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真的是老了，近來對過去二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歷歷如在目前，且好同熟人講起，不排除對同一人講過兩三次甚至更多。祥林嫂對村民反復講她阿毛的事是因為悲傷過度，而我則是上了年紀的緣故。又因喜舊不厭新，只要還能使用，就不忍舍棄，而這些舊物，最能引發思舊之情，比如眼前的“梅花”牌搪瓷快餐杯和“春星”牌搪瓷飯盆。

“梅花”牌白色搪瓷快餐杯，直徑15厘米，高8.6厘米，是太原搪瓷廠生產的。杯把正對著的那面，自上而下印著天藍色的“快餐杯”三字，其中“餐”寫作“歺”，右側是兩只追逐著的奔鹿。此杯是我在語文報社工作時所買。當時，《語文報》的發行遍布全國，最多時達198萬份，曾有宣傳語“縣縣都有語文報的足跡”，盛況可以想見。其發行分部、分印點遍布全國，外加組稿與開會，出差是常有之事，主要乘坐火車的硬臥或硬座。長途旅行，吃飯便是一大問題。餐車上的飯菜，既貴又不可口，于是就買了此快餐杯，在火車上泡方便面吃，就著車窗外一閃而過之風景，外加香腸、榨菜與黃瓜，別具一番滋味矣。北上哈爾濱、大慶，南下海口、三亞，西至烏魯木齊、喀什，東臨大連、青島、煙臺與普陀山，這個快餐杯就是我忠實的侶伴。后來長途旅行多乘坐飛機，應該用不上它了。1998年舉家遷滬，改行當中學老師，基本上足不出滬，它就更無用武之地了，徹底閑置起來。可不知為何，就一直沒把它丟棄。

而上海久新搪瓷廠生產的“春星”牌白色搪瓷飯盆共有兩個，一大一小，小的留而大的去。其側面印著紅色的“市北中學287”字樣。當年在市北教書時，每名教職員工都發兩個這樣的搪瓷飯盆，飯點在教工食堂打好飯，回辦公室用餐，餐畢，就在辦公室的水池上把飯盆洗了。當年女兒在旁邊的鐵一小就讀，午飯時分，我把飯打好，她過來吃。眨眼間，外孫女也已經要上幼兒園中班了，逝者如斯夫!

此搪瓷飯盆陪伴了我整整四年，今日仍有印象的，是早餐時的豬肉白菜炒年糕，湯汁豐富；還有午餐時的蒜香骨，一大塊排骨下油鍋炸過，蒜香撲鼻。離開市北后，在新單位食堂，也曾遇到過蒜香骨，迫不及待地買來吃，個頭小，味道也不對。就是大酒店里做的蒜香骨，也不及市北食堂里的實在與地道。或許是先入為主的緣故吧。

離開市北已二十載，其間曾回去過幾次，也受邀在教工食堂用餐，食堂又大又新，老師們刷卡就餐，迥非過去的使用紙質餐券可比；菜肴品種豐富，用快餐盤，不用自己洗碗矣。不過，印象中的幾次就餐，都沒遇到過那舊日相識——蒜香骨。或許它與紙質餐券和搪瓷飯盆是配套的，不能獨存吧。

離開大學校門38年了，于晉滬兩地，換過4家單位。搪瓷快餐杯與飯盆，分別是我在第二三家單位工作時所用之物。至于1984年畢業后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在晉東南師專教書，倒是有一物可供懷舊，可惜找不到了——一只能裝1000毫升白開水的軍綠色鋁制大水壺。那是1986年暑假，代政治系一同事赴井岡山開會，這是自己第一次下江南。自臨汾啟程，于孟源倒車，乘火車硬座先到蚌埠，稍作停留，換車抵南京，爬中山陵，游夫子廟，過朱雀橋，尋烏衣巷。下一站蘇州，正值暴風雨，各家園林中甚少游客，令我像主人般從容品味。再到上海，住楊浦區一大廈地下室旅店，先后游覽南京路、外灘、豫園、人民公園，南京路旁邊的大碗茶令人難忘。隨后下杭州，繞西湖而行，登雷峰塔，游錢塘江。再赴南昌，在滕王閣舊址，低徊良久，落霞與孤鶩尚在，而閣不復存。上井岡山開會，難忘那漫山遍野的翠竹。返程去九江，登廬山，望瀑布水，細如腰帶，令人失望之極。再乘船逆流而上至武昌，登黃鶴樓，飽覽長江之景色……這只大水壺是我忠實不欺之旅伴。每到一地，住四人間招待所，臨睡前在旅店鍋爐房將水壺灌滿開水，敞口涼著，早晨起床，一大壺免費的涼白開水就宣告制成，可供一日之需。如仍不足，則以隨時遇到的大碗茶或冰鎮酸梅湯補充之。印象中那時尚無可口可樂與雪碧之類洋飲料。

這只鋁制大水壺陪伴了我整個的江南之旅，提供我每日所需之水分，與我一起飽覽六朝古都之風采，姑蘇園林之美景，西湖之水光，贛江之落霞，井岡之翠竹，廬山之瀑布，晴川之歷歷漢陽樹……如此忠實與見識，決不亞于堂吉訶德之仆人桑丘，又豈是普通水壺可比的？

惜乎不知它今日身處何地。

我把搪瓷快餐杯與飯盆上的油污仔細擦拭干凈。侄女見狀詢問緣故，少不了把上述內容講給她聽。其中“春星”牌搪瓷飯盆產于1996年6月，快餐杯更比它早了。侄女就說：“它比我還要大。”

是啊，它都26歲了!而我不老何待。

日本“雜物管理大師”山下英子提出“斷舍離”的概念，即斷絕困擾，舍棄不必要之雜物，脫離對物質的執念。據此理念，則上述物品統統都在舍棄之行列矣。果真如此，也就不會有這篇文字了，或者說，此文也屬于“斷舍離”之范疇？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