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久前，付秀瑩的新作《野望》出版。她在辦公室接受采訪，屋內掛著一幅一人高的書法作品，上書黃庭堅詩：“似僧有發，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桌上擺了一盆綠蘿，枝葉茂盛，莖蔓搭著桌沿，一直垂到地面。掉了的枝子，也被付秀瑩單獨收起來，插在一個束口圓肚綠瓷瓶里養著。

《野望》與上一部長篇小說《陌上》是“姊妹篇”，續寫了“芳村”里的事兒。當付秀瑩從河北省石家莊市無極縣的一個小村莊遠走，在他鄉寫下巨變中的故土，她就實現了精神上的還鄉。

《野望》付秀瑩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野望》出自《陌上》

2016年，付秀瑩的長篇小說《陌上》出版。她未曾預料到，《陌上》在家鄉引起了關注，多個微信公眾號發了新書消息。“無極味道”持續連載《陌上》，一連發了9期。讀者在文章下留言，討論“芳村”是南汪村，還是郭呂村。網友“從不吃人的老虎”說，“這是我村的驕傲”；“菜園子張清”留言，“想起了鄰居嬸子在房頂上罵街”；“劉青-ups”則感慨，“我買了本，看完了！件件都是現在村里天天發生的事，每個人物都能看到村人的影子！”

《陌上》的出版方找到付秀瑩，告訴她不能再連載了，會影響紙質書售賣。付秀瑩聯系對方叫停。為此，“無極味道”特地發了一篇題為《敬告讀者》的推送，大意是因為出版社授權章節限制，只能刊登到此。3年后，還有讀者在留言區問，《陌上》連載的欄目還有嗎？

《野望》也是如此。這部小說最初在《十月》雜志連載，雜志上市沒幾天，“無極味道”就發布了4500字的書評。作者王曉攀的理解是：“野望，有田野的地方就有希望。哪怕是墻根兒底下的野蒿子也有春天。”末了，他推薦大家購買雜志，“25元一本，一盒煙，二兩白酒的價格，就能享受到愜意的家鄉題材的文學作品，真是無限超值”。

大學畢業后，付秀瑩一直生活在北京，離家近30年，與故鄉遠去。《陌上》出版后，一度散失的發小、老同學、老鄰居找到了她，重新建立了聯系。父親是地地道道的莊稼漢，不了解女兒的創作，但也覺察出了變化。比如，再到鎮上趕集，就會有人說，“他家閨女寫的。”那段時間，姐姐家時常來人問付秀瑩什么時候回來。最近，姐姐告訴付秀瑩，村里要來人，可能是武漢一所大學的師生。電話打到村主任那兒，問付家是不是在這，家里還有什么人，他們要來采訪。村里人很驚慌，不知道要怎么接待。姐姐疑惑，問：“他們怎么知道村主任的號碼？”

還有一次，附近村的一位老人托人找到付秀瑩的姐姐，她想找付秀瑩。姐姐不認得老人，但還是告訴了妹妹。付秀瑩打過去，兩人聊了一個多小時，手機都燙了。老太太說：“我特別想當一回主人公，你能不能寫寫我？我把我的一輩子都告訴你。”這些話老人從未和子女說過，曾經的苦難無從說起，但她覺得付秀瑩能理解。付秀瑩至今也沒和這位老人見過面。她想象老人平日里走在街上的場景，日出日落，人來人往，老人心中的海嘯無人知曉。

“心態更好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付秀瑩提到，和寫《陌上》時相比，現在不再從技術上思考如何修飾文字，而是“我手寫我心”，寫自己真正想寫的事兒。她認為，《野望》就像莊稼一樣，不太引人注目，但它是自然的、樸實的、誠懇的，確實屬于那片土地，也只有那片土地，才能長出這株莊稼。《野望》的新書發布會上，評論家賀紹俊說，這是只有付秀瑩能寫出來的小說。

鄉土正在松動

《野望》從翠臺吃罷早飯，走到父親院里講起。這天是小寒，風又冷又硬，把臉蛋子割得生疼。父親抽著煙，翠臺通開爐子，添了兩塊煤，屋子里暖和起來。兩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書里有一段翠臺的內心獨白，她想，“如今在芳村，小子多，閨女少，閨女家金貴的不行，娶媳婦就像過火焰山，千難萬難。”

中年婦女翠臺正在火焰山中。兒子與兒媳吵架，愛梨帶女兒回了娘家，家庭分崩離析。大寒這天，翠臺一早到土地廟燒香、磕頭，她念叨，自己一輩子沒做過出格的事，這個坎兒，老天爺怎么也得叫她邁過去吧。

“在農村，在母親的心里，這是個很大的事。”付秀瑩解釋，翠臺是付出型的女性，她把目光投入家庭內部。這還是一筆經濟賬，如果小兩口離婚，她要重新給兒子娶媳婦。為了這門親事，翠臺傾盡所有，還欠下了外債。在農村，談婚論嫁就是談條件，女方要彩禮，要金首飾，要改口費，還要“一動一不動”——“一動”是車，“一不動”是縣城的一套房，前后相加得幾十萬。糧食賣不上價，翠臺的丈夫養豬，年底遭了瘟，幾百頭豬全死了。

幾周前，付秀瑩在北京雍和書庭簽書。現場，一位年輕讀者說：“感謝你寫出了90后農村父母和農村孩子的心聲。”他從小在農村長大，后到城里生活。因為還沒結婚，家里天天逼著他相親。在農村，娶媳婦是件天大的事。如果沒有對象，或者是娶不上媳婦，父母覺得丟臉，都不愿意出門。子女離婚也一樣，村里人會議論，令父母抬不起頭。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里寫到，鄉土的“土”指的是泥土。向泥土討生活的人不能老移動，在一個地方出生就在這生長下去，一直到死。然而，安定、穩固的鄉土正在松動。翠臺罵兒子懶，天天賴在家，只知道玩手機。大坡說，我不是懶，我就是不想種地。然而，新的出路還未出現：村里的皮革廠因為污染關停，做生意要有本錢，出去打工要托人，活不好找。丈夫掙不來錢，妻子鬧脾氣，日積月累，矛盾就像果子，愈長愈大。

農村是熟人社會，人們天長日久地住在一起，家家都能攀上親。關系就像絲線，密密地織成一張錯綜復雜的大網，翠臺被“關系”包裹著，她在網中央。例如，翠臺去廣聚家，路過一戶人家，門里出來一個婦女，明晃晃地笑，一面叫她嫂子。翠臺一看，是團聚媳婦。類似的描述在書中頻繁出現，當翠臺看見一個人，她首先想到的是關系，而不是姓名。

“女人在家里是沒有名字的，到現在也是一樣。”付秀瑩平靜地陳述，繼續說：“她靠什么來表示自己的存在，是男人，男人是坐標。”直到現在，付秀瑩回老家，人們見了她，叫的都是“付家閨女回來了”。短篇《小年過》里，愛梨剛過門，翠臺覺著“梨”與“離”諧音，不吉利，動了讓兒媳改名的心思。早年間，媳婦進門，要是名字和長輩沖撞了，得把那個字改掉，新名字一叫就是一輩子。不止是女性，隨著人愈漸衰老，男性也會在家庭中隱沒。短篇《遲暮》里，付秀瑩寫了一個遲暮老人。他疑惑，不知道從何時起，人們天天起立長，起立短，只叫他起立爹，好像忘了他的名字，似乎他一開始就是起立爹。

土地包容一切

每到休年假，付秀瑩回老家待上一周。剛到家，她能感受到親密關系中的疏離——家人把她當客人，空調打開，水果擺上桌，殷切地問冷氣涼不涼。“你是遠道來的，你就是客人。這個時候姿態就很重要。”付秀瑩抬手，把披肩發撥到背后，繼續說：“我就把頭發一扎，穿上平底鞋蹬蹬蹬跑來跑去，噴香地吃家常飯，東家串西家走。”她強調，絕不能說普通話。“一口普通話那還了得，那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村里人注重人情往來，看重言行舉止，在處事上很精細。“他們不是就過自己這一代人，還要考慮下一代人，甚至是后面幾代人。”付秀瑩解釋，家家世世代代住在一起，如果上一輩人有恩怨，就會影響這一輩人的相處態度。人與人的交往是確定的，沒有模糊地帶。不同輩分之間以何種語氣說話，紅白喜事要隨多少禮，家家都有一本帳，不能隨多，也不能隨少。

《野望》里有這樣一段情節：翠臺與妯娌香羅產生齟齬，但為了給兒子找工作，翠臺壓著火給香羅打電話、送涼皮。付秀瑩見過太多這樣的母親，那些人生中的尷尬與不堪，她們只能默默吞咽。在農村，男主外，女主內，女性要打理一切家務事。姐姐對付秀瑩說過：“別看你讀了那么多書，還在雜志社搞管理工作，真要是來農村不懂這一套，你還真不行。”付秀瑩微微仰頭，眼睛睜得圓圓的，過會兒才直愣愣地蹦出兩個字：“是嗎？”她明白姐姐的意思，熟人社會里言行都擺在臺面上，把一碗水端平不容易。

在芳村，無論紅事兒白事兒，都圖個熱鬧。人越多，越熱鬧，主家越有人緣，越有臉面。付秀瑩的老家也是如此。遇上白事，人們就去串門，有吃飯的、喝酒的、下棋的、抽煙的、打牌的、推牌九的。有的人家還會請戲班子，院子里“咿咿呀呀”地唱，人們痛痛快快地玩幾天。“民間文化對生死看得很開，還要吹嗩吶，又喜慶又悲涼的調子，唱戲要唱大戲，要娛樂、要熱鬧，不能冷冷清清。”付秀瑩看到的是，人們用喜劇的形式表達悲傷。

走在路上，付秀瑩遇到了村里人，他們會笑瞇瞇地說話，講起誰家生了個胖小子，誰家死了人，語氣如常。生與死都只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信息。每到這時，付秀瑩都會受到震動，屬于作家的那根弦迅速繃緊。她將其歸結為鄉土的包容性，土地能夠容納生命中的怒潮。人與草木沒有分別，都是生下來，活著，再死去，死亡是日常的一部分。

付秀瑩喜歡寫景，《陌上》《野望》里有大段大段的風景描寫。書里，翠臺異常焦慮，她只有在帶孫女的時候，忽然感受到血脈親情。又或是在獨處時，面對田野莊稼，才能收獲片刻寧靜。只有在這些時刻，翠臺才能從各種關系中抽離。付秀瑩喜歡鄉間風景，哪怕是在旅途上，火車路過村莊，她都會探到窗邊看。鄉間的風物是濕潤的、迷人的，給予人激情。

“物比人長久，風景比人長久，這里有很多意義。”付秀瑩舉例，一棵樹能活一百年，河水可能流幾百年才會干涸，村莊永遠存在，但物是人非，里面的人已經更迭了。每當見到草木繁茂，付秀瑩都會想到人，想到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回家鄉，她就產生一種異樣的感情，她的祖父、爺爺、母親與腳下這片土地融為一體。付秀瑩提到了成語“視死如歸”，不是指勇氣，單從字面理解，死亡確實像回家一樣。她猜測，所以村里人才會對死亡如此坦然。

遠走與回鄉

當記者問到，用哪種顏色形容童年，付秀瑩幾乎脫口而出，“金色，最起碼是淡金色。”在她的童年時代，父母在堂，上有大人遮風擋雨，下有兩個姐姐照看，付秀瑩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姐姐心疼妹妹，老幺又喜歡看書，姐倆就把農活搶著干了。兒時，付秀瑩和玩伴在田野里奔跑。幾個孩子在麥秸垛里捉迷藏，樂此不疲地藏來藏去，麥秸垛是一個巨大的謎。她在短篇《愛情到處流傳》里寫過躲藏游戲。前一陣回家，父親還對她說：“你沒吃過苦。”

“好在我內心比較敏感，能夠感知到周邊的善意、溫暖。他們愛我，那么我要更多地去愛他們。”四五歲時，付秀瑩就知道有好東西要分享。她講起“3個蘋果”的故事。嬸子家有果園，給了付秀瑩3個大蘋果，蘋果大得少見。女娃抱著蘋果，沿街顛顛地往家走。有鄰居好奇地說，這蘋果可真大，或者逗她，作勢要拿走一個。有人問，付秀瑩就給，結果路上全送出去了，空著手回家，一進家門大哭。這件事淪“笑柄”，至今家里人還拿它打趣。

一個更大的背景是，付秀瑩出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再過幾年就是改革開放。那時，改革開放的春風浩蕩，新風席卷神州大地，國家整體往上走。即便在農村，年幼的付秀瑩也感受到了變化。日子肉眼可見得地變好，家里成了萬元戶，村里像她一般大的孩子開始上學。父母的觀念也在發生改變，眼光是向外的。“人對世界的看法是向外敞開的，它是非常不一樣的。”付秀瑩的人生也需遵循這樣的軌跡，到縣城求學，考上北京的大學，在外地工作，不斷向外擴展，從家鄉走向遠方。

離家后，付秀瑩開始對家鄉牽腸掛肚，哪怕是在出差，也要天天給父親打一通電話。她知道父親的一日三餐，知道每戶人家的婚喪嫁娶，熟悉村莊的每一聲咳嗽，每一聲嘆息。雖遠在北京，然而父親的愁眉、姐姐的哭泣、村人的奔波，在她心里腫脹。父親說，鄰居大爺怕無人發現，自己挪到大街上，當眾喝了農藥。大爺七十多歲，兒孫滿堂。村西一家婆媳糾紛，婆婆給兒媳婦跪下了。為了給兒子娶媳婦蓋樓，有人去非洲打工，一去五年，不敢回來，路費太貴。父親還說，村里鬧離婚的越來越多了，人情涼薄，有錢就是爺。

“時代風潮涌動中，藏在華北大平原一隅的那個小村莊，那個村莊的人們，他們的內心，都經歷了什么。大約，一個鄉村婦人的內心風暴，一點都不比一個城市女性為少。甚至，或許更為猛烈和兇險。只不過，她們不會表達。我想代她們寫出來。”在《陌上》的創作談中，付秀瑩如是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她也在寫出自己的另一種命運。如果沒有出走，付秀瑩也會是芳村中的一員，為了兒子的婚事愁白了頭；為了二斤雞蛋，親姊妹反目；老病相逼之時，為了不拖累兒女，走了絕路……芳村里所有人的命運，都將是她的命運。

從《陌上》開始，付秀瑩對鄉土的寫作不再帶有對舊時光的深情回望。用她的話說，“那是對舊時光的溫柔撫摩，詩性的，憂傷的，浪漫的，帶著一種讀書人特有的自戀。”潛入置身時代洪流中的芳村，付秀瑩寫當下正處于矛盾旋渦中的人和事。“小說是什么，小說就是小聲說話。它要說家常話，要找到生活中細小的縫隙，然后慢慢撬開。”付秀瑩寫街巷的飛短流長，寫普通夫妻的平凡日子，一盒過期點心會引發家庭風波，一條發錯的短信也會導致愛恨糾葛。這些隱約心事同宏大的時代語境相呼應，就有了意味深長。

人與物交織

兒時，家門前有一棵柳樹。付秀瑩記得，父母總說，等柳樹長大了給姐姐做嫁妝。姐倆老拿柳樹打趣。柳樹在門口，一走一過總會看見。付秀瑩常看柳樹，樹長得很慢，就像童年漫長得沒有邊際。人和樹生活在一個屋檐下，人會在樹上寄托著夢想。看著樹，她想象姐姐將來嫁一個怎樣的丈夫。后來柳樹長得很粗，被鋸下來劈成木板蓋了房子。

在農村，一草一木都有用處。院子里的樹可以打柜子，可以做屋頂的檁條，也可以打成小桌子。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飯，圍坐在一張桌子上。大樹還可以乘涼。有時，付秀瑩給老家打電話，如果沒接通，她就知道，家人在外頭乘涼了。兒時，她喜歡在月亮下乘涼，古老的月光照耀在大地上。流星劃過，左鄰右舍的大人講牛郎織女，講王母娘娘。這是付秀瑩最早接受的文學啟蒙。星空和大地永恒，夏夜迷人，親情和神話縈繞，成為她心中的永久畫面。

付秀瑩對翠臺有著深厚的感情。在采訪的后半段，她說起，自己把兩個姐姐的身影揉進了這個人物。小說的事件是虛構的，但人物有原型。姐姐帶著傳統的底子，關心家人多于自己，永遠為家庭奔波。付秀瑩說：“我覺得，她應該有更好的生活，要活得更好、更開心、更如意，我希望她這樣。”翠臺在《野望》里前半本里是緊繃的，越到尾聲眉頭逐漸舒展。

翠臺是新舊交替中的一代人。上一輩人已能安然面對世事，下一代人適應了變化，她處在新舊碰撞的持續震蕩中。過去的經驗不再奏效，“翠臺們”必須要蹚出一條新路，完成從舊到新的轉變。村里的墻面刷上了標語，廣播里播著移風易俗、建設美麗鄉村的通知，村上帶頭建規范化的新型養豬場，縣里建了產業區統一管理小廠子。環境潤物細無聲地變化，推動著人往前走，往前看。

《野望》全書27.3萬字，付秀瑩花了3年寫完。這是她一貫以來寫長篇的節奏，以3年一部的頻率產出。她把寫作時間放在早上，五六點鐘起床，醒了就開寫，狀態好的話一兩個小時寫2000字，多的時候能到3000字。寫完小說，付秀瑩坐地鐵上班，開始一天的工作。在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的大樓，她是《中國作家》雜志社副主編，3本雜志里要終審2本，有大量伏案的編輯和審校工作。上午接受采訪，下午參會，最近她關心的議題是如何把期刊在新媒體渠道推廣。

付秀瑩不抽煙，不熬夜，晚上留給家庭，平時睡得早。她有跑步的習慣，每天至少跑40分鐘，這讓她的氣息更勻長。如果天氣太熱，或是連降雨，跑步會停一陣。這幾年，付秀瑩突然喜歡上了京劇，一邊跑步，一邊聽戲。正坐在椅子上，付秀瑩大段大段地背起《鎖麟囊》，“我只道鐵富貴一生鑄定，又誰知人生數頃刻分明。想當年我也曾撒嬌使性，到今朝那怕我不信前塵。這也是老天爺一番教訓，他教我收余恨、免嬌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戀逝水、苦海回生、早悟蘭因。”

“平時可能不自覺，到了一定年齡，忽然就喜歡（戲劇）了，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付秀瑩還沉浸在經典唱段里，連說了幾遍“太好了”。她不懂戲，“人生數頃刻分明”“休戀逝水、苦海回生、早悟蘭因”這樣的唱詞讓她重新感知了時間，面對人間悲歡時不再那么驚慌。和亙古不變的土地、風物、仲夏夜與月光一樣，戲曲像一塊凝固著時間的琥珀，和她體內某處文化因子共振。創作時，這些絲線交織在一起，她織出了一塊花色獨特的布。

對話

付秀瑩& 好書探

01

編輯工作與創作，互相補益

Q：能聊聊寫《野望》時的狀態嗎？

付秀瑩：幾乎每天都寫，再忙也要寫，保持手熱的狀態。每天寫多少不定，有時會逼自己一下，比如一天必須完成2千字，完不成不休息。這樣積累下來，數量就很可觀。一早把活干完，心情舒暢，然后再熱情飽滿地投入工作。我這人很奇怪，閑下來不行，越忙越寫，擠出邊角料去創作。

寫小說，我從不熬夜，不影響工作，也不會為了寫作影響做家務。該干嘛的時候就干嘛，統籌好時間更游刃有余。要是以創作為中心，家人都受不了，對吧？一樣亂了，樣樣就都亂了。定力也很重要，寫長篇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甚至要寫幾年，天天焦慮肯定不行。跑步是為了鍛煉，要保持一個強健的身體狀態，生病、情緒都會影響寫作。

Q：編輯工作會影響創作嗎？

付秀瑩：我總覺得，沒有影響，反而互相補益。天天看稿子，視野就會寬廣，心里就清楚每代作家都在干什么，寫到什么程度了。一直在當代文學的第一線，看到更高的山，了解思潮和創作風向，就找到了自己的方陣，不會妄自菲薄，也不會妄自尊大，能更客觀地看待自己。

看稿看多了，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眼光得到磨礪，看文學作品也會更刁鉆，這時往往會眼高手低。當然，審完稿都會寫審稿意見，但我會及時調整、及時清空，只有這樣才能開始自己的創作。

Q：從哪一刻開始，您覺得，自己可以吃作家這一碗飯了？

付秀瑩：我的寫作開始比較晚。畢業后，在中學教書，當英語老師，后來是跑文化口的記者，整天大汗淋漓地跑采訪，做報紙。那時候，寫作是業余的事情。

確實有一個明確的時刻，2009年。那年，短篇《愛情到處流傳》出來了，幾家雜志轉載，引起了關注。大家很驚訝，沒聽說過這個人，好像是突然冒出來的。現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我的成名作。對我來講，這篇小說帶來的沖擊是很大的，相當于無意間寫的東西收獲了肯定，突然意識到，我是可以寫的。

這個時候，大門就敞開了。約稿接踵而至。原來需要到處投稿，現在這么多約稿來了，我也受到了激勵，想著要好好寫。所以那幾年有很多中短篇小說出來，人也更自信，更從容。

Q：上大學時，《紅樓夢》是您的枕邊書。《紅樓夢》對您的創作有影響嗎？

付秀瑩：《紅樓夢》寫日常生活，寫得太好了。不厭其煩地寫生活，寫頭飾、衣裙、寫吃的、喝的，有人調胭脂，有人抹口紅，寶黛鬧脾氣，都是生活里的來來往往。我的寫作也會受到影響，覺得這是一種考驗作家功夫、耐力的描寫能力。

曹雪芹寫人情世故、世道人心。關系寫得多好，大觀園里人與人之間紋絲不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面目表情，誰跟誰都混不了。再高一層就是，大觀園的生活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非常講究、輝煌，但有一個空在里面。最后它是一場衰敗的悲劇。

就像《好了歌》里的詩，“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紅樓夢》最后是一個空，又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學層面。虛與實的關系，對我影響也很大。《陌上》中，我就處理了虛與實的關系，《野望》更多是在實的層面，虛的層面少一些。

Q：閱讀和創作是怎樣的關系？寫不下去怎么辦？

付秀瑩：閱讀和創作之間的關系，應該是滋養。閱讀滋養創作，創作反過來會滋養閱讀。但有時候讀的太多，反而難以下筆。這也是一個悖論。我的寫作習慣不嬌氣，想寫坐下就寫，不大受環境影響。實在寫不下去，有時會放一下，過后再寫。也有時就是硬攻，苦思冥想，做困獸之斗，也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Q：寫長篇和短篇有什么區別？

付秀瑩：長篇的好處是，對人生經驗有巨大的吞吐能力，是大江東去，泥沙俱下，有一種強大的裹挾能力。長篇是過癮的，寫完一部長篇，仿佛是過了一生。這可能也是我迷戀長篇的原因吧。

02

理解中國農村，必須深入其中

Q：讀《野望》時，我突然想找一家媳婦的名字，前后翻了半天沒找到。村里，大家平時都是這么稱呼著聊天嗎？

付秀瑩：鄉村是一個熟人社會，這一點跟城市有很大不同。一個村莊里，人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里，各種關系盤根錯節，枝蔓纏繞。理解中國農村，就必須能夠深入其中，理解其中錯綜復雜的關系。只有深刻理解并且準確把握好這些關系，才有可能寫好中國農村。你真敏銳，一下子就抓住了“關系”這個關鍵詞。鄉村的日常生活中，當然也是這樣稱呼，這樣說話。對于他們，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Q：《野望》是長篇小說，我總覺得“小說”的成分很稀薄。您對書寫鄉村的欲望，要高于寫小說。沖突不多，村里的大事似乎只有婚喪嫁娶。

付秀瑩：生活中能有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呢？更多的是日常經驗，震驚經驗畢竟是少數。我始終認為，對于翠臺這樣一個農村婦女，生活中更多的恐怕就是柴米油鹽，平凡甚至平淡但同時卻也是偉大的日常，日月流轉，而亙古如新。在這時節轉換中，一些東西正在悄悄發生新變。二十四氣循環往復，而萬象更新。我想寫出新時代中國鄉村的常與變，傳統和新生，寫出這種新變中的種種，記錄下深刻的時代履痕和國家記憶。

Q：書里有好多的俗語，看著很新鮮，恰切又幽默。“她們姐倆好呀，要好了一輩子，胳膊不離腿”“這世上誰長著前后眼”“立客難打發”等等。能講講取材嗎？

付秀瑩：這些語言都是鄉村俗語，鮮活的，生動的，帶著晶瑩露珠，帶著新鮮泥土，活潑潑有生命力。平時，我很注意語言表達，也總是被這樣的語言吸引。

在鄉村，每個人都是語言大師。大街上隨便一開口，就是這樣生動活潑的民間調性、民間味道。有時候，有一陣子不回去，我就會打電話、打視頻，他們開口就是這樣的語言。我總是暗暗記下來，并且暗自驚嘆。我真正理解了，為什么說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為什么說生活是創作的不竭源泉。

Q：“一時無話”在書里出現過好幾次。翠臺和父親聊天，或者是和妹妹素臺聊天，會出現“一時無話”。我看到這兒，覺得很真實，這是對話中的“空隙”。

付秀瑩：寫人物，就要鉆進人物內心里去，洞悉人物的喜怒哀樂，哪怕最細微的情緒的漣漪，都要善于捕捉，并且有能力用有效的藝術方式表達出來。比如，你說的“一時無話”，其實就是人物之間的一種真實表達。

往往是，越熟悉越親近的人之間，對話中才可能有更多停頓，空白，甚至沉默，這沉默中有很深的默契。這個時候，沉默也是一種語言，更豐富，更富有意味。但是你看，如果是陌生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之間，雙方就不敢有停頓，更不敢沉默。雙方必須不停說話，才不至于尷尬或者冷場。

Q：《野望》寫出了親人關系很真實。有一處，翠臺心里暗罵妹妹，說得一針見血，狠辣獨到。罵歸罵，心里罵完，立馬擼起袖子給妹妹家搞衛生。

付秀瑩：親人之間的關系，因為血緣連接，更加微妙，豐富，復雜，一言難盡。翠臺和素臺既有姊妹深情，又有性格上的差異和價值上的分歧，為人處世，待人接物，有很大不同。又因為經濟狀況的懸殊，債務關系的存在，她們之間也存在著很多難言之隱，在老父親跟前、在村人面前，也有爭高下、論短長的心理。

翠臺家的關系，應該算是比較典型的一種。親人之間就是這樣，糾結纏繞在一起，是非恩怨，往往說不清道不明，一言難盡，說起來只能一聲嘆息。

Q：您寫風景時，似乎有一種無法抑制的暢快，與人物對話、動作描寫時的克制截然不同。景色為何值得一書再書？

付秀瑩：鄉村與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鄉村中萬物生長，萬物有靈，草木莊稼田野露水，星辰大地明月溪流，都是有生命的存在。這些大自然風物，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一起，彼此滋養，彼此培育，彼此教化，可以說是同呼吸共命運。寫鄉村，風景是不可回避的，不經意間它們就會在你筆下流淌、生長，流淌成河，長成鄉野阡陌。

Q：《野望》里，翠臺極度焦慮，時刻處于崩潰邊緣。但我覺得，您是理解她的。

付秀瑩：在中國鄉村，翠臺這樣的女性很多。她們勤勞、善良、堅韌，幾乎是全身心付出，為了家庭、為了兒女、為了老人，其實是為了生活。正如同鄉村大地一般，她們強韌，包容，寬闊，深沉，生長萬物，又有巨大的涵納能力。

《野望》結尾寫到野蒿子，樸素尋常，而又生命力強勁，正是鄉村以及鄉村女性的真實寫照。我敬重翠臺這樣的女性，千千萬萬個翠臺們，同她們腳踏的土地一樣，沉著生活，認真勞作，勤奮創造，才有了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詩。

03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Q：每當看到香羅，我總想到王熙鳳。散發著脂粉的香氣，別人平不了的事，她能平。香羅代表了新事物——會開車，穿細高跟，在城里開超市，甚至“雇用”妯娌照顧母親。我甚至認為，“香羅”也是“女主角”，她和翠臺互為映照。

付秀瑩：香羅是當下鄉村另一種人物代表，甚至代表著當代鄉村的新勢力、新力量、新形象，是新趨勢。而翠臺，恰是中國鄉村傳統的代表，農村婦女所有的美德，都在她身上集中體現。這兩個女性互為映照。

你認為香羅也是女主角，這觀點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味，我深受啟發。對于香羅，我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愛和欣賞，她不同于我們熟悉的中國傳統女性，身上有更多豐富的新質，新的可能性。甚至翠臺內心深處何嘗不想成為香羅呢？

香羅是新時代鄉村中的新女性，少傳統束縛和羈絆，更多向著新世界、向著未來敞開，有蓬勃的生命力和茂盛的生長性。香羅身上，有著時代新變的光影閃爍。

Q：您寫女性角色，常常是一對——姐妹或妯娌。《小年過》里寫翠臺和香羅，“用芳村的話，這妯娌倆，一個金盤，一個玉盤，一碰叮當響，真實好聽得很。”為什么這么處理？

付秀瑩：寫的時候，沒意識到（寫了這么多姐妹），創作首先是感性的、混沌的。你提出來了，我就在思考。“姐妹”確實是一組對照的鏡像關系，正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一面鏡子里相映成像。對照表達了現實和夢想，白天和黑夜，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大約有很多不同的自己。

有時我們哭，有時我們笑，有時我們善良，有時也難免有惡念。有時我們想成為他人，有時他人想成為我們。這是矛盾，也是悖論。正是因為這矛盾和悖論，才使得我們更加豐富、更加復雜、更加立體、更加幽深寬闊。文學是人學。文學應該努力發掘人性的幽微曲折，真實呈現人性的本來面貌。

Q：《野望》寫的或許是鄉土困境：種地不掙錢，就業機會少，娶媳婦“燒錢”，年輕人出走或“啃老”……社會問題一旦放到日常生活中，尖銳的部分就被沖淡了。

付秀瑩：個體有時是脆弱無助的，但當時代洪流滾滾而來，個體與時代之間豐富、復雜的關系由此產生和建立。翠臺一家的生活和命運，以及村莊其他人的生活和命運，正是因為時代的強大力量介入和左右，才有了新的生機，發生了新的變化。

《野望》寫到鄉村真實現狀，寫出了一些鄉村發展難題，但這是發展中的難題，是新變中必然遭遇的難題。不僅有現實物質層面難題，還有精神層面的心靈難題。我想真正寫出中國鄉村的新變，以及新變的革命性和深刻性。只有深入到文化積淀和人際關系之中，深入到這新與舊、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的土壤深處，才能看到新變之所以為新變，新時代之所以為新時代的內在邏輯。正如《創業史》中，我們只有深刻理解了梁三老漢的心理重負，才能更深刻理解梁生寶所代表的方向。

《野望》中，種種新變的出現，根植于鄉村厚重歷史文與文化風俗，因而才是可貴的，也是可信的。中國鄉村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巨變。我更愿意深入到這個過程中，寫出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在時代風潮中的種種情狀，寫出人在大時代激流中奮力前行的面影。

比如對于新媒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態度。有人會拍直播，有人擰巴，開超市的會有危機感，網購給實體商業帶來沖擊。大學生返鄉，也是新鮮事。翠臺無法接受在外上大學的女兒返鄉，讓女兒脫離泥土生活，是她畢生的愿望。女兒不這么想，她意識到在城市生活是一種漂泊，自己的意義在老家。再比如養老問題，養兒防老和住養老院，這之間有觀念轉變，甚至有倫理問題。這都是新時代新鄉村需要面對的。我想寫出這些問題春風化雨逐漸破解的過程，寫出前因后果，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一些旁注。

Q：提到養老，我想起《遲暮》里的老大爺。他滿腦子想的都是“屋里人”，吃著兒媳包的餃子，想的還是亡妻包的“青筋大蛤蟆”（大餡餃子）。

付秀瑩：他就面臨了一個養老問題，早年蓋了房子，給兒子娶了媳婦，準備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結果，一天小兩口說，他們要去城里生活。他忽然發現，自己的人生不是那么回事。養老也有心理層面，他需要安慰、陪伴，但家里就剩他一個人了。

子女和父親看似有親情，但是兒女的時代已經不屬于他了。他懷念自己的時代，又因為深刻的隔閡無法訴說，凄涼，沒法說，只能思念亡人。他的歷史被妻子帶走了，面臨的是子女的世界。這個世界又那么新，還沒有完全接納他，或者說，他還沒有勇氣跨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