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圖南（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作家、翻譯家。曾任暨南大學、云南大學、上海法學院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北京師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員會主任、對外文化協會會長等職。

1930年，楚圖南因“宣傳與三民主義不兼容的主義及不利于國民革命之主張”被吉林臨時軍法會審處判處九年零十一月的有期徒刑。

在獄中，楚圖南收到了友人董秋斯等人所寄的英文書籍，遂轉譯了尼采的《查拉斯圖拉如是說》與《看哪，這人》兩書。譯事之余，他還創作了一組小說。兩本尼采譯著出版稍晚，直到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3月，才由文通書局同時出版。據說得益于時任書局主持人的白壽彝。小說一組則以《沒有仇恨和虛偽的國度》為題結集出版，在1932年10月以“高素”的筆名于由北平人文書店印行，印數2000。這應該是楚圖南出版的第一本書。

1934年，因溥儀登基“滿洲帝國皇帝”，實行大赦，楚圖南被“意外”釋放，他在出獄第二天即迅疾入關，直接去了河南開封，由朋友介紹到北倉女中教書。次年，即1935年的初春，楚圖南去上海。張維《楚圖南》一書中寫到：“就在這學期剛結束，寒假將要來臨的時候，做共產國際工作的陳紹航同志到達了開封，告訴楚圖南去上海接受新任務。”麻星甫《楚圖南年譜》說：“（1935年）年初，在共產國際工作的陳紹航到開封通知楚圖南赴上海接受任務。組織擬派他往蘇聯學習，并可帶兩位學生同行，可推薦的學生劉志漢又盛炎先行后，在等待輪船時，陳被捕，未能成行。”麻星甫另有《楚圖南傳略》一文，收入《一生心思問梅花：楚圖南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一書，說法相似，只是更為詳細。幾種說法綜合起來，基本交待清楚了何時、何地、何人、何由，但惜乎均未說明所據何出。從概率上推理，此說或來自傳主本人的回憶。因迄今尚未有其他史料參證，故試從現有公開資料，對楚圖南1935年春上海之行的目的與背景作一解讀。

先說關鍵人物陳紹航和陸海防。陳紹航與陸海防是1930年代諜報組織“佐爾格—華爾頓小組”成員。如1935年春陳紹航果有開封之行，那應該是擔負著招募的任務。楚圖南到上海后，曾由陸海防專門談話確認。所以，可以基本確定招募楚圖南的是華爾頓系統。據稱，楚圖南還推薦了他的學生劉志漢與盛炎（盛寶昌），推測時間也應該在1935年的春天。此兩人先期坐船赴蘇聯后，楚圖南因要安置幼兒楚澤清（楚莊），錯過了一個航次。就在這期間，陸海防被捕，遂失去聯系。楚圖南未能赴蘇。

盛炎曾是楚圖南在長春吉林第二師范學校時的學生，在1935年初，應該赴蘇臨行之際，楚圖南與盛炎在上海西郊的兆豐公園（現中山公園）的大鐘上曾有過一張合影。盛炎在蘇聯的去向，未見相關文字。但從近人回憶中，可知盛炎在“抗戰”期間以蘇共黨員身份回國，改名盛健在蘭州一帶從事情報工作。承楚圖南之子楚澤涵轉告：盛炎在解放戰爭期間病故于東北。

赴蘇另一人劉志漢，云南人，有研究認為是楚圖南在昆明時期教書的學生。他的去向，比盛炎清晰。他在2004年9月病故后，其訃告稱：“劉志漢1914年5月生于云南省易門縣。1935年11月在大學期間參加革命，193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派遣去蘇聯學習軍事技術，1938年春回到延安。……”2017年有人采訪其子后撰文稱：“1936年11月，上海地下黨派劉志漢去莫斯科學習軍事技術。剛開始去的是‘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軍官學校’。后來又被安排到另一所學校去學習無線電技術。”

值得注意的是，訃告中所提及的赴蘇時間，與以往楚圖南研究中所說在時間上出現了矛盾。即，如劉、盛兩人赴蘇時間是1935年春，其后5月發生“怪西人”事件，楚圖南不得成行順理成章。但如訃告所稱“193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派遣去蘇聯學習軍事技術”說，則劉、盛未必是華爾頓系統所派遣。假如劉志漢訃告中赴蘇時間一說成立，對楚圖南而言，其未能赴蘇，則應有其他不明原因。張維在《楚圖南》一書中，將楚圖南擬赴蘇聯時間與“怪西人”事件均放在了1936年春，此處，至少將“怪西人”事件發生時間弄錯了一年。

“怪西人”案大略經過是：1935年春，陸海防派陸獨步到漢口與在武漢行營任第五處上校法規專員的情工劉燧元接頭，陸獨步被當局特務抓獲，隨即叛變。由于陸獨步并不知來接頭的是誰，故特務們在約定的旅館守株待兔，但被警惕的劉燧元識破。經向其上級請示后，當即潛逃。5月5日，劉燧元之妻攜子到上海入住南京路東亞飯店，陸海防前去探望，被埋伏多時的密探疑為是“劉燧元”本人抓捕。陸海防驚慌失措，當即叛變，并立刻帶領去一干偵探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抓捕原定要與其接頭的上級華爾頓。華爾頓被捕后，因為堅不吐實，故被稱為“怪西人”。

陸海防不僅出賣了上級華爾頓，還出賣了與其有聯系的很多下線，其中就有陳紹航。陳紹航被捕后很快被殺，劉燧元輾轉逃亡，最后奮力逃脫。從陸海防的上線張放晚年的回憶中，可以得知陳紹航（張文作“陳紹韓”）為陳小航之弟，并稱正是由于陳小航的介紹，陳紹航為“共產國際”工作。因其工作性質，所以其所作所為，并不為外人所知，包括其家屬，直到陳紹航犧牲后數十年后的上世紀80年代，張放終于找到了陳紹航家屬，并為之出具證明，陳紹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假如楚圖南確曾進入陳紹航、陸海防的視線，被華爾頓系統所關注，其牽線人很可能就是陳紹航之兄陳小航。因為，陳小航與楚圖南的淵源自青年時候即始，他們的關系，是同鄉、同事和同志。

陳小航比楚圖南長一歲，同為云南人，兩人同年赴北京考學，陳小航考入北京大學，楚圖南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據楚澤涵撰文稱，兩人在學期間結識了中國早期接受馬克思學說的知識分子，先后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及共產黨，屬于中共北方局系統聯系的同志。1923年，兩人同期從大學畢業，回到昆明后，同時在省立第一中學任教。1926年，楚圖南應李大釗安排，去東北開展黨的工作，陳小航則加入了北伐軍，擔任政治宣傳工作。

楚圖南從河南到上海的時間，幾種研究資料均以1935年“春”或“初春”模糊了之。從《國立暨南大學教職員學生名錄（民國二十五年度）》可以獲知，楚圖南在1935年2月即以“楚曾”的名字入職該校文學院史地系，職務為“兼任講師”。有謂為其任職為文學院院長鄭振鐸所聘或所推薦兩說，看似接近，但也有別。為鄭振鐸所推薦或有可能，但為其所聘則無可能，因為從上述同一種檔案顯示，作為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入職暨南大學的時間，是在1935年7月，比楚圖南晚。該項資料還顯示，文學院歷史地理系主任周予同入職暨大的時間為1935年8月。現在未知楚圖南從本年2月起被暨大聘為“兼任講師”的聘期是半年或一年，但可以肯定，其之后的聘書，應該是鄭振鐸所為。直到楚圖南因抗戰爆發離開暨大。

楚圖南初到上海時，給暨大校方留下的家庭聯系地址為“上海金神父路群賢別墅五號”。1937年1月，他與湖南人彭淑端結婚，帶著與前妻所生的楚澤清（時年九歲）把家安置在法租界勞爾東路（今襄陽北路）頤德坊中的某號。楚莊多年以后回憶：“1936年-1937年，父母帶著我住在上海法租界勞爾東路一幢三層弄堂房子的三樓。一樓、二樓是房東（在郵局工作的一對忠厚、樸實的中年夫婦）住的，我家租得的三樓是一間居室、二樓到三樓樓梯拐角處的一間亭子間和馬桶間。”

楚圖南1935年春上海之行的目的，應該就是為赴蘇學習做最后的準備。那一年的春節是在2月4日，楚圖南應該在寒假前后，就已被暨南大學所聘用，具體到任時間，即在新學期開學前的2月中。他或是在河南由陳紹航親自到開封邀請。另一種可能或許更大，即他到了上海后，與老朋友陳小航恢復了聯系，由陳小航通過乃弟陳紹航，或直接介紹給了華爾頓小組，最后由陸海防出面考核。楚圖南赴蘇與陳小航有關聯的另一證據是，楚圖南當時如成行，是準備將年幼的兒子楚澤清托付給陳小航夫婦照拂的。

另值得一說的是，陳小航其名不為大多數人所知，但后來他以“羅稷南”的筆名，成為一個翻譯家則為文化界所廣泛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