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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以潘靈、段愛松新近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獨龍春風》為研究對象，從現代性、 民族性視角探究作品的思想內涵，從小說、戲劇寫作方法的借鑒和人類學、民族學、文獻學方法 融入的角度研究作品的寫作方式，認為《獨龍春風》是近年來反映扶貧攻堅、實現全面小康社會 的優秀力作；《獨龍春風》是反映獨龍族擺脫苦難、跨越發展的史詩性作品；《獨龍春風》創造了別具一格的藝術形式。

關鍵詞：潘靈 段愛松 《獨龍春風》 史詩性 現代性 民族性

近年來，文學界報告文學創作方興未艾，大量社會熱點問題成為作家關注的事項，其中，描寫扶貧攻堅、鄉村振興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層出不窮，蔚為壯觀。潘靈、段愛松的長篇報告文學《獨龍春風》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為文壇吹進了強勁的春風，值得品讀與研究。

一、史詩性地記錄了一個民族的滄桑巨變

《獨龍春風》是一部深度描寫獨龍江沿岸獨龍族同胞近一個世紀生活變遷的大型報告文學作品，作品有45萬余字，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引子”，作者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于2019年4月10日給獨龍族同胞回信開始，引出故事，展現了居住在高黎貢山與擔當力卡山之間的獨龍族的生活狀貌。文中，言及大山深處獨龍族所處的艱難險境和原始蠻荒的生活；言及清代命官夏瑚上書，希望朝廷重視這一族群的命運等問題；言及這個民族亟待引導與幫扶的情狀。

第二部分為上篇“春風一度”，重點圍繞怒江州獨龍鄉在新中國建立后七十多年來的深刻巨變，記錄了獨龍族同胞可歌可泣的奮斗歷史。作者從歷時態角度記述了獨龍族人的原始生活、惡劣的自然環境，寫了夏瑚對獨龍族人居生活的巡查、英國殖民者的入侵等情況；寫了李根源先生的調研及組織當地族人愛鄉護邊的過程；寫了獨龍族人外有殖民者的入侵，內有察瓦土司的壓迫，以及他們的反抗與掙扎；寫了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新中國成立，以及盧漢將軍率眾起義，云南和平解放，光明來臨；寫了新中國建立后，國家開始重視獨龍族人的生活處境，頒布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涉及對少數民族的關心；寫了孔志清作為獨龍區區長，帶領當地獨龍族人建設家鄉，改變窘況的過程；寫了1950年春，毛澤東主席對少數民族的關心和重視，黨中央決定向全國各民族地區派遣訪問團，了解民族地區情況；寫了周恩來總理及中央領導人對少數民族的牽掛，以及王連芳等率訪問團成員深入獨龍江探訪群眾的情況；寫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公開發表《云南省人民政府及中國人民解放軍云南軍區，為加強民族團結，堅決肅清土匪特務，安定社會秩序，鞏固國防，特聯合發出公告》（簡稱“十項公告”），實施安定邊疆，鞏固政權，培養少數民族學員和干部等舉措；寫了新中國建立之初，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少數民族代表，周恩來總理為這個“直過民族”命名“獨龍族”的情況。

第三部分為下篇“春風二度”。主要記述了七十多年來，圍繞改變貧窮面貌，獨龍族走出原始社會，邁入社會主義道路，實現脫貧致富的歷程。

二、史詩性作品的兩大認知方式

長期以來，文學評論界多把描寫重大歷史題材，時間跨度長，重點人物多，影響范圍廣的大型文學作品稱之為史詩性作品。但是，我認為，文學作品的史詩性意義遠不如此，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值得研究，那就是史詩性文學作品要重視表現民族在發展進程中民族精神的傳揚問題，從學理上說，也就是現代性追求和民族性意識的問題。簡言之，對這兩者的認知與分析，可以加深對《獨龍春風》史詩性意義的理解。

（一）現代性追求

現代性是衡量作品思想深廣的重要尺碼，史詩性作品不是單純的寫實，而是要“寫意”，“寫意”的目的就要體現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思想內涵。優秀的史詩性作品要表現文明性、進步性，這些問題與學界所說的現代性內容有關。從學理上說，現代性的實質是人類的文明性、進步性，體現啟蒙、審美的多重含義，它涉及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和藝術等方面的內容。也可以說，社會的進步、制度文化的健全、思想的啟蒙等是現代性的體現，是文明世界現代人的追求。具體說，《獨龍春風》所表現的現代性追求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作品從時間性上演繹了獨龍族長達七十余年的發展變化軌跡，歷時性地記錄了新中國建立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獨龍族同胞改變家鄉面貌的兩次跨越過程。第一次是從原始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結束了苦難的歷史，贏得了新生和尊嚴。第二次是新世紀后，獨龍族同胞與全國人民一道，建設家鄉，脫貧致富，邁入小康，走向跨越的歷程。《獨龍春風》寫出了一個民族幾十年的發展變化，在時間上將故事、事件鋪展出來，具有時代感、縱深感，體現了當代性，其內涵就是現代性的追求，具有豐富的意義。

其次，作品始終以追求現代文明為標志，描寫了獨龍族同胞走向進步、走向文明、趨于富裕的發展過程。作品的現代性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表現這個民族在現代性追求中怎樣棄舊迎新、與自然抗爭、與原始抗爭、與貧困抗爭的壯舉，詳細的實例在上篇“春風一度”中有大量的記載和細致的描寫，不再贅述。二是集中表現新世紀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強力推進脫貧攻堅戰役，實現小康生活，加快新農村建設，增強民族精神，豐富物質生活，讓人民獲得更大的幸福感的現代化進程。這里，作者著力寫了中央政府對獨龍族的政策引領、經濟支持和智力幫扶。其中，習近平總書記對獨龍族同胞的兩次回信與鼓勵，獨龍江隧道的打通，交通狀況的改善，中小學建設的加快，各類人才的培養，社會各界對獨龍族財力、物力的支持都是體現，這一切為民族現代化提供了強力保障，為現代性的追求起到了最好的詮釋。如上實例在作品“春風二度”中均有翔實的描寫，也不再贅述。

（二）民族性意識

民族性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領域，是文化的“代言人”、演繹者。民族性與現代性相伴而生，是現代性生成的語境和內在動力。民族性具有以下特質：一是“地方性”。民族性反映歷史文化積淀下的民族地位、民族精神和民族習慣。二是“變更性”。民族性是變化、發展的，它受現代性的強烈推動，與現代性相應而生，相互影響。現代性的觀察與思考，離不開民族性的文化語境，民族性的文化語境又為現代性的“干預”提供了可能。三是“特殊性”。民族性是民族的個性，相對于其他民族而言，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鮮明的文化身份和地位。正如文化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所說：“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既揭示他們的通常性，又不淡化他們的特殊性。”①因此，要寫出宏大的史詩性作品，寫出一個民族的生存史、發展史就應該關注民族性，進行深度的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獲取最直接的材料。《獨龍春風》的寫作準備歷經三年多，作者曾多次深入獨龍江一帶體驗生活，感受生活，他們對獨龍江沿岸的風土人情、自然景觀和族群文化有了近距離的了解，這一人類學意義的田野調查為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具體而言，《獨龍春風》的民族性意識可以從以下方面去分析。

首先，從“地方性”角度看，作品寫了獨龍族身份的認識問題。獨龍族生活在獨龍江河谷地帶，處于極度貧困地區。歷史上，他們與傈僳族、怒族、藏族等民族雜居，雖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但是很少被人知曉，他們甚至沒有自己的“族名”。作品中寫道：“這個族群，根本就沒有一個正式的族名稱呼，并且經常散居在幾乎與世隔絕的獨龍江地區，當地人都習慣稱他們為‘俅子’。”②“俅子”是一種歧視性的稱呼，他們十分抵觸，認為是侮辱，他們自稱是“獨龍人”。關于他們的生活狀況，作品中寫道：“整個民國時期，一直到建國前夕，獨龍江流域和獨龍人，依然在艱難困厄中苦苦掙扎。”③他們生活極度貧窮，仍然過著“刀耕火種”、衣不遮體的原始社會生活。這是當時獨龍族人的生活，也是獨龍族的“地方性”特點，令人嘆息。

其次，從“變更性”上看，《獨龍春風》揭示的獨龍族的民族性是變化、發展的，他們一直在爭取民族的生存權、發展權。歷史上，他們在內受到土司的剝削壓制，過著原始生活，與當地的察瓦土司進行過斗爭。在外，他們曾與帶有殖民主義意圖的英國探險隊進行抗爭，保護家園，具有反抗精神。但是，生存條件惡劣，在歷經滄桑之后，獨龍族人口數量急劇減少，一度銳減到一千八百多人。由于長期受到當地土司的侵擾和壓迫，為了生存，保證族群不被消滅，他們還用原始的文面方式來保護婦女，使之不被搶去做奴隸，以免民族滅跡。現實雖然嚴峻，但是這個民族沒有倒下，在生存與死亡的抗爭中，他們沒有退縮，仍然奮起自救，改變命運。從早先的家族長孔目?金老人，到他的兒子孔志清等人都在為民族的生存而戰。直到新中國建立后，在中央政府的重視與關懷下，在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獨龍族同胞才獲得新生，加快了文明發展的進程。

從特殊性來看，《獨龍春風》所寫的民族性也是鮮明的。獨龍鄉遠離都市，交通不暢，物質文化不發達，但這里的人民是質樸的，民族性是善良、包容和開放的。他們友善待人，不計報酬地幫助前來調研的科學家；他們關心弱者，重情重義，知恩圖報；他們渴望接受新知，學習先進經驗，改變環境，建設美麗家園。最終，在新中國建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奮發圖強，使家鄉舊貌變新顏，步入了小康社會，幸福感增強，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

三、史詩性報告文學的另一種寫法

報告文學是報告也是文學，“報告”是事實，是前提；“文學”是形式，是藝術。“寫什么”和“怎么寫”是文學家的藝術思維過程，要寫出獨龍族七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使之具有恢宏的史詩意義，需要作家具備不俗的功力。《獨龍春風》的作者潘靈、段愛松是文壇寫作高手，他們在小說、散文和詩歌創作上成果頗豐。潘靈是寫故事的高手，善于文本的謀篇布局，故事穿插組合，將思想貫穿全局。段愛松注重文獻收集與整理，有音樂才情，長于細微之處發現真知，在冷靜之中書寫故事。他們的合作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具體說來，《獨龍春風》的藝術成就有如下特點。

（一）精細的結構設計

《獨龍春風》是一部具有宏大敘事風格的史詩性作品，涉及重大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涉及民族問題和社會形態轉型等問題。作品如同一部多聲部的史詩劇，開頭部分“引子”相當于音樂劇或者話劇中的“序幕”，作者介紹了獨龍族的身份、地位和環境。上篇“春風一度”和下篇“春風二度”是劇作的主干部分，類似音樂劇或話劇中的“幕”和“場”，分別展現了新中國建立后七十多年來獨龍族實現兩次跨越的具體過程，即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實現翻身做主，整族脫貧，邁向小康，走上鄉村振興之路。兩個部分就是兩幕劇情，展示了不同時期的人物、事件。在這結構體系下，作者還巧妙地設計了多個場次，以分場次的形式介紹人物、事件，推進故事發展，突出劇場效果，言說獨龍族昨天的苦難、今天的幸福和明天的希望。這是一種成功的藝術實踐，將浩繁的內容組織得井然有序，體現出作者高超的結構藝術。

（二）多聲部的情節安排

《獨龍春風》借鑒了小說寫作的方法，即“復調小說”敘事理論。所謂“復調小說”敘事理論是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通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解讀后提出的一種小說寫作方法，即用多組人物事件進行組合排列，共同上演，不同人物承擔著各自的任務，推進小說情節的發展。《獨龍春風》就具有這種敘事特點。作者在敘事情景中讓不同的人物、事件紛紛出現，人物承擔著各自的任務，事件推進著故事的發展，形成“多音齊鳴”的藝術效果。如“春風一度”中，作者在展現獨龍族人的生存境遇時，寫了清代命官夏瑚受命巡查獨龍江流域的情況，寫了民國時期李根源“著手經營怒俅兩江之事”的過程，寫了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對獨龍族的關心與重視，寫了王連芳率訪問團訪問獨龍江沿岸少數民族等情況。這些人物、事件在作品中出現，各行其道，推進了情節的發展，形成和諧的多聲部旋律，構成了宏大的敘事篇章。這是作者精細化的設計，事件多而不繁，人物多而不雜，有條不紊。

此外，《獨龍春風》的寫作中，作者還借鑒了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話劇寫作方法，以客觀敘事為主，以人物活動、事件展示為基礎，推進故事的發展，作者不作主觀判斷，不下結論，讓讀者去閱讀，去思考，留下想象的空間，產生接受上的“間離效果”，獲得哲學思考，提升作品的表現力。

可見，《獨龍春風》在結構設計和情節安排上，將小說和戲劇的寫法運用到報告文學中，起到了突出的藝術效果，這是有益的藝術實踐。

（三）多學科方法的借鑒

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是思想的文庫，也是藝術的寶庫。“詩無達詁，文無達詮”，報告文學的寫作沒有固定模式，在于作家主體性的表現，在于作家藝術思維的綜合化表達。《獨龍春風》的價值不僅在史詩意義的書寫上，還在于新穎獨到的寫作風格上。為了寫好這部作品，作者除使用常規的寫作方法外，還借鑒了許多交叉學科的方法，創造了別具一格的形式。作品中，作者借鑒了人類學、民族學的觀察與分析方法，使作品內容豐富多彩，感人至深；借鑒了文獻學收集、整理、甄別的方法，使作品史實清晰，說服力強。形象地說，《獨龍春風》有一種跨界寫作、實驗寫作的特點，可喜可賀，值得重視。

首先，人類學、民族學方法的運用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力和說服力。人類學是研究人類體質和社會文化的學科。民族學是研究民族問題的學科，它研究民族的起源、風俗習慣、文化與歷史的關系等。為寫出作品，作者曾多次深入獨龍江沿岸，與獨龍族同胞一起生活，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風土人情和自然環境，尤其是對當地百姓進行了認真訪談，觀察分析，作出了詳細的記錄，積累了大量的人類學、民族學資料，達到了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茲所提倡的“深度描摹”的地步。因此，作品中所寫的獨龍族的第一次跨越、第二次跨越的相關史實和人物事件是真實可信的，具有人類學、民族學特點。如作品中寫獨龍族的生存環境極度惡劣，他們曾經沒有族名，受到歧視，被稱為“俅人、曲子、俅族”；寫新中國建立后這一族群受到政府重視，周恩來總理為之命名為“獨龍族”的過程；寫獨龍族被土司壓榨、人口銳減的情況；寫獨龍族反抗英國殖民者的斗爭等內容都真實自然。

其次，用事實說話，用文獻佐證。文獻學是以文獻和文學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研究文獻的特點、功能、類型等問題，是科學研究和文學創作的基礎。在創作過程中，作者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對許多當事人進行過采訪，搜集了大量的珍貴的材料，使作品具有充分的論據。這些文獻有英國探險隊長亨利?奧爾良的記錄、清朝命官夏瑚的記錄、陶云逵的調查日記《俅江紀程》，彌足珍貴。此外，大量政府文件的收集、整理也十分珍貴，作者結合情節的發展進行介紹與分析都把握得當，過渡自然，證明了國家對邊疆民族地區少數民族問題的關切與重視。作品中載入并介紹的文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50年7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送西南訪問團》、鄧小平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西南分團大會上的講話《關于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王連芳回憶錄等都是難得見到的珍稀文獻，作者對這些文獻的摘錄與展示，有效地配合了人物、事件的介紹，說明國家對少數民族的關注，說明獨龍族族群問題的嚴重性和改變他們的生存狀態的緊迫性。由此可見，寶貴的文獻材料具有重要的佐證價值，增添了《獨龍春風》的現實感和說服力。

四、遺憾的藝術

瑕不掩瑜，文學創作是一種遺憾的藝術，只有較好，沒有最好。《獨龍春風》在寫作上也有一些缺憾，應予指出。

（一）材料篩選不夠精細

《獨龍春風》在寫法上有“非虛構”的特點，自然、平實作者的本意。但是，作品在材料選擇上不夠精細，枝蔓太多、事件過雜，“濃得化不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作品的表現力。如作品過于追求真實，突出“在場效果”，引用了太多的文獻，過于累贅。此外，作品過于面面俱到，注重背景和場面的描寫，使得節奏有些拖沓，冗長。從形式上說，一部報告文學近四十六萬字，工程浩大，過于沉重。客觀寫實過多，藝術表現尚有不足。卡西爾說得好：“藝術是表現，但它是一個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表現方式；它是想象，但它更是創造的而不僅僅是再造的想象。”④卡西爾的觀點對于文學創作具有啟示意義，值得思考。

（二）氣勢恢宏但張力不足。

《獨龍春風》太注重描寫大場面、大事件，太注重宏大結構的設計和宏大敘事的鋪排，但是，文中的有些內容還缺少更加冷靜的分析與判斷，作者有時候被材料所困，被情緒所累，被時間所隔，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作品的張力。因此，在創作上，還需要精耕細作。關于文學寫作的經驗，清代文學家李漁所說的“立主腦、密針線、減頭緒、審虛實”的觀點很有啟示性，應予領會。

（三）群象過多而形象不足

報告文學不僅要寫事，還要寫人，其中，焦點人物、重點人物是作品的核心，是靈魂。從藝術文本來看，沒有一個貫穿始終、影響發展的核心人物來推進故事作品就很難聚焦，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受眾的閱讀興趣。《獨龍春風》在人物塑造上的特點是散點透視多，焦點透視少。作者寫了眾多的人物，但是核心人物、貫穿始終的人物沒有。要說有的話，就是對一個“族群”的描寫，即獨龍族。就敘事文學而言，人物是主體，還是應該強化對典型的人物的刻畫，僅對一個“族群”進行全方位的描寫還是不夠的，應該寫好一些重點人物，“點面結合”，相得益彰。

綜上所述，長篇報告文學《獨龍春風》是一部內容豐富、反映歷史跨度長的力作；是一部成功借鑒多學科知識寫作的實驗性力作；是一部反映扶貧攻堅題材的經典力作，稱得上描寫獨龍族族群命運的壯麗史詩。

注釋：

① [美]克利福德?格爾茲：《文化的解釋》，韓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

②③潘靈、段愛松：《獨龍春風》，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86頁。

④[德]恩斯特?卡西爾：《語言與藝術》，《現代性中的審美精神：經典美學文選》，劉小楓主編，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頁。

[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圖書館]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