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推薦語

“我”從小輾轉于各種培訓班和競賽班，被虛榮嚴苛的母親寄于厚望，在疲憊和恐懼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長大后，去了國外留學和工作，卻并沒有成為母親所期望的數學家和教授，而僅僅做著一份在他人眼里無法被定義為成功的護理工作，但“我”卻在繁瑣的工作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實感和成就感。當“我”因事回到國內，跟少年時代的同學舊友相聚，看到了各人的成長經歷和現狀后，通過一步步回首、一步步和解，終于豁然開朗，省悟到他人“給我們定義的東西”，“我們”不用再一味追逐，并永遠都不需要為自己所謂的不成功向他人說對不起。

鳥蛋藍

□淡豹

冬天的沈城和我記憶中相比，大變樣了。據說如今常常是整個冬天都下不來幾場大雪，下也存不過夜，堆雪人成了稀罕事。我回來十多天了，從隔離在酒店開始，每頓飯都是守著窗戶吃的，緊盯著樓底下空蕩蕩的停車場，就盼望著能看到一點雪的影子。到現在，進了我從小長大的屋子，似乎用手掌抹開玻璃上的哈氣，就能跟從前一樣，帶著艷羨，看著一群群裹成小毛熊的孩子在院里追逐著打雪仗。可惜，地皮始終是干的。一場雪都沒見到，好幾天里最高氣溫還都在零度以上，這可是十二月！

下午，戚媛發來消息，聚聚吧？正想問都有誰，語音電話就打過來了。還在家窩著呢？出來吃飯吧。全是老同學，約六點，我去接你。

她新換了一臺車，說讓我檢閱一下。我沒有國內的手機號跟銀行賬戶，用那些程序正好有點困難。昨天去醫院是坐公交，沈城只要不下雪，公交車就開得很順，擠擠挨挨地就晃蕩到了醫院。現在去趕馬上要開始的飯局，再坐公交就有點來不及了。

很久沒回家，禮數有點鬧不清。要帶禮物去吃飯嗎，路上停下來買瓶酒？怎么結賬呢？要是AA制，我先去取點現金。戚媛說，酒肯定不用帶，咱們女同學用不著管那套，正好開車了，我都不準備喝。誰請客的問題嘛，看情況，我也不愛欠他們人情。你肯定不用出，客人、遠客、稀客，能去就是他們的福氣。

我說，一路沒看見雪，還有點不習慣。

戚媛說，全球變暖了啊。

在“清平樂”樓下，戚媛熄了火，轉過頭來，拉下口罩，一樂，兩只酒窩從口罩邊露出來。隔空，她沖我啵兒了一下，親愛的，別緊張，就是聚聚，大家也想你。

推開包間門，里面的人還沒注意到我們。戚媛帶著我往衣帽架走，桌旁已經坐下的幾位轉過頭來，“兩位女神來了！” 戚媛掛起羽絨服，靈巧一轉身，“老鼻子喀嚓眼兒啦。” 這里有些中西結合的味道，一架幾乎到頂的中式屏風隔開了休息區和用餐區，桌邊一圈餐椅和墻邊放置的羅漢床都是近于漆黑色的硬木質地，很像宮廷電視劇里的款式。大圓桌的活動桌面是某種石頭做的，樹枝般的奇幻金色花紋在桌面上生長鋪開，幾盞吊燈錯錯落落，懸在竹編的圓燈罩中，又像到了東南亞。茶幾上兩瓶白瓷瓶身、打著紅領結的酒，從背后也認得出來是茅臺，我小時候常在廣告上見，看到真身還是第一次。桌上放著一整提紅葡萄酒，很有準備大來一場歡宴的氣氛。

戚媛向我介紹，莫麗，這是呂思揚，咱們上學時還叫呂揚呢，能認出來吧？旁邊這位小夏老師是呂夫人，也在醫院上班。這是吳江濤，我們的班副，歷次過年期間的同學聚會都是他召集。

再過來這兩位，不知你熟悉不，人不熟臉也熟。駱宇宙，當年我們隔壁班的班副，在銀行指導工作，劉洋劉教授，海歸著名學者，青年博導，比自己學生都年輕啊，我沒說錯吧？你們這座位，是按班級排的啊？接下來就是四班的了，曹爽，曹曹，四班第一大美女，平時駐扎在上海，這次也難得回來。

我一位位看過去，他們也一位位沖我欠身微笑。多年沒見了，自高考后就沒見過，走在馬路上，我真認不出來。臉龐是熟悉的，但比上學時脹大了，大概唯獨呂揚妻子年紀輕一些，其他人眼角都有了忠厚的、不藏不躲的道道溝壑，泛著油亮，讓人幾乎想伸出手去擦一擦。我自己也是這樣。

“什么情況，隋老板人呢，他組局，自己沒來？”戚媛指指圓桌最里側空著的那個中心位置，盤筷已經擺好了。

路上我聽戚媛講了，隋超是同學里的成功人士，做游戲分發生意，常年在深圳。這次吃飯，就是他招呼大家一起見面，由吳江濤張羅的。

“深圳大雨。南方怪啊，冬天還有臺風，昨晚隋超沒回來成，現在還在機場候機呢。今天是來不了啦，派人把酒拿過來了，咱們喝。”吳江濤說。

“可以明天嘛。”曹曹說。

吳江濤解釋，隋超母親長了個東西，手術定在明天，已經進了病房。他這次專為看母親而回，老人就安排在呂揚工作的醫院，陽歷年底，住院不易，請到了呂揚科主任出馬開刀，明天呂揚自己也得在醫院值班。咱們聚咱們的，不礙事。下次人齊了再重約一次。

再說，今天不只隋超到不了，還有肖勵。

聽到這個名字，我有點怔，腦袋震了一下，想說點什么又說不出來。

吳江濤那邊已經不期然地撥通了視頻電話，吆喝著，“能來的都來齊了！” 對面是隋超，大概在機場休息室里，桌上一只大面碗沿上架著筷子，他的臉在碗上起伏，顯得很喜慶，迭聲說著對不起，招呼大家吃好喝好，說“精茅”手頭沒有，兩瓶普茅，湊合喝喝，又專門向小夏問了好。吳江濤起身，舉著手機轉了一圈，讓他看清桌上各位，好像要記錄下這一刻似的。

包廂里外有三位服務員，配合著倒完葡萄酒，行云流水地端上一圈涼菜，模樣都很玲瓏，數量則多得很，已經把桌子占得只剩個心兒了。吳江濤主持著開始碰杯，很幸運大家聚在這里，都是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杰出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展開了精彩的人生，還不忘深厚的同學情誼。服務員穿梭往來，很有一些鶯歌燕舞的感覺，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讓人很自然就舉起了杯，沒顧得上想已經灌下一口。我許久沒參加這樣的場合了。杯子盛得很滿，杯沿又寬，想的是抿一口，可張嘴就喝了一大口，鼻子幾乎也跟著沖進葡萄酒中去，還灑了幾滴到餐巾上。慌忙擦掉，馥郁的香氣充滿鼻腔，甚至有些辛辣，我不知不覺就高興起來，有些飄飄然了。

“莫麗怎么回來了？前天才聽戚媛說你在國內，意外之喜啊。” 呂揚問我。

其實我父母也在呂揚工作的那家醫院住院，媽媽犯腎病，我爸是腫瘤。那是整個地區最大的綜合醫院，無論是病人有關系，還是病癥有難度，只要占上一樣，基本都會設法送去那里。我父母兩個人分開住這么多年了，在我小時候鬧得不可開交，后來沒有正式離，但早就不在一起過了，關系也不算好，沒有分手變朋友的戲碼。而生活就有這么巧，這次同時進醫院，居然住在同一棟病房樓，病號飯都由同一輛小車送。特殊時期，家屬不能進病房探望，只能隔玻璃看看，病人也不能串病房，結果，我媽媽有次沒訂到飯，我爸居然通過護工給她送去了饅頭和小米粥，兩個人化干戈為玉帛。估摸著戚媛叫我來吃飯大概是想讓呂揚幫忙，不過我沒提他們住院的事，只講了他們身體不好。為此，四趟航班，隔離十四天。

小夏說：“父母都需要照顧，那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回來了。咱們都屬于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三十五往上這兩年最難了。您母親多大歲數？”

六十二啦，我說。真難想象我那個強橫麻利、聲音嘶啞得像男人一樣、總是用反問句的媽媽已經拿老年證了，坐公交車都半價。幾年前，過六十大壽的那天，她給我留言：“你怎么不祝我生日快樂？”我照例沒回復。可是作為中國人，對這個數字總還是很敏感。上次見到她是七八年前的事了，當時她還是中年人的樣子，這次，看著她穿著藍條紋病號服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過來翻身、洗頭發，樣子無助甚至有些懵懂，皺紋隔著兩層玻璃也清清楚楚。完完全全是個老人了。

劉洋慢悠悠地說，“當年我們都羨慕你有那樣的媽媽。你媽，還有肖勵他爸，都是全心投入、教子有方啊。不像我們，純靠自學，想使勁都不知道從哪使。”

駱班副在旁邊拿起筷子，輕輕敲了下桌子，“咱們還是乖，愛學習，還想著家長要能給加把勁就好了。現在小孩可不是這樣了，兩歲就開始叛逆。”

大家都笑了。聊起孩子總是開心的，讓什么都不再顯得沉重。

呂揚問，莫麗如今在美國哪里高就呢？定居哪個城市？這些年都沒有你消息了。

我說，我去學了護士，在佛羅里達，天氣特別熱。地方是在城市里，附近有個迪士尼樂園，可論繁華程度，其實大不如沈城。

曹曹圓溜溜的眼睛瞪大了，“一直以為你會讀到博士呢，大家心目中當仁不讓的高級科學家！你數學那么好。”

我也曾以為自己會一直讀書，即使不是學數學，也是工程學、環境科學，成為用腦袋去研究什么的人。現在則是腦袋帶動身體去工作，有時是反過來，身體帶動腦袋。護理講究專業技術，但它是具體的、手停口停、奔波勞碌的，和大家說的那種多么“高級”的生活狀態不是一回事。

他們問我在美國護士收入大概有多少。我說，有工會，我剛上班兩年，在這家醫院這種初級資歷大概是三十多塊一小時，高年資、西海岸會高一點兒。病毒肆虐以來工作特別忙，準點吃飯的時候很少，加班多，收入稍微好點，但是也累。我習慣那里了，暫時沒想到去別的地方。那兒生活成本也低。

呂揚算了算，一小時兩百人民幣啊，一天一千六，每個月相當可以，比我們主任高！我說，哪能干滿三十天呢？稅又高，到手沒多少錢。

吳江濤示意服務員給我布菜，每樣涼菜各來一勺，在盤子里堆成了八寶盒，說，“莫麗大隱隱于市啊。”

我是喜歡這個選擇的。剛學護士時壓力很大，醫學名詞對于我這個外國人來說特別難背，繞來繞去的拉丁詞多，經常擔心不及格。上班以后也累，可是，一旦渡過了考試、拿執照，以及最初工作時最焦慮的那一段，感覺就是又忙、又靜，工作時轉得像機器，到休息就可以關掉腦子，心里反而輕松。

這兩年我還胖了，比以前結實光潤了一些，或許還變好看了，甚至收到過兩次來自病人的小紙條。不像之前，還在學校讀碩士再到剛結婚那幾年，人特別瘦，時不時墜入說不清楚的黑暗深淵里，看著屏幕上的論文就會恍惚起來，不知道面前的這頁是剛翻進來，還是已經看過一遍了。那時經常覺得自己毫無價值，坐在電腦前還不如去做家務有意義，清理一遍起居室的地毯，多少算是做了點兒什么，會有些沒有完全虛度光陰的安慰。這些感覺，亂七八糟，很難在同學聚會上說清楚。輪到要解釋自己的選擇，總有些不舒服，就像已經愈合的創口重新割開見骨。無論是當初的狀況，還是今天的處境，我最不愿意引來敬而遠之的好奇，或者我更不想要的同情。

也是在那個我消瘦、失眠、整夜睡不著的階段，“群”出現了。戚媛通過我媽聯系到我，拉我進了同學群。熱乎勁過后，我趁著群內沉寂的時候退了群，后來聯系的只剩戚媛一個。上學時，我們同校了十年。先是周末同學，從三年級由各自小學選拔進區里的奧林匹克學校開始，每個星期六都見面，在同一個輔導班學數學。她媽媽和我媽總是在奧校柵欄外門衛室旁邊并排站著，各推一輛自行車等我們下課。她媽媽長得和她很像，當年理著女人中少見的絲毫沒燙過的短發，接近男式，人很挺拔，鼻子帶點鷹鉤，在門口“翹首期盼”時，還真的有點像一只鷹隼。

中學，我們都幸運地進了一中。我被分入人數很少的競賽小班“十一班”，她在普通班，都在同一層樓，共享女廁和同一條青綠色的水磨石長走廊。十一班之十一，并非來自排序，從第五到第十班，其實都是空著的。一中有這么項特殊制度，每屆選拔出十幾個人搞理科競賽，無論總共招收幾個班，競賽小班都一律編號為十一，顯出不去與凡間論短長的特殊。我們年級從入學起，一直在那幢位于校園中心的四層老樓上課。建筑是解放前留下來的，舉架極高，法相莊嚴，窗框比通常的東北窗戶要大上好幾圈，表演著殖民時期的外來者才有的那種毫不計較采暖開銷的慷慨。因此緣故，走廊格外陰涼，夏天的穿堂風仿佛能吹進五臟六腑的角落，水磨石地面泛出藍幽幽的寒光，像冰冷的玉。那條走廊兩側墻壁上都掛著油畫名人像，從孔子、老子、孫子，到柏拉圖、歐幾里得、愛因斯坦、高斯，還有堂吉訶德，這些平常感覺不太沾邊的人物匯聚在一起，現在想來，也許是一起從某家工藝品商行訂購的。

一中當年搞的是競賽教育，整座學校很小，全年級和鄰近年級的人幾乎都相互熟悉。上學時，戚媛和我關系并不近，她嘴巴快，說話狠，我有點怕她。席上的吳江濤當年號稱喜歡圍棋，說那才是真正的智力運動。戚媛問，你喜歡誰？他答，常昊，真正的天才！也不知道是從什么地方看來了棋手常昊的新聞。她笑他不懂裝懂，嘲弄夾著笑聲從他們班能一直傳到走廊盡頭小小的十一班靜寂的教室邊，還沒過完午休，段子就散播到了全年級。還有一次，她因為什么事質問一個同學，“怎么什么話到你嘴里都變味了呢？”當場把那個男生說哭了。當年我也畏懼她，反倒是我消失的那幾年，戚媛一直聯系我，聊得多了，感受到了她非凡的熱心腸和持續的不靠譜。我跟家里停止聯系的那幾年時間里，她還去拜過年，我媽媽的情況都是戚媛從她媽媽那里時不時聽來，再傳達給我的：開始做瑜伽了；學會在關節上貼暖寶寶了，托人網購了幾包，收到又覺得買多了想退貨；去老年大學上烘焙班了；手腕燙傷了，沒大事；跟朋友去海南了，準備過完冬天再回來。我開始能欣賞甚至向往戚媛身上那股似乎與生俱來的輕松。這真重要，我以前不懂。

吳江濤說：“醫療行業好啊，明智。醫療才是真正的朝陽產業，從咱桌上的職業道路就能看出來。我們搞工程的隨時要讓機器人給淘汰了。”

上學時我對他印象不太清晰，就記得有一次升旗儀式時他把旗弄掉了，全校哄堂大笑，想不到現在這么會說話。他提議再碰一次杯，我隨著大家舉起胳膊，又放下，終于把一直想問的事說出口，“肖勵現在是在哪？”

在北京。搞金融，幾年前創業了，自己當基金公司老板。還是踢足球，拉著員工組了隊，有同學去北京，就約一場五人制。人開朗了，在同學群里很活躍，在座的，從曹曹到劉洋，從駱班副到江濤，有一個算一個都給他推薦過客戶。

大家七嘴八舌，拼湊出他這些年的情況。本來近期他也要回來的，有業務，但是北京管得嚴，說怕回了再出現病例就進不了京了。不如給他也打個視頻？說打就打，嘀了四五聲后，那邊接通了。

駱班副拿出一個手機支架，推開一碟炸得金燦燦的灑了黑醋汁的嫩牛肉，放在圓桌的大理石旋轉臺面上。肖勵的方臉笑嘻嘻地轉過來了，“領導！有何指示？”

干啥呢不回來？領孩子采摘呢。冬天還采摘啥呀？是不是跟美女出去玩了？草莓，火龍果啊，都有，大棚里摘，沒在外面。肖勵厚道地呵呵一笑，調了個方向，遠處他妻子朝我們招招手，小一點的那個男孩子沖著鏡頭跑過來，摔了一跤，電話那邊嘈嘈切切。領導，先喝著，過會再給你們打過來。

一晃，這一整桌的人都三十五六了。席間僅有我沒孩子，別的大多都是二胎。才知道呂揚和小夏是重組家庭，各帶一個，那加起來也是兩個。同學里結婚早的，孩子已經接近我們當年的年紀了。時代變了多少啊？那時沈城把計劃生育從政策變成了文化，感覺不到所謂多子多福的傳統，同學個個是獨生子女，閨女當兒子養，全副精力都投入在養大獨苗、讓孩子有出息上。直到上大學，我才知道同為“八零后”，有好多地方的同學是有兄弟姊妹的。我家院里有一對雙胞胎女孩，簡直是“罕物”，都漂亮得像畫中人，走在院子里是一道風景，可旁人照樣說，雙胞胎等于胎里就把一個孩子的營養分成兩份，可不是沒有獨生子女好？還領不到獨生子女補助呢。

當年孩子多的家庭，就好像勢必是沒有一份體制內的工作或者一個城市戶口本值得珍惜，低人一等似的。連雙胞胎這種生物學事件也概莫能外，仿佛攜帶著跟舊時代關系更密切的傳染病。

現在想想，真是好笑，什么都擰勁了。要是我爺爺奶奶活到現在，看到有人竭盡全力人工生下雙胞胎的新聞，得有多驚訝！

呂揚正在講學區房。孩子明年上小學，保證進重點學校還不夠，下一個核心步驟是挑班，而挑班的關鍵在于老師。小學畢業時，不同班級的第一名在全區排名里能差出幾百名來。我插不上嘴，聽得入神。想起當年改名字是個時興，也是不容易辦到的事兒。他能從呂揚變成呂思揚，有女同學能從單名一個佳字變成珈涵，叫小雨的能變成雨甯，或者，請仙人算大運，改一個吉利的四字名印在身份證上，都是家長有能力的證明。那時有多少司空見慣的怪事啊，改名之外還有改年齡的，能早一年上學就好像是搶占先機，我有個小學同學是從八月改到了轉年一月，“小一歲”以后機會多很多——而且只改四個月，她媽媽私下說，就算學校測骨齡也不會被揪出來。

肖勵也是我在奧校數學輔導班認識的，最初比我低兩個年級。他爸爸和我媽媽一樣，是教育上的狂熱分子。他爸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受過傷，腿有點問題。我不知他爸究竟在什么單位，只記得上下學接送都是爸爸來，在當年這很少見。只有他爸，當時幾乎把教育他當成一份全日制工作，送完他上學就去炒股票。也是他爸，來奧校找到主編了《小學數學奧林匹克訓練題大全》的楊老師，要求給肖勵升班，我們才成了同學。

在我們那個高年級班里，肖勵比大家年紀都小，個子不起眼，人很沉默，數學則好得光彩耀目，就好像佛祖在他腦門開過光。一道題，他不用像別人那樣記解題技巧和公式，自己就能摸索出來。楊老師說，肖勵做練習冊時，眼神都和別人不一樣，從眼睛到題之間像有針線穿著，唯獨考試狀態差了一點，要多練。

那個階段我父母正在鬧離婚。我爸這人沒啥能力，事還多，用我媽的話說，每個月拿給她兩百塊買菜錢，到月底他都覺得該剩下一百五。五年級開學時，楊老師把我從大階梯教室選拔進額外上課的五人小班，運氣疊加，夏天考試時好幾道題是楊老師講過的——小班中大概唯有我因為實在不會做而把步驟原樣背了下來。結果，從小班考進了一中給小學生設立的周末尖子營的，居然是我。

我媽大喜過望，實現我的數學才能成了她的目標，足以證明她靠自己能撐起一個家，把孩子帶成人才。她等著我下一年再考進一中的競賽班，學得好，未來能拿塊金牌。

每周五下午，她提前把我從小學接走，送去奧校上晚課。周末晚上，電視插頭拔下來垂在桌子旁邊，她坐在桌旁守著我做題。趁她去廁所，我翻到書后，用最快的速度在腦中記下答案，她回來后再抄到前面，在演算紙上胡亂寫些公式，做冥思苦想的樣子。

我已經知道我數學不太行，至少不是我媽媽盼望的那種行，我跟早慧、奧林匹克、天分這些詞沒有太多關系。為什么要讓我蒙受恩典，進入小班？為什么把戚媛和蕓蕓眾生甩在后面，定義為普通，把我備選為可造之才，在我腦門上印一枚假章，讓我媽大受誤導，從此走上歧途，讓我對自己半信半疑，又怕又想又逃避？

一直想不通為什么是我。也沒真正去想。要到考護士執照那段時間，夜里看了無窮多的深宮電視劇，才覺得世上有些人靠馭人之術活著，就愛擺弄人。奧校那片小國土上，楊老師是唯一的君主。皇帝說：數學靠天分，解題靠努力。于是每個人都疑神疑鬼并十分努力，不明白為什么另一個人會被選拔上去，直到對數學的努力變成吸引皇帝注意力的努力。你的努力要讓人知道，如果他不知道，你就不夠努力。皇帝灌注給我們一系列新概念，沖刺班，重點班，加強班，提高班，周一到周五單獨輔導小班，周末A班，周末B班，這些現在已經想不起來的分類，當年從父母到孩子都銘刻在心。于是我們拼命表現，努力在競爭中超過別人，觀察、獻媚、求禱，揣摩、監視、舉報。皇帝喜歡分類和考驗，他提拔你又懸置你，撫摩你又觀察你，精心策劃出多重競爭。某一個機緣中他對你青眼有加，讓你覺得自己特殊、有價值、有才能，之后你再懷疑他錯看了，自己其實一文不值，焦慮地等待偽裝揭開的那一天，小腦袋里全是灰飛煙滅身敗名裂這些大詞。皇帝的數學是分配制的。

皇帝喜歡不確定性，他用懸疑來統治。

……

（全文詳見《江南》2022年第五期）

淡豹，寫作者。1984年生，遼寧沈陽人，2013年開始小說寫作。作品曾發表于《小說界》《花城》《十月》等雜志，2020年出版短篇小說集《美滿》（上海人民出版社）。作品曾入選《青年文學》雜志城市文學年度排行榜，得到《中華文學選刊》轉載，入選《2019年中國女性文學選》《2020年中國女性文學選》《新女性寫作專輯：美發生著變化》等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