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讀書的方法論，歷來各有說法，實際上因人而異，只能擇其大端，難以形成篤論。比如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有一句關于讀書的名言，或當初二三言明了者，因后人種種附會意反有所晦塞，至今仍存不同解讀。先看原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這話的焦點或曰產生歧義之處，便是“不求甚解”四字，因為“好讀書”對于讀書人而言不抱疑義。而“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指一種專注的狀態，想必許多人也有此體會，惟“不求甚解”容易產生認知的偏差。有人把它解讀為領會讀書要旨，不必摳字斟句窮究其理的意思。南宋大儒陸九淵似乎也同意此說法：“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滯。”諸葛孔明好像也是此說的踐行者，其與徐庶、石廣元、孟公威等人一同讀書時，他們三人務求精熟浹備，獨諸葛亮“觀其大略”即止。然我們從歷史文本中，更多發現的還是漁洋山人（清神韻詩派創始人王士禛，世稱王漁洋）那樣的苦讀派。他官至刑部尚書，一般人求見不易，但經人指點知其每月初一、十五和二十五日必于慈仁寺書攤淘書的嗜好，一試果然應驗。王漁洋是怎么讀書的呢？其每讀一書，必深究其得失、版本、真偽、字句、作者、源流諸要素，還要加以批注和評語。積數十年之功，竟有五六百部之多。故于未老之年，即生生把一雙眼睛看壞。很顯然，他也不會同意讀書“不求甚解”的。

還有古人把買書、求書或訪書中的甘苦，稱為“八道六難”，具體不作細述，其中一難即指向人求書。何謂“求書”？就是借書回家手抄，宋人《春渚紀聞》有言“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皆用之耳”，以借還互為探訪，以酒醴作為手信，生生把借書這件瑣事，搞出風雅的眉目來。倘須限時歸還，則借書人必爭分奪秒、挑燈夜“抄”以不誤還期。試想，面對得之不易字字照錄的抄本，能不發憤苦讀嗎？這樣的寒門學子，也斷然不會認同“不求甚解”的。于是，便出現了“鐵錐刺股”、“鑿壁偷光”、“懸梁結發”、“囊螢夜讀”這般勵志的事主。特別是清乾嘉學派那批矻矻治學、詳考甄辨以至目力昏沉的訓詁考據大師們，都屬“好讀書”且務求“甚解”的。

當然也有人認為，目下對于“不求甚解”的解讀可能跑偏了原意。陶淵明所指在于體悟文章的精義而非咬文嚼字。這個“求”字應作“尋求”解而非“要求”解，即不以“甚解”作為“好讀書”的目的。五柳先生也不屑以功利為目的而“好讀書”，所以才能享受到“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的讀書真趣。這么說當然無可厚非，而且對于絕大多數讀者而言，不失為一種既增長知識又能自娛自樂的閑讀方式。他們不必像學者專家那樣，為了做學問而十分注重微觀層面的研究及無征不信式的辨析技能，而純把讀書當作一種閑暇時的消遣。前幾日我途經一書吧，進去轉了轉，見不少人在書架下晃悠，這也翻翻那也翻翻，很難專注于某一本，以為恰好勾勒出當今些許的讀書生態。畢竟，對于早已走出校園且一身背負的成年人而言，即便想深入讀它幾本書，也很難靜得下心來，更無力承擔高昂的時間成本。

大多數的讀書，處于基礎閱讀、憑興趣瀏覽和互聯網式速食的狀態，只有極少數的閱讀，才能進入系統閱讀、主題閱讀和深入閱讀的層面。以治學論，學有所專、思而能精、知且入深為學人上乘之境。元李冶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清朱彝尊認為“世安有過目一字不遺者耶？”看來過目不忘、一目十行之類的話不足采信，好記性總是不如爛筆頭。這就不能不講究讀書的方法，所以清人搞了很多種強記之法，無非札錄、分類、復誦、背誦、連誦直至滾瓜爛熟。倘無間寒暑，堅持個三五載，倒也可能腹笥自富。

不過這樣的閱讀，固然令人起敬，卻不能以此涵蓋所有的閱讀。于今而言，對于泛泛而讀、粗略而讀，甚至僅是“書皮報題”隨手翻翻式的閱讀，個人以為還是不能輕視。畢竟，人家不是以學術為業或以文化為生，在紛厖冗雜的社會生態中，能建立起這一最基本的閱讀習慣已屬不易。而且閱讀的方式也變得日新月異，電子信息儲存技術的運用，開辟了更多的閱讀途徑。通過檢索，使得讀者很便捷地進入海量的無紙文字倉庫，繁多的書籍樣式更令人應接不暇。這或許指向了閱讀的未來，但一書在手的質感和充實，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中年人而言，尚屬難以改變的習慣。倘非此，便難以體味閱讀的自在。所謂“沙汀孤鶩般凝神觀書”（胡適寫錢鍾書語），作為記憶中的閱讀圖像，似乎早已定格在大腦的皮層。

如此說來，世間大致有兩種不同的閱讀方法，一為瀏覽式閱讀，只求了知梗概大意，遇不解或滯礙處大可掃眼略之，未必求什么甚解。陸九淵讀書詩云：“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二為精思熟讀，更兼博詢旁稽，以求爬羅剔抉，斑斑有據。同樣是陸九淵，且在同一首詩中又云：“讀書切記太慌忙，涵詠功夫興味長。”矛盾嗎？不矛盾，可作“一體兩面”解也！前者或能于潛移默化、潤物無聲之中獲取無形收益、長期效應；后者則以學問的精進及某些專業領域剔膚見骨、探驪得珠為旨歸。在我看來，此二者雖然讀書程度不同，然于心得神會處，似皆能通達陶潛所言“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