太落后。而人民之政治程度如何，則又全視其守法之精神為斷。我國之漢唐，普魯士之建國，日本之明治維新，方其國勢發揚之頃，蓋無不有全國上下守法精神為之基礎。”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在艱苦抗戰時代之重慶，撰作《唐律通論》，并主張國人都讀一讀《唐律疏議》。他將歷史上的盛唐時代視為背景，甚至將法律作為一種觀察文化的制度之鏡，努力把握的則是華夏民族的來龍去脈。在徐道鄰看來，中國法律制度“和很多的其他文化系統不同，它始終維持了非常高度的純一性（Homogeneity），它所受異族文化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所以在中國許多文化產物中，都有各種時期或朝代的特色，而中國的法律系統，是始終維持其一貫性的。”這無疑是卓見，也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中國文明的制度層面的核心領域，即法律制度的“漸常”功用和意義。后輩法學家稱徐道鄰如驚鴻一瞥的“彗星”，在西方學界合編的英文版《中國法律傳統論文集》的扉頁上也題寫著：“本書專門紀念徐道鄰（1906—1973），一位以其三種語言之著作促進了我們對偉大傳統之理解的杰出的中國法律史學家。”由此可見，徐道鄰以其雖非完全職業性的，但卻是高水平的論著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這種情況在當時并不鮮見，相當數量的人物早年治學，但日后轉就他業，但至今我們翻讀他們的作品，仍能獲得啟迪，這就是學術的意義所在。

徐道鄰顯然是既有才情，又有學問；既可行動，又不乏思想的人。他作詩云：

落拓江湖亦可哀，尚余殘墨逞雄才；老妻渡海情偏厚，壯士彈鋏志欲灰。定以文章成大業，詎與野馬同塵埃；柳須桃眼撩人甚，啼鳥聲中春又回。（《和佛觀》）

他不僅能作古詩，也能填詞：

勸君莫去，莫去無人處，西出陽關十里。空剩有，長亭樹。明朝歸宛路，江頭秋正暮，此際黯愁多少。似落葉，渾無數。（《夢玉詞·霜天曉角》）很有古人的余韻，讓人不僅想起李白的那首《憶秦娥·簫聲咽》，頗有即便是“崔顥題詩在上頭”，也不妨“千載之下再唱和”的感慨。

還有這首也很好：

秋色動離人，又是一年漂泊，何故英雄心事，總年年虛約。胡天驀地起征塵，短劍生徵吷，怕聽荒雞不寐，仰臨窗寒月。（《夢玉詞·好事近》）

徐道鄰雖是文人，但似乎與生俱來一股英雄氣，這一點也不落痕跡地表現在他的為人為文為學上。

我想徐道鄰之所以重要，是值得為我們所打撈的“學術史上的失蹤者”乃至“文化史上的游隱者”，不僅是因為他散落在歷史煙塵中的才華與不遇，而且更是在這種生命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仁義而已”的傳統中國文化的氣質與精神。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說，他也是“為此文化所化之人”，他雖不過柔弱書生，其行為方式卻當得壯烈豪邁，因為其“以法為劍”“礪而不辱”的立場與堅持，表現出一個現代中國知識精英的境界。

1946年，徐道鄰應丁文淵（1897—1957）之邀，出任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早在留德時代，他們就曾“并肩作戰”。這位“現代英雄”在報仇不得的背景下，終于邁上了職業的學術之路，之后輾轉于各大學任教。摯友端木愷（1903—1987）稱徐道鄰“寂寞一生，從未得意”。以徐道鄰的天賦學養心氣，可謂“蛟龍豈是池中物”。心高氣傲、才華橫溢如朱偰，都佩服徐道鄰是當時留德同學中德文較好，且可寫作兼講演者；他們三個（還有張樑任）乃在“九一八”后遍訪柏林各界，希望其支援中國抗戰。三人合作編輯了《中日關系編年——附條約文本、文件和地圖的資料集》，出版者署名為“在德華人保衛祖國聯盟”（或即為“旅德華僑抗日救國后援會”）。

“人類對于幸福的追求，就大多數人說來，恐怕多少不免是在一種摸索之中。許多居高位、享盛名、身家百萬的人，受著無數人的羨慕，但是他們自己呢，卻有許許多多解脫不開的煩惱。有時候覺得生命十分空虛，恨不得來一顆原子炸彈把整個世界都毀了干凈才好。在他們溫靜有禮的表面之下，卻隱藏著許多厭憎和毀滅的思想。那些在名利途上競進的人，環顧左右，也常有這種自己也弄不清楚的破壞的愿望。倒不如那些滿腔熱誠，赤手空拳要在瓦礫堆上重建家園的人，有著衷心的快樂。他們對于今日的自我，今日的社會，有興趣和勇氣來加以改造，同時，對于將來的自我和社會，同樣的有著熱烈的希望和信心。”這段論述，仿佛平淡無奇，但卻頗可管中窺豹，見出徐道鄰深刻的思想與高尚的品格，一方面對于那些高位者“一體二魂”的洞察入骨，另一方面則是對于人類未來的憂思與籌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后人評價徐道鄰謂“哲人已逝，典范永存”，或許也并不完全是夸飾應景之詞，今天我們還是可以不斷回到徐氏學術與思想庫中去尋覓開掘有益的資源，就如其所言：“人生是一種創造，是一種富于選擇性的奮斗！”徐道鄰不但敏于言，也銳于行，他的生命史歷程雖然算不得叱咤風云，他的身體甚至始終伴有疾癥，但卻自蘊一股與天地九州共鳴之豪情，說其是“一帆開濟英雄氣”，或許并不夸張。

（作者為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