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事，以百年計；宇宙里的事，以萬年計；生活里的事，則以十年計。所以，但凡以十年為單位回一下頭，必然意識到人生倏忽又過去了一大截。人生不滿百，算下來，可堪回首的機會不過八九次而已。

從那個曾被人宣稱是世界末日的2012年，到如今這個疫情依然肆虐、遠方戰爭還在持續的2022年，剛好十年。這十年，幾乎可以當百年看，影響未來千年也說不定。我個人的生活，也在這十年里和世界一起變化著：從圖書編輯變成了雜志編輯，讀了個博士，生了個女兒，體檢指標從全部合格到多項不合格，并且從不愿意接受這些不合格到安之若素……這些都是中年人題中應有之義。若說這與多數人一樣的日常里，有什么是獨屬于自己的東西，也只能是寫作。

比十年前再遠一點兒，2010年時，我還在一家出版社里編校外文翻譯的學術書，每日跟一個法語譯者掰扯同一個人何以不能有四個中文譯名。我的電子郵箱里，正冬眠著一部長篇小說，那是我的長篇處女作。然后，已記不清在哪里看到的《萌芽》雜志和99讀書人發起的第一屆新小說家大賽（也是唯一的一屆），我以買彩票的心態把小說喚醒，投遞了過去。幾個月后，竟然意外地被召喚到上海去參加復賽。復賽有一個環節，15個入圍者，輪番上臺，面對幾位主考官做即席演講并回答問題，如論文答辯。印象里，臺下坐著蘇童、蔡翔、潘凱雄、趙長天、葉兆言等幾位老師，都是文壇和出版界的大咖。我似乎是得到了最高分，得以繼續參賽，最后拿到了新銳獎和出版機會。小說最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名為《布克村信札》。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書信體，語調是模仿翻譯腔，為了貼合這種語調，甚至連里面的人名也起得像外國人?，F在，我敝帚自珍，仍覺得它并未過時。今年春天，想再版它時，發現手頭竟一本也沒有了，便到舊書網上買了一本。書到后翻開一看，扉頁上寫著：劉老師惠存，2012年8月29日，劉汀。是我的筆跡，應該是送給一位姓劉的老師的書，他作為舊書處理掉，又被我買了回來。我心里想，這不是巧合，是命定：我在2012年送給了2022年的自己一本書。

十年里，真正對我的生活具有改變效應的數得著兩件事。

第一個是2014年女兒出生，她所引起的生活變動，很好理解。女兒已經8歲，8年來，她的每一個成長細節我都在場，想起這一點，我感到心安。帶娃不容易，帶娃也有樂趣，源于寫作者的習慣，我隨手記下她的一些行為和話語。這些記錄，在2018年整理為一本小書《暖暖：父與女的故事》出版。我時常覺得，人是極為善忘的動物，我們經受的東西，不管是苦還是甜，只要時過境遷，便會不自覺地淡化、忘掉。我不希望若干年后，自己對女兒的童年，只剩下模糊的回憶，所以我要準確地記下那些細節，即便忘了，也可通過白紙黑字重新尋回。另外，從親子關系方面講，寫它還有一層私心，那就是在早期盡可能地往感情的銀行里存錢，存得越多越好，這樣，將來某一天她叛逆了、沮喪了、受傷了、挫折了等等類似的情形出現時，才有可能取出更多的利息。

第二個算不上大事，但因為占據的邏輯位置比較特殊，所以影響著后面的許多事。2012年，我在出版社工作了幾年之后，又回到學校讀博士。讀博的緣由有好幾個，第一是編書編得困頓，工作量巨大且枯燥無味；第二是那時心里的學術夢還沒全醒；第三個理由最直接，本科宿舍共八個人，除了一個畢業后即到海南島中學教書的逍遙人，我之外的六個人都讀博了，好幾個已經留學完回大學當老師。我心里想，不讀一下，以后實在沒臉參加同學聚會。于是，這年秋天，我回到母校北師大，追隨張清華老師讀博士。那時早已成家，需要養家糊口，也不可能不工作，于是繼續在出版社兼職上班。工作量上，跟全職沒什么區別，除了上課考試，其他時間仍花在跟書稿較勁上。

2014年，我度過了人生中最辛苦的一年。讀博的時候，我定下的底線目標是——絕不延期。這就意味著，我必須在畢業前寫出一篇合格的博士論文，并通過答辯。不得不說，寫博士論文的確是人生最艱難的事情之一。如前所述，女兒也是2014年出生，加上博士論文，加上一份近乎全職的工作……夠忙了吧？好巧不巧，就是在那一年里，為了生存，我還接了個急活兒，和梁振華老師一起合作寫一部都市劇。女兒出生時，我仍住在妻子單位提供的中轉房里，想當房奴而沒資格。梁老師找到我，問我干不干？我說干，必須把這個山頭攻下來。三個月出劇本，沒干過這個活兒的人不知道其中的折騰程度。我們如期把這部戲啃下來，后來在湖南臺播出似乎還拿了當年的收視冠軍。這筆稿酬加上之前的一點積蓄，終于在第二年首付了一個小房子，感覺算是在北京扎了一截又淺又細的根。

那段日子，時間是這樣安排的：不分周末和節假日，6點鐘起床，坐地鐵到出版社，在樓下麥當勞買一份6元餐，進辦公室開電腦，一邊吃早餐一邊寫劇本大綱。大概9點鐘，把大綱發給梁老師，他提修改意見，我第二天上午把修改稿和新一集大綱發給他，如此循環。9點鐘到中午12點30分，處理出版社的工作，因為一個人負責一條產品線，策劃、責編、宣傳、營銷整套活都得干。午飯后，同事大都伏案或在簡易躺椅上午休，我則開始噼噼啪啪打字，碼博士論文（為了節省去圖書館的時間，我把需要的絕大部分參考書都買來或者復印了，辦公桌真可稱書山），直到下午三四點鐘，當然其間穿插著無數出版社的事兒。5點多下班，坐地鐵回家，晚飯后再開始漫長的帶娃階段……

我啰啰嗦嗦這些的意思，不是說那時候過得多慘，相反，這一直是我引以為傲的一段經歷，除了把身體耗壞了許多指標之外，這段生活最重要的作用，是徹底幫我理順了自身和世界的關系，或者說，逼迫我通過最深入生活的方式擺脫它的束縛。許多感受、體驗、思考，都因此獲得了極致的可能，成為我很長一段時間里寫作的情感基礎。

也是在2012年到2015年之間，因為職業的緣故，豆瓣網成了我最常用的網站。除了給自己做的書上傳信息、約評論這些基本操作之外，還開始在上面發一些自己寫的文章。有兩本書的內容，都是先在豆瓣上發了，后來才結集出書的。這是兩本散文集，一本是《別人的生活》，另一本是《老家》，它們一個處理“此刻”，一個解決“過去”，保證我最終可面向“未來”。

轉戰雜志社之后，我的寫作真正步入正軌。一是有了非常合適的寫作氛圍，也多了學習和交流的機會，尤其是認識了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互相砥礪中，我寫得更加從容自信。另一件事不能忽略，即在李宏偉、彭敏等朋友的鼓勵下，重新拾起詩歌寫作，這才有了參加第34屆青春詩會、出版了一本詩集《我為這人間操碎了心》這些后事。

2017年，我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中國奇譚》。12個短篇，寫于2008到2015年之間，是起跑階段對自己的試煉。這個集子的初衷就是要玩點兒花活，把自己所感興趣的寫法都操練一遍，好壞另說，至少上上手，感受一下十八般武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刀槍劍戟究竟是何等重量。當然，這些小說背后也有著整體調性，即后記里提出的“新虛構”一詞。后來，我的短篇基本是沿著這個路子走的。理想的節奏是，5年左右寫出一個短篇集子，如今剛好5年過去，“奇譚三部曲”的第二部《生活概要》已經編妥，正斷斷續續地開始第三個集子的寫作。

2019年，出版第一個中篇集《人生最焦慮的就是吃些什么》。這部書的第一篇小說《午飯吃什么》剛好寫在十年之前，那時候我還在出版社，稿子投給了《人民文學》，大概兩年后發了出來。哪會想到，后來我自己也到雜志社來上班了，在我個人看來，這本書標志著我寫作的一個階段的結束。

2018年起，我開始著力寫一個以“竹蘭梅菊”命名的“四姐妹”系列，也就是后來的《所有的風只向她們吹》。這一批小說里，我試圖回到人物，回到我身處的細微現實中來，盡管《中國奇譚》或者《人生最焦慮的就是吃些什么》都是反映現實，但與四姐妹的現實還是不同的，四姐妹寫的是人群中人，也是人身上的人群。

2021年，我感覺到可以重新寫長篇了，這時距第一個長篇《布克村信札》的寫作，已經十幾年，長得有點超乎預料。3月份，那個在心里和手機備忘錄上“養”了許多年的故事，終于如雛鳥一樣破殼而出。年底完成初稿，如鳥之羽翼基本齊備，至于它能飛多高、飛多遠，已不是我此刻考慮的事。

總結下來，雖然在大多數時候仍被介紹或認作“青年作家”，但年紀過了40歲，按孔夫子的說法，已是不惑之年。在寫作上，“不惑”二字也恰當，對自己要寫什么、能寫什么、怎么寫，心中越發清晰且篤定。接下來，便是另起一段，空兩格，開始新的故事，也開始新的人生。

一直提醒自己，盡量不要寫成個人生活和寫作概述，現在看來，似乎仍然流水拉雜。我已經越來越不擅長在作品之外表達觀點，這同樣是這十年所給予的。在讀博和畢業的前幾年，我寫過不少評論文章，那時候總是言之鑿鑿的語氣，仿佛對一切都有自己的意見。如今，我依然保持著立場和觀點，但不再爭論和辯駁。我越來越相信一句話：作品沒有說出的，作者就沒有權利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