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蘇州酷熱異常，某日午后去鈕家巷文學山房，店里空無一客，坐下來和九十七歲的江澄波先生閑話。他說疫情期間，店門上貼著“暫停營業”的牌子，并無客人，他仍堅持每天到店，無他，只是覺得比較安心。近來巷中漸漸熱鬧起來，對面的潘氏故居拆得一片狼藉，筑起圍墻，開始修葺起來。

江先生說，正對書店門口這片，其實是王鴻翥王家的產業，并不是潘家的宅子，文獻家王欣夫便是王家的后人。說起潘家，他忽然想起家里還留著幾百張老的箋紙，時代有近有遠，圖案各式各樣，有字的，有沒寫過的，以蘇州本地的居多，其中有一張真與潘世恩有關，名為“賜燈簃圖”箋。我說，記得潘世恩大兒子潘曾沂的《小浮山人自訂年譜》里提到過，曾請寫真名家、常熟人胡芑香（名駿聲）畫過一張同名的畫兒。兩年前，我寫過一篇《胡駿聲祖孫的生平與肖像畫創作考辨》，當時搜集了公私各家所藏胡氏畫作，可惜就沒能找到《賜燈簃圖》，請江先生回家后如能找出來，一定拍張照片給我。沒過兩天，江先生的孫女就微信發來圖片，梅紅色的箋紙，已略有褪色。箋紙左圖右文，圖案純為細線勾描，外有方框，右上角有“賜燈簃圖”四字，左下角樹石空隙處有“東園摹”三字。右側文字為胡駿聲題記三行：

道光己酉上元，潘功甫舍人為尊公太傅祝八十壽，稱觴于賜燈簃中，自制歌臺柱聯云：“最難在熱鬧歡場，見花草精神，庭階結構；原來是太平好景，有笙歌院落，燈火樓臺。”一時傳頌稱羨。虞山胡駿聲因寫此圖并識。

據《小浮山人手訂年譜》記載，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潘曾沂“重修養云書屋，恭懸御書‘壽’字匾及御賜宮燈，名曰賜燈簃”。次年（1849）正月，稱觴于賜燈簃中，開筵宴客。潘曾沂自制歌臺柱聯云：“最難在熱鬧歡場，見花草精神，庭階結構；原來是太平好景，有笙歌院落，燈火樓臺。”一時爭相傳頌，因屬虞山胡芑香繪圖紀事。

從潘曾沂自訂年譜來看，應是請胡駿聲繪制了一張在家中懸掛燈彩祝壽場景的圖畫，并有題詠之屬，作為對賜燈簃宴客的紀念。此后，潘家再按照這張圖，縮小摹繪，刻了一張箋紙。至于摹繪的人，是否胡駿聲本人，沒有文獻記錄，無法確定。而看文學山房收藏的那一張箋紙上有“東園摹”三字，顯然圖是潘曾沂之子潘儀鳳（1826-1876，號東園）所摹。

不過，這只是一個版本，并不能涵蓋所有情況。最近瀏覽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潘祖蔭書札中，發現同樣的圖案、文字還有一版，與“東園摹”本幾乎完全相同，最大的差別就是左下角沒有“東園摹”三字款。無“東園摹”款的這版，能在潘曾瑋致朝鮮人李尚迪（1803-1865，號藕船）書札所用箋紙中找到。近人劉麟生《燕居脞語》中一條筆記就源于此：

道光己酉，上元潘功甫舍人為其尊人太傅（潘世恩先生）祝八十壽，稱觴于賜燈簃中，自制歌臺柱聯云：“最難在熱鬧歡場，見花草精神，庭階結構；原來是太平好景，有笙歌院落，燈火樓臺。”一時傳頌稱羨。虞山胡駿聲為寫圖于自制詩箋中。此事見吳縣潘曾瑋先生書簡，一名《潘孔合璧》，近歸績溪胡氏。

劉麟生說“胡駿聲為寫圖于自制詩箋中”，將胡駿聲繪圖、潘氏制箋二事混為一談，或未必確當。不過，劉氏清楚表示，所述內容源自績溪胡氏新收的一種名為《潘孔合璧》冊子。一提到“績溪胡氏”，自然讓人聯想到“我的朋友胡適之”。檢北京大學圖書館與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聯合編纂的《胡適藏書目錄》，果然發現1831號著錄《□雁尺一集》一種，冊中鈐有“紱庭之藏”白文方印等印記，其附注提及：

此二冊為1958年自胡適的美國寓所運送至臺灣。第一冊題簽《□雁尺一集·潘孔合璧·流》，第二冊題簽《□雁尺一集·張王墨像·水》。胡適將《□雁尺一集》及另兩冊（原無冊名，今暫定名為《與高麗使臣函札》）命名為《道咸同三朝文人與高麗使臣函札》。

《□雁尺一集·張王墨像·水》內頁有胡適的手寫筆記紙數張，其中一張注記：

張伯謹代我在東京買的。共書札五十七通，兩冊，價日幣乙萬元，合美金廿五元。原題《□雁尺一集》，第一字似是“燕”字，不是“魚”字？一冊題“流”字，一冊題“水”字，當是用五言兩句編號，原藏至少有十冊。受信之人是高麗的一位名士，駐在北京甚久，其字為“藕船”，姓氏待考。

按：張伯謹（1902-1988）曾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抗戰勝利后，任北平市副市長。1948年，與胡適、陳寅恪等同機自北平飛南京。后赴臺灣。這套《潘孔合璧》冊，很可能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張氏為胡適從東京購得。顯然原屬李尚迪家藏清人書札冊，已經散落，部分從朝鮮流入日本。

為什么可以肯定只是部分呢？其實，李尚迪生前就曾將清人寄他的詩箋、書札選編為《海鄰尺素》。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抄本《海鄰尺牘》，就是摘抄本之一。取《海鄰尺牘》摘錄潘曾瑋、潘祖蔭及孔憲彝書札對比原跡，不難發現《海鄰尺牘》所收，僅是《潘孔合璧》中的一部分。中、韓兩國學者研究李尚迪者，似乎都未注意到胡適舊藏的這兩冊原箋，以至結論多據抄本而來，不免給人隔靴搔癢之感。

潘曾瑋所用“賜燈簃圖”箋，與潘祖蔭所用“東園摹”本近似度很高，除了這兩個版本外，還有第三個版本。喜愛制箋的潘祖蔭，不僅用家中現存舊箋，還主動翻刻新箋。潘祖蔭翻刻版，構圖仿胡駿聲而略作修改，如燈籠的形狀變長之類，與前版最大的差別在題記，從圖左，改到圖右，內容也與前版不同。

另外值得一說的，同治十一年（1872）幫潘氏翻刻新箋的兩位，繪圖者為吳大澂，題字者為趙之謙，堪稱一時之選。在顧廷龍先生抄本《潘文勤致吳愙齋書札》中，有一通提及此事：

家有“賜燈簃圖”箋，今已模糊，擬重刻之。已屬撝叔題字，并懇吾弟照撝叔所批駁者重繪一紙，以便付刻也。均初信到否？此上清卿館丈，蔭頓首。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潘祖蔭書札中，就有潘祖蔭使用自己翻刻的《賜燈簃圖》箋作札的實物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