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難寫的一個文體，它偏要謙虛地說自己是“小”——小說。

這“小”字往往迷惑人，讓人覺得很簡單，沒啥了不起，覺得選擇了一件討巧的事，容易成功，其實，寫起來卻不是這樣了，雖不是“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但一篇小說下來，也是窮盡精力的，這哪里是“小”說了，分明是“大”說、是“重”說、是“難”說。又想起那些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句子來。恍然大悟，高手往往示弱，大道往往無形。小說示“小”，不是真正的小，里面深奧著哩。又讓我想象，小說與其他文體同行，肯定是走在路邊上的那位，一路上沉默著諾諾著，但心底里卻是十分強大。

寫小說，必須與人物打交道。成功的人物就是能把讀者像數學公式一樣代入進去，讓讀者覺得小說中的人物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小說中的人物，渾然不分。奇怪的是，有幾次我看完書后睡覺，夢中我和書中的人物仍然在一起。現實生活中人海茫茫，大家為了生活到處奔波，使得每一個人物的面孔都是雷同的。但一個寫作的人，他需要從紙上創造出一個人物來，然后再讓這個人物回到現實生活中，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與自己的心靈息息相關，這便檢驗一個作家的創作能力。

在我的寫作經驗中，小說的前半部分最難寫，因為那些人物剛剛出現，他們就像一群上訪者，在我的面前吵吵嚷嚷，我不知道讓他們如何去如何留，如何去解決它們狹路相逢的仇恨。這個時候我是被動的，我被他們追問得寢食難安。他們都是我帶出來的人，我要對他們負責，不能輕易地丟下一個人物不管。即使是一個卑微的小人物，我也要尊重他們。有時我覺得對不起作品里的某個人物，因為我沒有寫好他，他肯定對我有怨言的。有時我覺得和作品里的某個人物，可以稱兄道弟了。

一個寫小說的人，一生都在追求塑造一個成功的人物。一個成功的人物，一定承載了作者的思想，承載著情節的轉換騰躍。小說里的人物在時間面前總是顯得有些慌張，我想讓他們長久一次，不要迅速消失。我需要耐心地、認真地寫好每一個人物。而不是粗糙地扎一個稻草人，插在天地間，在一場風雨中腐爛。

小說里的人物是我創造的，他們應該要聽我的，但有時候他們卻懟我，我讓他打狗他攆雞，我讓他朝東他朝西。我不免生氣，說，你若再這樣懟我，我就把你寫死了，讓你不再活下去。可人物又是大義凜然的，我不得不忍讓。這就是說，一個人物若有了生命，他便不屬于作者的了，有時作品中的人物生命，甚至超越了作者的生命。我在寫人物的道路上探索著，我知道離成功還很遠。

小說是我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文體，但小說卻不這樣認為我，小說多次勸我放棄，做一個游手好閑的人，也可度過一生，但我還是不愿意放下。現在，不管我是寫小說、讀小說、還是編小說，只要小說在，便可喚起我內心里潛在的力量。我這樣寫了多年，也斷斷續續地發表了一些作品，出了幾本小說集，獲了幾個小說獎，我和小說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了，但小說對我保持著矜持，不會秒回我的信息。

這幾年疫情的反反復復，讓人產生無限的哀傷，而許多英雄事跡又讓人無限感動。在這些靜態管理的日子里，我看書、寫作、睡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極力尋找另一個世界里的自我。現實的疫情與內心的豐贍糾結在一起，過去在文學作品中讀到的荒誕、解構、后現代的生活，現在疫情給我們生動地演繹了一遍：哦，原來是這樣！

美國作家蘇珊桑塔在《疾病的隱喻》中說，大規模的傳染性流行病，不僅是一個醫學事件，而且是一個文學事件，一個道德事件。我覺得疫情期間應當要有小說的表達，但小說不能從正面強攻，而要佯攻。正面強攻那不是小說的事，是報告文學的事。怎么寫疫情，我首先想到一個關鍵詞，即隔離。沿著這條線想下去，物理狀態的空間是容易隔離的，但人的感情卻是難隔離的，我就開始探討在隔離狀態下的人性。雖然寫的是當下，但我用了標題《來自古代的愛情》。百年后，我們就是古代的人了，那時，是否有人會從中看到我們在一場疫情中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