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近代和現代的分界，社會的轉型引起了語言的劇變。社會的轉型與語言的變化是什么關系，這種劇變都體現在哪些方面，語言的近現代區別在哪里？這些問題可以從語言本身和語言社會兩個層面看。

語言本身方面包括以下內容：

1. 語音方面，北京音取代了南京音的地位是最顯著的變化。

2. 語法方面，筆者認為進入20世紀以后漢語實質性的變化有二：一是定語修飾成分的長大化；二是體詞謂詞之間的詞性轉換可能性。兩種變化促成了二字介詞（如，對于、基于、關于）和二字形式動詞（如，進行、加以）的發生。

3. 詞匯方面，進入20世紀以后新詞語的劇增是時人強烈感受到的現象，當時的媒體充滿了對新名詞的責難。來華的外國人也意識到漢語即將發生質的轉變。歐化語法+復音詞是漢語近代與現代相區別的基本特征。

語言社會方面包括以下內容：

1. 使用者的變化：漢語書面語的使用者從少數人迅速向全體國民擴展。這是廢除科舉實行新學制（義務教育）的結果。

2. 表述內容及語言形式的變化：語言傳遞的內容逐漸擺脫舊有知識體系的束縛，轉向學校教育的科學常識；語言活動的形式也以講述、聽解為主。四書五經等古典的背誦退居次要地位，乃至消失。語言在形式上有時代特征，就像時裝一樣因時而變。形式的變化常常是非功能性的，不為人注意。

3. 傳播媒介的變化：除了傳統的書籍以外，教科書、報刊以及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聲音媒體的加入，教室成為話語活動最重要的空間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變化。

進入20世紀后的第一個十年，是漢語詞匯的劇增期。具體而言，新增加的成員主要有以下四類：（1）二字名詞，主要是科學用語、抽象詞匯（以下根據行文或稱為“新名詞”）；（2）二字動詞、形容詞（以下根據行文或稱為“新謂詞”）；（3）二字區別詞，即非謂形容詞；（4）新詞綴、類詞綴以及以新詞綴、類詞綴為構詞成分的三字、四字詞。

第一類詞又被稱為“新名詞”，時人認為這些詞是為了應對新概念的涌入而產生的，新的文物制度需要新的詞語，這是表述新知識所必需的。但是同時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很多新名詞并不表示新的概念，只是提供了新的形式。在新名詞創造上，來華傳教士有所努力，但并沒有取得成功。現代漢語中包括科技術語在內，很多詞語是借自日語，或受到了日語影響的。《英華大辭典》《辭源》等真實地反映了漢語接納新名詞的情況。

第二類詞筆者稱之為“新謂詞”，迄今為止并不見系統的討論。現代漢語為何需要大量的新謂詞？謂詞與名詞不同，固然可以對既有的概念、動作、性質加以細化和限制，但并非時時刻刻與新概念緊密相關；與名詞的情況相同，更多時候，新謂詞提供的只是新詞形，而不是新概念；其目的有實現精密描寫、增加修辭效果的一面，更主要的是使新時代的話語行為得以成立。在白話取代文言的過程中，新謂詞的獲得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第三類詞作為形容詞的補充，主要功能是細化、修飾名詞性概念。二字非謂形容詞的發生（即來自何處）及定型還有很多事實需要廓清。以上三類詞在《辭源》中收錄有限。新謂詞的缺位反映了當時漢語科學敘事的局限性。

第四類是指“—性、—化”等新詞綴，及“—員、—手、—品、—機……”等類詞綴。“—性、—化”借自日語，具有改變詞性、添加語法義的功能，和西方語言中一部分suffix性質相同。“—員、—手、—品、—機……”等的功能是對名詞進行歸類、整理。筆者認為“類詞綴”應該是分類的詞綴，而不是類似于詞綴的意思。新名詞的大量發生引發了詞匯系統性整理的需要，類詞綴可以說是應運而生的。新詞綴和類詞綴引發了三字詞的大量增加，改變了漢語的節奏。

20世紀初葉的新詞增加，根本性地改變了漢語的詞匯體系，筆者稱之為“漢語詞匯體系的現代重構”。新增的詞語可以分為內容新詞與形式新詞兩類。內容即詞義，形式即詞的結構，在此特指詞的長度。二者相交織，有以下三種具現方式。

1. 新詞形，詞的形式不見于漢語典籍，是全新的，至于詞義則有新有舊。

2. 舊詞形I，詞義得到了更新，即舊詞形新詞義。

3. 舊詞形II，詞義并無實質性變化，但在本時期內詞頻突然升高，成為該概念范疇的中心成員。這一類詞，筆者特別稱之為“激活詞”。

而所謂漢語詞匯體系的現代重構包括兩個方面：“基本詞匯化”與“單雙相通”。

王力和呂叔湘之所以認為詞匯不能成為漢語時代區分的標準，是因為其中的基本部分，即基本詞匯沒有發生變化。

詞匯研究通常將詞語分為古典詞、現代詞；或者常用詞、次常用詞、一般詞等，以使研究對象更加明確。將詞匯體系中一部分要素視作基本成員，名之曰“基本詞”，這種主張本身反映了某種樸素的直覺，但是一些書籍只是不斷重復基本詞匯的三個特點，即“穩固性”“能產性”和“全民常用性”。至于成為基本詞的條件是什么，有哪些客觀的篩選厘定標準？基本詞有多少、包括哪些，基本詞是如何構成基本詞匯體系的，等等，管見所及，似未見相關討論。

筆者認為，詞語分屬于不同的概念范疇，在認知的基本層級上概念范疇的數量是一個常數，所謂的基本詞的主要部分應該是位于基本層級上的概念范疇的中心成員，即認知語言學理論上的原型。迄今為止的認知語言學中，圍繞原型展開的討論所涉及的并不是語言知識，而是在歷史文化環境中形成的百科知識。例如在北美，robin是bird的原型，而在中國，“鳥”的原型是“麻雀”。這種認知類型的探討固然重要，但語言知識的認知機制是語言研究更應該關注的問題。所謂語言知識就是在某一概念范疇里，構成成員之間在使用頻率、語體特征、修辭效果上的差異以及距離中心點的遠近。具有漢語知識的人知道，“妻子”比“老婆、媳婦、拙荊”詞頻更高，意義特征更加中性。筆者認為，這種原型性應該是基本詞匯的主要判定基準。如果承認共時狀態下的詞語原型是歷時演化的結果，就意味著原型并非一成不變。與生活層面的詞語（筆者稱之為“文化詞”）相比，用于科學敘事的詞語（筆者稱之為“文明詞”）的原型化是在進入20世紀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完成的。筆者曾考察了形容詞“優秀”力壓“卓越、卓絕、杰出、優良”等，并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最終取代“優美”成為原型的過程。并曾指出，在“五四”前后廣泛觀察到的“基本詞匯化”現象是近代同義詞群的爆發性擴展所引發的。總之，所謂具有穩固性的基本詞都是單音節形式的日常生活詞匯，用于科學敘事的詞語并不在其中，而漢語的現代性正是由這部分詞語提供的。

本文的新詞語都加了一個限定成分：“二字”，新詞語為什么必須是二字詞？其原因有二，一是為了精密描寫，二是為了以科學敘事為目的的言文一致。

一字詞是綜合型的單純詞，二字詞是分析型的復合詞（聯綿詞、音譯詞除外）。構詞成分的關系可以分為兩大類：限定型與聯合型。前者包括定中、狀中、謂賓、動補等結構，對概念進行限定，通過精密描寫，對事物、事態加以區分。近代以后各種概念日益增多，需要在詞語上應對，但僅靠單純詞已經無法進行區別性命名了，大量的二字詞可以說是應運而生。前文所述的非謂形容詞在詞匯系統中承擔的也是區別性的功能。但是，新詞語，尤其是新謂詞不乏并列結構，并列結構的詞語由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兩個成分構成，對精密描寫并無實質性的貢獻。這類新詞的出現，是言文一致的需要。

復音化是現代漢語的重要特征。新舊詞匯體系的轉型，在語詞形式上具體表現在：

第一，新的概念用二字詞表示，如果新概念是通過翻譯導入的，就可以說譯詞必須采用二字詞形式。

第二，對于表示舊有概念的一字詞，需要為其準備一個（更多的情況下是一組）同義的二字詞形式。

上述兩條，筆者稱之為“單雙相通的二字詞原則”。第二條保證了新舊詞匯體系在詞義上的連續性，是實現言文一致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