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1歲的女大學生宇佐見鈴憑借小說《偶像失格》獲得了第164屆芥川龍之介獎（以下簡稱“芥川獎”）。小說以“應援文化”為背景，陳述了女高中生山下明里在得知“偶像塌房”后的自白。和懸浮于網絡屏幕與大眾印象中的追星女孩形象不同，小說里的“應援”更像是一個洞口，從那里看到明里的生活。不久前，《偶像失格》中文譯本由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宇佐見鈴（右）獲得2021年第164屆芥川獎，左為164屆直木獎得主西條奈加

芥川獎通常頒給新晉作家，每年舉行兩屆，是日本純文學獎的代表獎項，《偶像失格》的獲獎讓人看到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化的共存。《偶像失格》的日語原名為“推し燃ゆ”，其中“推し”是日本的流行語，在粉絲文化中意為“我推”或者“本命”；而“燃ゆ”是古語，有“焚燒、死亡”的意思，小說原作中的“燃”還有“炎上”、也就是爆出負面新聞的意思。在這種新與舊的張力中，小說通篇用純文學的文筆描寫了年輕一代的流行文化。“通往高樓大廈的扶梯，人們如復制粘貼般一擁而上。在機械般的運作中，人們有著各自的表情和動作。”作為網絡時代的年輕人，小說主人公對于現實世界的感知受到了網絡的影響。生活中不同的人就像限制在統一尺寸邊框里的一個個頭像一樣，有各自的表情，而“我的推文、我本人，都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說網絡空間最初是對現實的模擬，那么在小說中所描述的當下世界，這種影響已經發生了顛倒，虛擬世界里的各種聲音也可能滲透到真實的生活里。

在這樣的世界中，主人公明里是個邊緣人物，處處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無論在學校，還是打工的餐館，甚至在家里，她都無法輕松自在地應付生活。這種不適感在書中被描述成難以擺脫的“身體的重量”。而應援偶像成為逃離這份重量的唯一方式，通過應援，明里感知到自己的存在，“既不正面也不負面的巨大能量從身體深處噴涌而出，提醒我活著這件事。”她的“本命”是男女混合偶像團體“晰栩座”中的上野真幸，為此她努力打工，“打工一小時能買一張寫真，打工兩小時能買一張CD，賺夠一萬日元就能買一張門票”，這種過程對她來說像是一種艱難但必要的修行，“多余的東西都被剔除，我成了赤裸的脊梁本身”。

在翻譯到中文語境中時，如何讓看書的大眾、即使是不追星的人，也能流暢地去理解其中的一些行為，這在小說譯者千早看來是最困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日本的追星生態和中國也有所差異，將大量精力和金錢投入到應援中的行為在國內往往不被理解。比如，小說中粉絲通過參與團體的人氣投票，來決定下一張唱片的歌詞分配與站位，這樣的機制就對應了日娛中的“48系團體”。“日本娛樂圈的偶像團體發展會比較成熟一點，藝人的構成會更豐富一些，比如很多搞笑藝人也會有大眾化的發展，最近幾年，聲優的偶像化也成為一種主流。”千早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另一方面，付費文化在日本大眾中的接受度比國內更高，不同類型的作品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周邊，無論是否追星，通過花錢來換取各種體驗都非常普遍。

雖然是一本描述應援文化的小說，但是宇佐見鈴并沒有花大筆墨討論那位被曝出負面新聞的偶像，也沒有評判應援行為的價值，而是將筆觸伸向主人公的內部世界，呈現了一個處在社會邊緣的人對于日常與周遭瑣碎而微妙的感知。

主人公明里竭盡可能地去了解關于偶像的一切，會在網上寫下追星博客并且得到其他粉絲的共鳴，也會在最后的告別演唱會中和周圍的所有人一起見證一場謝幕。這些應援行為讓人看到了明里向外的一面，而在此之外，大段的文字里浮現出她的內在世界，那里除了偶像，還有她和自己、和家人的關系。

我們無從得知明里為何會感受到擺脫不掉的身體重量。剛出場時，她已經在校醫的建議下去了醫院，得到了“兩個診斷名稱”和一些藥物。或許可以猜測的是，家庭和家人對她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明里的父親被派到外國工作，母親則被患病住院的外婆要求留下來照顧她，就這樣，明里和她的姐姐還有母親一起在日本生活。留下的母親時常發出抱怨，轉而將外婆的控制轉移到兩個女兒身上，而擅長學習的姐姐總是在緊張地察言觀色，還要輔導“什么都不會”的明里學習。

在明里的生活中，父親多數時候是缺席的，偶爾的出現便是對決定要退學的明里的責難。“他對于家庭的責任感很淡薄，如果在家里感受到壓抑，他會自己想辦法脫離出去，不會去想家里剩下的三個女性是怎樣生活的。而當他偶爾出現時，也會擺出一副一家之主的樣子，他站在一個家庭中最頂端的位置，是最自由的。”千早說道。這樣的父親角色或許反映了日本以男權為主導的社會下典型的家庭模式，而對于書中的女性角色，千早認為：“四個女性都有各自的一些軟弱，面對家庭搖搖欲墜的狀況，她們既沒有辦法去修筑這個家，也不愿意看著它這樣倒塌，所以就會試圖一層一層地向下去輸出一些痛苦和壓力。”

在接受采訪時，宇佐見鈴曾說，“家庭可能不是這個故事的主題，但我想把它寫好。”對于家庭的描述也出現在她的其他作品中。千早介紹道，作者宇佐見鈴在《偶像失格》出版之前，處女作《かか》著重于描寫母女關系，而其中的主人公也有追星的一面，這部小說獲得了2020年的三島由紀夫獎，也使宇佐見鈴成為該獎項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

連續的得獎無疑讓年輕的宇佐見鈴備受矚目，也讓人注意到如今女性作家在日本文學界所處的位置。2022年，第167屆芥川獎的5名候選人均為女性，最終的獲獎者是1988年出生的高瀨隼子，同時公布的直木獎由女性作家洼美澄獲得，該獎項是大眾文學代表獎項，通常頒給中堅作家。千早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身為外國讀者，或許無法對日本文學領域的性別情況作出評價，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女性作家可以很平常地獲得這樣一些獎項，背后有大量優秀女作家的付出。“無論是芥川獎、還是三島由紀夫獎，這些獎項都是以男性作家命名。”千早說，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作家需要為爭取話語權而抗爭，并不是易事，“令人慶幸的是，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女性視角在文學領域、文化領域的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