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當代文學擇取從“自然”到“生態”的本土和原鄉路徑，積極展示文學的歷史擔當和家國情懷，關切自然生態中的人類和人類目光中的生態，期待建構一種生態整體主義的文學觀，書寫時代史詩、引領時代風氣。

近年來，一批以“生態文學”“自然寫作”等關鍵詞為標識的文學作品相繼發表出版，成為當代文學現場的獨特風景與新近熱點，提供了多領域的參照和啟示。毫無疑問，自然生態具有明確的生產性，對其如何處理的問題關聯多元化、多角度的復雜認知，既屬于歷史性的文化和審美問題，也一直與社會問題和發展問題密不可分，帶有某種普遍性意味。當“生態”“自然”等詞語關涉文學，盡管不等同于詞語組合的概念再造，但詞語本身確然容易引發思想層面的混亂，厘清“生態文學”“自然寫作”等詞語的來路、邊界及可能性，辨析學術概念，既是當代文學生產和理論建構的重要關節，也是從事研究和展開討論的前提所在。

精神資源與歷史意義

筆者曾以“文學與自然”為題組織展開討論（見《人民文學》雜志社微信公眾號2018年“圓桌派”欄目），指出中國文論和美學傳統的發展史上存在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即相當一部分對后世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觀念，盡管鮮有完備的理論體系，卻實實在在影響了中國文學的本體論、創作論和風格論。“自然”觀念即是其中一例，其所關聯的各領域內歷代學者的著述，匯入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精神資源。

在自然和社會兩大生活區域，人類走過與自然的相生相克時期，經歷市民生活的興起，再到無意于世俗生活時主體精神向自然的回歸階段，我們從中可以摸索出一條“自然”由純粹的客觀概念轉入審美價值范疇的大致脈絡。首先，古今相接而論，儒、道、兵、法、墨等諸家早期思想中均有對“自然”“道”“天”等概念的著重論述，無論是將古代天、地、人“三才”觀念納入現代生態系統考量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還是從《周易》的人本思想基調與天人合一進路中找尋“道”與“術”的應時而動，均為當下生態文明建設和現代社會治理術提供借鑒。其次，理想家園的文學性象征亦是如此，諸如《山海經》等古代文獻中的四方想象，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詩性思維中以萬物相連為整體觀，同樣為如今的宇宙觀提供闡釋，暗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訴求。

值得一提的是，對自然的認同性闡釋，宛若中國自然文學的前世，直到通俗小說蔚為大觀，時而以景觀狀態下的山水、城池、市井作為故事背景，時而以詩、賦、詞等文體作細致描寫，層出不窮的景觀描繪，駢賦風格的極盡鋪排，“自然”既作為敘事文本的環境描寫出現，也成為渲染情節的藝術處理技巧，激活了更多的可能性。于是，中國傳統的“自然”觀念原本所涉及的文與質、華與實、體與用、本與末等命題，以及對作者內在情感的真實自然等要求，連同“直尋”“妙悟”“佇興而 就”的自然而然和“味”“麗”“沉”“雄”到“氣”“清”“遠”“淡”的審美旨趣等，逐漸被剝離出文本的核心，主要保留了自然之美、文之大美等美學精神為其高標，算作中國古文論內部與現當代文學之接續的雙重斷裂。

遺憾還在于，有關“自然”與“生態”的眾多文學概念，其重要觀念雖最早萌發于中國古代的豐富創見，命名之功和明確的理論建構則在西方。例如，“自然寫作”乃西方生態批評的先行文本，作為最初意義上的生態文學形態，側重呈示人類與自然界的倫理關系，具有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傾向，同時因自然寫作的地域性，牽連地方路徑與總體性經驗之辯。需要強調，以欣賞的目光察驗自然并記錄人與自然之關系的“自然文學”有別于“自然寫作”和“生態文學”，其本質上的人類中心主義視角和對自然獨立觀照意識的欠缺，更近似“環境文學”的范疇。“生態文學”產生的根源實則為人類面對嚴重的自然危機生發的生態意識和現實自覺，是人類自身對現代性的反省和批判，謀求一種預先性的介入。

若僅把“自然”作為客觀性的存在，現代社會及其經濟的發展無疑導致其生態的巨變，同時在景觀上呈現出城市與鄉村兩種文明。從浪漫主義對自然的歌頌到現實主義對資本社會的嘲諷，再到現代主義對物質主義的拒斥和控訴，生存狀態的變化相應導致人類思維的轉向。顯然，種種概念的產生旨在探討人類如何想象自然、想象自然與人類關系、想象未來發展圖景等觀念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存在“生態文學”“自然寫作”的悠久傳統，積淀了頗為深厚的精神資源和創作理路，“生態文學”與“自然寫作”等無疑具有獨特的中國精神和中國歷史向度，與中國特色同頻共振。

文學創作及其時代轉向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延伸而來的自然寫作區塊，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化史上的魏晉山水學，其具體的詩、書、畫等文藝創作統攝于強大的玄學闡釋系統；盡管受西方生態文學和批評流派的影響，中國文學的自然生態書寫與梭羅的“瓦爾登湖”、卡遜的“春天”，以及利奧波德的“大地”和羅爾斯頓哲學趨近的“荒野”等形態判然有別。在中國文學的主體性認知中，蘊含著“自然”“生態”的特殊觀念、別致情思與充沛修辭，正如魯迅、郭沫若、茅盾、沈從文等筆下，不乏有作品從精神、社會、環境等維度表露原始文明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使人與自然之關系，在有關現代知識話語、經濟社會形態等的深思中，見諸審美、抒情和批判性表達，接續了中國精神根基。

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從最初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和憂思中，逐漸確定了強烈的反思意識和鮮明的非人類中心主義觀念。以生態危機、保護環境為主題的作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勃興于阿來、陳應松、張煒、韓少功、遲子建、徐剛、姜戎等作家創作，作品體裁不一，涵蓋報告文學、長篇小說、散文、詩歌、劇本等門類。及至近年，有關自然的討論明確地與新時代國家頂層設計相伴相隨，禮敬之心與競勝之心同構于生態文明建設，歷史之美、山河之美和文化之美，既是審美觀與價值觀，更內在于國家“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之中。以文獻綜述的方法進行直觀審視，作為當代文學重鎮的《十月》《詩刊》《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天涯》《草原》等刊各有相關主題的前沿策劃，對生態、自然、大地、春天、海洋、島嶼等詞語各有認領，又以“生態”一詞最為提倡；以“生態文學”為主題在中國知網（CNKI)上檢索到的數據多達2600余條，按發表年份概覽，2012年至今，歷年的相關文章數量均在130篇以上，而以“自然文學”和“自然寫作”為主題檢索，數據總數僅二三百條——顯然，存在一個從“自然”走向“生態”的轉向。

從認識論層面考量這種轉向，作家在對未來的自然生態進行開放性書寫時，既有對優秀中華文化傳統的追尋，也在環境危機和切己生活中不斷明晰生產、發展、建設與自然生態的循環互動，由此確立的生態意識，指向自然生態與高質量發展的“綠水青山”之美。再有，作家身處當下，汲取歷史文明深處的精神資源，連同對全球化進程的現實體認，擁有著以往無可比擬的宏闊視野，“自然”，不僅是文學作品中需要復魅的客觀存在和審美需要，更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之義和關鍵維度，是一種關乎生命“存在”的“大生態”。因此，具體到作家創作論和作品風格論，在一批展現新時代山鄉巨變、反映鄉村振興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生態鄉土的現代化之殤，體認到發展觀念轉變之下的人民奮斗之志、創造之力和實踐之果，飽含地域特色和民間性；在一批科幻小說中，涌現出怪物生態架構和對古典志怪傳統的化用，預示更為博大的生命觀、生態觀和宇宙觀，呼喚修復人類內心深處的良知和善意。

——這種修復無疑是世界性的。

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盡管西方文學有過圍繞修辭、技法展開現實諷喻的豐碩嘗試，中國當代文學則是擇取從“自然”到“生態”的本土和原鄉路徑，積極展示文學的歷史擔當和家國情懷，關切自然生態中的人類和人類目光中的生態，期待建構一種生態整體主義的文學觀，書寫時代史詩、引領時代風氣。中華文明深隱的人學觀和生態觀，在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中不斷激活、開掘，使鄉野自然、城市生態回歸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也在文之大美中恢復其幽深玄遠、盛大浩繁。而人在和諧關系中的高質量發展，訴諸文學的要義及其人文關懷，還有待更為廣泛的互動，它不僅存在于新時代文學自身發展和相關學科的學理性主題，也需要文學制度和批評視域的吟與詠、鼓與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