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歷史上，我國曾涌現出大量杰出詩人和無數優美詩篇。偉大的詩人和優秀的詩作，共同構筑起一座座文學的豐碑。

近年來，詩歌再次熱起來，各種詩詞類節目火遍熒屏，大量的詩歌節、詩歌獎遍地開花，“寫詩”已經從一種曲高和寡的精英行為變成普通人動動手指即可完成的日常表達。

讀詩的多了，寫詩的多了，詩歌日漸走進大眾，這本是好事。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目前詩歌數量雖大，但質量參差不齊，詩歌創作中存在著無韻、無趣、無美、無義、無理、晦澀等問題。因此，在繼續鼓勵詩歌走向大眾的同時，我們還應引導人們提升美學素養，鼓勵創作者提高作品質量，讓中國詩歌從“高原”邁向“高峰”。

深入生活：以夢為馬，突破現實局限

夢想是夢境中才能實現的理想，意味著更美好的可能性。“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是對功利現實的突破；“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對“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的彌補。偉大的詩人總有浪漫的理想，優秀的作品也多寄寓著美好希望。

對于中國當代詩歌創作者而言，要想創作出優秀作品，既要有古人先賢的那種浪漫想象力，又要讓夢想照進現實，把理想與現實統一起來,既做“理想家”，又做“寫實家”。

王國維說：“自然中之物，互相關系，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系、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這段話可以當作詩詞創作的方法論。

今天，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在“地球村”里，古今中外的詩學思想交流碰撞空前密切，這為當代詩人博采眾長提供了極大便利。在具體創作中，詩人不僅要關懷現實，還要寫出立足有限性，同時又具有理想性、創造性的作品。

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詩所要揭示的是內在必然性、規律性、普遍性，這與咱們中國人所說的“道”的思想有點類似。形上得“道”，形下才有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道”是“路”的終極追問。“道可道，非常道。”“道”瞬息萬變，而“詩”是詩人創作瞬間的悟“道”得“意”，意之所向，隨物賦形。所有這些其實是說，詩歌創作要追求“意境”。

意境通過意象呈現，意象又來源于現實生活中的“物”。問題是，古今時空環境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生活中的意象早已改變，即便是相同的意象，所承載的意境也可能完全不一樣了。所以，當代詩詞創作不能“太擬古”，而要以“兩創”理論為指導，扎根當代生活，深入生活現場，觸摸時代的痛點、淚點、興奮點。唯有如此，詩歌創作才能擺脫舊語境，創造出新的意象和意境。

堅守理想：創造“境外之境”，走向廣闊天地

百年前，梁啟超先生提出“詩界革命”，主張“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還試圖通過對詩歌、小說文體的改良，架起由藝術實踐通向社會實踐的橋梁，達到“新民”“新人”的目的。但在詩歌創作實踐中，很多人發現“新語句”和“古風格”難以兼顧，因為“新語句”不僅涉及新名詞，還涉及新句式、新意象、新思維、新觀念。其中，新思維和新觀念尤為重要，如果不能樹立新思維、新觀念，即便使用再多“新句式”，創造再多“新意象”，也很難創作出“新語句”，更難創造出“新意境”。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由于當時很多創作者沒有完全樹立起新思維、新觀念，所以“詩界革命”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

對于今天的詩歌界而言，百年前的“詩界革命”仍有借鑒意義。詩人不僅是詩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之一。從“高原”邁向“高峰”，不僅取決于詩人個體的水平、能力、見識，也與一個時代詩人群體整體的精神標高有莫大的關系。當代中國詩歌界要想再現群星璀璨、佳作涌現的生動局面，應該在整體境界上先有一個大的提升。

境界是什么？我們不妨從唐詩宋詞這些中國古代詩歌的高峰中尋找答案。比如，宋詞的高峰是范仲淹、王安石、蘇軾等一批偉大詩人共同創造出來的。這些詩人不僅在詩詞創作上成就卓然，也在現實中建功立業，勇于承擔各自的歷史使命，是“寫實家亦理想家”的典范。“寫實家亦理想家”意味著既要立足現實、掌握規律，還要合乎自然、合乎大道，又要“鄰于理想”，敢于大膽構思暢想，這就是境界。

簡言之，境界在境外，不在境內，也就是說，詩歌創作要突破詩歌界自己的小圈子，走向歷史、國家、社會的大天地，要將對詩歌藝術的“小追求”融入對家國情懷的“大追求”，比如，“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就是突破現實局限、勇于創造“境外之境”的典范。

再過許多年，后人會發現21世紀中華詩詞的高峰之作，一定具有這樣的特點——不是眩暈、內卷、躺平，而是能提供治愈這些癥狀的良方。

呼應時代：追求大道，將創新進行到底

文藝離不開時代氣血的滋養。充沛的時代氣血能夠激活詩人對生命的感悟力，激發他們蓬勃的創造力。

歷史早已翻開新的篇章。百年前不徹底的“詩界革命”擱置了“新語句”的追求，使“新意境”的理想落入了古人“詩意翻新”的套路。一百多年來，語言背后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要想讓中國詩歌呈現出全新樣貌，必須為詩歌找到彰顯當代性的原動力。

王國維借鑒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論，把意志與欲望、意境聯系起來，提出“意即欲”。此“欲”不是七情六欲的“欲”，而是生命意志。對詩歌創作而言，感性欲望是觸發、啟動創作的開關，理性是把感性欲望的野馬變成千里馬的韁繩。詩歌創作等文學活動是感性和理性相互較量的產物。詩人只有具備頑強的意志，才能激發歷史理性，“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讓作品煥發出時代活力。當今時代，物質生活空前豐富，人們的感性欲望也空前膨脹，這為詩歌創作提供了素材和火花。但偉大的詩人，應該用理性駕馭欲望，以作品有限的容量，為時代提供精神營養，表達對人類無限的終極關切。

雨果曾說，為藝術而藝術固然好，更好的是為進步而藝術。對于今天的詩歌創作者而言，可以追求高超的技巧和精美的形式，但詩歌一定要有充實的內容。具體而言，詩詞要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主動書寫當代人的酸甜、苦辣、冷暖；“太寫實”的詩詞要勇于打開想象的翅膀，立足境內，創造“境外之境”;“太破碎”的詩詞要站穩立場，敢于為理想塑型、造境，為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力量。

詩詞是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地，也是文化創新的前沿陣地。目前來看，中國詩歌界正走在創新求變的道路上，很多詩人正在從“探索小道末技”走向“追求大道”，從“小我書寫”走向“大我書寫”，這說明中國詩歌正在進行轉型。我們相信，經過創作者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迎來一個群星璀璨的新詩歌時代。

（作者：宋湘綺，系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