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重要文章指出，要深入進行理論探索，包括探討符合歷史實際的人類文明特別是中華文明的認定標準，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增強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權。這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對建立文明起源研究話語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考古學的“中國風格”

經過幾代學者努力，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國考古學在田野發掘技術、科技手段應用等方面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用豐富的考古資料，描繪出中華大地百萬年人類起源、一萬年文化發展、五千多年文明形成并不斷發展壯大的壯闊畫卷，展示了中華文明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成為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我們認識到，中華文明具有獨特文化基因和自身發展歷程，自然需要用自己的話語體系來闡釋。因此，可將其定義為，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實踐中形成的，以解讀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為基本目標的理論和方法體系。

新中國成立后，以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為基礎，努力開展中國考古學理論建設，成為學界的共識。尹達在1958年即倡導“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體系”。1960年，夏鼐也呼吁“早日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考古學體系”。用中國的考古資料證明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進化框架，成為當時中國考古學家的一項重要使命。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組織的演進、階級的分化和權力的出現等成為關注焦點，極大激發了中國考古學家“透物見人”的熱情，引發對社會變革動因的深入思考，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更是發揮了重要作用。

20世紀70年代之后，許多重大考古發現不斷刷新學界對中國史前社會的認識，激發出對中華文明起源、史前文化共同體與古代“大一統”國家的聯系等重大學術問題的新思考。蘇秉琦曾多次談到，中國考古學要回答的重要問題是“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并提出要建立具有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中國考古學。此后，中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在實踐中不斷發展，逐漸搭建起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話語體系的基本框架。此基本框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從進化論的角度觀察，文明可定義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從世界文明多樣性的角度觀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的人類文化共同體。

文明標準的“中國方案”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直是指導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經典。在“文明”的定義上，中國考古學界普遍接受“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認為文明起源的實質，就是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原始社會的氏族制度解體，逐漸建立起國家組織的歷史進程。在認定國家形成的標準上，學界最初受到英國學者柴爾德對兩河流域文明的研究和丹尼爾綜述文明起源與形成重要著作《最初的文明》的影響，提出城市、金屬和文字“三要素”說。若此，中國在殷墟時期才出現國家，形成文明。

20世紀80年代，面對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大發現，更多考古學者認為，如果以殷墟為中華文明的“起點”，將低估了距今5000多年即已開始的中國史前社會。在1991年的“中國文明起源研討會”上，學者們圍繞文明的概念、文明起源的特點和模式等進行了探討，從不同角度論證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多源一統”的觀點，認為文明起源研究不應局限于“三要素”之有無，只要有足夠的考古證據，就可以認定國家的出現、文明的形成。21世紀初以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并持續開展，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國方案”，取得廣泛共識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生產力高度發展，人口顯著增加，社會分工明確，專業化生產高級物品。考古證據為大型水利設施、大規模農田建設、大量糧食的集中存儲，出現制玉、糅漆、絲織和高等級陶器制作等高級手工業。其二，階級和等級分化的制度化。考古證據為墓葬懸殊的等級化，出現隨葬品豐富的“王墓”，以鉞使用制度彰顯王權和軍權，以具有宗教內涵的玉器彰顯宗教權力。其三，出現都邑性城市。考古證據為城墻環繞超過200萬平方米的特大型遺址，規劃嚴密，有宮殿、倉儲、儀式場所等需要耗費大量人力與物力興建的大型公共設施，為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中心。其四，區域聚落等級化發展，呈現城鄉差別。考古證據為在100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形成都邑、主要中心、次級中心和一般村落的多級聚落結構。其五，文化的發展。考古證據為玉器和刻畫圖像反映的“天極宇宙觀”及相關天文知識，各種復雜建筑、高級手工制品、復雜的符號系統等。其六，各地區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發生密切交流與互動，共享文化精粹，形成“中國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國”，奠定了歷史時期中國的基礎。

前五項內容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認的文明認定標準，但其考古證據則契合中國考古資料，第六項更著眼于中國歷史時期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按照此“中國方案”可以認定，中國史前各地區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發展，各地區之間相互交流，形成可以被稱作“最初的中國”的文明體，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國家并持續發展。距今5000多年前，中華文明已經形成。

“古國”概念與“多元一體”理論

在對尚未達到良渚文化早期國家階段的史前復雜社會研究中，考古學理論關于父系社會和軍事民主部落聯盟的有關論述，難以充分描述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起源進程。有學者引入西方現代人類學“酋邦”的概念，但也如隔靴搔癢，難以激發對認知中華文明特質的研究。為此，蘇秉琦提出“古國”概念，并將其定義為“高于氏族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用以描述距今6000年以來各地區跨越式發展形成的復雜地方政治組織。

“古國”之稱意在表明，這樣的政治組織在地域范圍、“都邑聚”層級結構、社會組織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具備了夏商周時期“國”的基本內涵：控制了特定的自然和政治地理空間，社會上層以經濟、等級化禮制、武力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領導策略實施管理，社會成員形成對本區域文化、親緣和政治管理的認同，并因此而生成歸屬感，家國體系初步確立。“古國”概念成為構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話語體系的重要實踐，已得到廣泛應用。雖然對于這一概念的討論仍需深入，但只有建立這樣的概念體系，才能溝通史前復雜社會和夏商周時期基本政治組織的聯系，由此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獨特政治理想的緣起和發展。

“多元一體”理論是中國考古學從文化共同體角度解讀中華文明形成歷程的重要理論創新。其核心內容為：一是中國史前時代形成了多個具有自身發展序列和特征的文化區，均出現“古國”或早期國家，呈現“滿天星斗”的局面。二是各文化區在同步發展的同時，通過密切交流形成文化共同體，一體化程度不斷加強。三是由多元文化形成的共同體正是歷史時期中國的雛形和基礎，可以稱作“最初的中國”。在“多元一體”理論框架下，先后形成“中原中心”“重瓣花朵”“區系類型”和“中國相互作用圈”等模式，不同模式之間最重要的差別在于對文化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方式有不同認識。

20世紀80年代以前，由于黃河流域的考古發現最引人注目，“中原中心”模式成為主流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包括河南全境和晉南及關中地區的“中原”，自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時期即處于領先地位；各地區發展及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是“中原”推動和引領的結果，只有這樣的“引領者”才能將各地區凝聚為一體。嚴文明于1987年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否定了中原的領先地位，但強調中原地區因占據花心之位，能夠從各方面吸收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先進因素，最早進入文明社會。蘇秉琦在1981年提出“區系類型”模式，將中國史前文化分為六大區，強調各區系“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但并未探討各區系何以成為一個整體。張光直于1986年提出“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同樣認為各地區多元發展并通過密切聯系和互動形成一個文化圈，此模式與目前的考古資料最為契合。

“相互作用圈”是美國學者葛德偉在討論美國東部印第安人文化時提出的概念，在印度河流域與伊朗南部早期文明的研究中，也有學者使用這個概念。但這些研究的主題是區域交流與互動，并未論證延續至今的文明體的史前基礎。事實上，中國是唯一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文化共同體的現代國家，經歷了不同于“民族—國家”的獨特的“文明—國家”形成和發展道路。考古資料證明，中國并非晚近出現的“想象的共同體”，在距今5300年前后，“多元一體”的“最初的中國”已經形成，奠定了歷史時期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解讀這樣的發展道路，自然需要“多元一體”理論。

“多元一體”框架下的理論探索和學術實踐較為豐富。蘇秉琦提出“裂變”“撞擊”和“熔合”的文明起源三種形式說，其可以作為在“最初的中國”視角下，描繪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基本敘事框架。“裂變”為各地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基于本地區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完成的社會復雜化的初步發展。“撞擊”可理解為自距今約6000年開始，各地區在社會復雜化加劇、社會上層集團出現后，以“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為核心的區域互動而促成飛躍式的、達到“古國”階段的社會發展。“熔合”表現為，“古國”社會“滿天星斗”式普遍發展、各類型政治構想被廣泛實踐、“最初的中國”形成進程中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領導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促動下，有目的地借鑒各地區“古國”的興衰經驗和“領導策略”，構建早期國家的政治實踐。

蘇秉琦關于“共識的中國”“理想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的“中國”形成三階段說，對探索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政治理想和文化認同的形成具有啟發意義。“共識”的形成歸因于各地區間密切交流，尤其是“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的形成。各地區社會上層為獲取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識，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眾的特殊能力，努力以旅行的方式開展遠距離交流，開始共享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高級物品制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先進的文化精粹，并積累了“最初的中國”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識，由此形成對彼此共同擁有的、可相互交流與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國”的共識。因此，“共識的中國”可理解為得到各史前文化區認同的“最初的中國”，此“共識的中國”在距今5300年前后應該就已經形成。“理想的中國”可定義為在“共識的中國”形成后，促進“最初的中國”內各文化區的一體化，并將此文化共同體升華為政治實體的宏大政治理想。在距今4000多年的陶寺時期，陶寺政體的領導者很可能就已經形成了構建廣域統一政體“理想的中國”的政治藍圖。在距今3000多年前，周人以宗法、分封制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負，將“理想的中國”落實為用獨特政治制度管理的“現實的中國”，奠定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政治基礎。

文明起源研究的“世界性”

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話語體系建設的目的是闡明中華文明的獨特道路，深化研究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提供理論支撐。其“世界性”即對世界文明研究的意義，也由此彰顯。正如張光直曾談到，中國文明“世界性”的內容之一，是用從中國古代史與其發展本身看到的法則，來豐富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上述關于文明標準的“中國方案”“古國”和“多元一體”的理論探索，無疑豐富了世界文明研究的內容和對文明發展道路多樣性的認知。張光直更是以世界文明比較的視角，提出文明的“連續”與“斷裂”理論。

通過對中國、瑪雅和蘇美爾文明的比較研究，張光直認為，通過巫術進行天地人神的溝通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溝通手段的獨占是中國古代階級社會的一個主要現象，促成溝通手段獨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與人關系的變化；在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過程中，主要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而人與自然關系間的變化，即技術上的變化，則是次要的；從史前到文明的過渡中，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連續性，其他非西方文明也大致如此；以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為源頭的西方文明，則主要以技術手段來突破自然的束縛，開辟了“斷裂性”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道路，“實在是個例外”。因此，社會科學中自西方經驗而來的一般法則不具有普遍的應用性。

在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遺址水利工程、茅山遺址水稻田遺跡和良渚文化精制的石犁、石鐮，都展示著良渚人以技術改變人與自然關系的努力。在距今4000年前后，羊、牛和小麥的相繼傳入，使不同文化在交流互動中獲得相互認同，這也在早期王朝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連續”和“斷裂”文明的形成道路二分法，其實尚可商榷，但這樣的理論探索，引發我們對早期宗教關于文明演進關系的深思。

研究表明，中國史前文化在距今8000年前后即形成以天極為宇宙核心和運行樞紐的“天極宇宙觀”。在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區史前文化蓬勃發展，聚落數量也明顯增多，“天極宇宙觀”成為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內容，壟斷與“天極之神”的溝通，是“古國”社會領導者獲取權力的重要方式。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將此宗教系統化，成為構建早期國家的重要依托。在距今4000年前后，陶寺文化蓬勃發展，從“天極宇宙觀”發展為“天下政治觀”。“天極宇宙觀”強調以“天極”為樞紐的宇宙秩序，成為推進構建“天下”范圍一體化政治秩序的有力依托。夏商時期，“天極之神”演變為“帝”，宇宙觀與政治觀的結合更加緊密，周人則完成了“帝”向道德化之“天”的轉變和“天下政治觀”的人文化。因此，真正有可能“豐富一般社會科學理論”的探索方向之一，應該是宗教思想“人文化”并轉化為政治理念的中國智慧。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理論是中華文明起源理論的基石，考古資料和古史文獻記載是中華文明起源理論創新的源泉。考古發現與古史記載多有契合，絕非偶然，是古史記載自有“真實的素地”的明證。“古國”概念的提出、“天極宇宙觀”“天下政治觀”的討論，均得益于古史記載的啟發。但有學者通過摒棄考古資料以維護古史記載，存在深陷大一統“怪圈”而不能自拔的茫然。因此，文明起源研究只有以考古資料為基礎，才能激發切實的理論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構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話語體系，是講好中華文明故事，讓世界認識中國的前提。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實踐中，須不斷豐富和完善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中國考古學理論建設仍路漫漫而修遠，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獲得令人信服的話語權也需持續上下求索。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