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演說在晚清的興起，絕對是一件大事。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哪個政黨、派別或個人，只要想進行有效的思想啟蒙或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說”這一利器。

討論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說”是不是舶來品，名詞考辨不重要，關鍵是如何看待傳統中國公開表達個人立場及政治見解的缺失。關于演說技能的培養及研究之所以在古希臘羅馬占據重要位置，那是由其政治制度決定的。在民主政治之下，城邦的所有重要事務均須通過公開辯論，由集體來決定，那么，“說服”便不僅僅是語言能力，更是政治工具。推展開去，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演說，也都構成了“一道獨具特色的風景線”[1]。周作人曾談及為何在古希臘“演說術”或“修辭學”特別重要，那是因為：“這種學問在雅典民主時代特別發達，因為它在那時政治上很有實用，最重要的兩點是在法庭里，兩造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辯論，其次是在議會里，一場演說茍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見成功?！盵2]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與文化氛圍，不要說秦漢以降兩千多年的專制時代，就是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也都沒有出現過。不管是戰國的縱橫家言、漢代的鹽鐵論爭，還是南宋的朱張會講等，都不能與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相提并論。這里的關鍵不在文學修養，也不在辯論技術，而在政治制度。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人眾多關于演說學的論著，都必須直面這個難題，即一方面，“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蹲髠鳌?，《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么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里”；[3]但另一方面，中國人確實不怎么擅長演說，“戰國時代也有縱橫捭闔的游說家；六朝時代也有言論雋永的清談家；但不曾產生出一個Cicero，一個Lincoln”[4]。至于原因，大都將其歸因于秦漢以降長期的政治及思想上的大一統：“滅絕百家，而思想一；思想一，則競辯不行；競辯不行，則語言不進”；“二千年來之國教，幾以緘默少文為主旨，訛繆遞傳，牢不可破”。[5]也就是說，關鍵在政治制度，而不是種族、人性、修辭能力或文化差異。

西學東漸大潮的洶涌、社會結構的變異，加上朝廷管控能力的下降，這才促成了公開表達政見的“演說”在晚清的迅速崛起。因此，可以辨析晚清的演說思潮與清代宣講《圣諭廣訓》的聯系與區別[6]，但不適合生拉硬扯，建構從古到今的“中國演說史”[7]。在我看來，演說不僅是一種“說話的藝術”，更牽涉整個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思想傳統。因此，近代中國幾次“演說”高潮的出現，得益于晚清的制度轉型、五四的政治抗爭以及抗戰的社會動員。

當然，公眾場合的演說，并非照搬家常聊天或友朋對話，而是包含某種特殊技巧，確實需要專門訓練。據黃炎培追憶，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蔡元培就著意培養學生的演說能力，引領他們“成立演說會，定期輪流學習演說”，理由是“今后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群眾，須長于言語”。[8]也就在這一年，黃炎培結識了同窗好友穆湘瑤的弟弟穆藕初，兩人志氣相投，日后共同創辦了中華職業學校、上海商科大學等。據穆自述：

辛丑、壬寅間，對外事件接踵而起，新黨人物在滬上大見活動，對俄、對日同志會等風起云涌，而演說之風遂大盛。余追隨其間，覺事事不如人，因此益自發憤，遂聯絡同志數十人，每星期學習演說。為時一年，向之訥訥不出諸口者，一變而為暢所欲言矣。余之畏葸羞縮之氣質，因之而生一大變化。[9]

從早年生性靦腆，不敢當眾發言，到成為上海企業家中最擅長演說者，穆藕初這個變化氣質的過程，好友黃炎培乃至其師蔡元培的影響隱約可見。

可這并非蔡元培的個人愛好，在中國最早辦私立大學（震旦學院和復旦公學）的馬相伯，以及南開中學及南開大學的創始人張伯苓，也都特別重視且擅長演說。[10]雖然清廷未雨綢繆，1903年彈壓京師大學堂師生抗俄集會后，在第二年《奏定學堂章程》的《各學堂管理通則》中特別規定：“各學堂學生不準聯盟糾眾，立會演說”[11]，但此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根本無法阻擋。此后，演說與近現代中國的政治抗爭、學術普及以及文化傳播結下了不解之緣，以致我們談論二十世紀中國的啟蒙與革命、戰爭與建設、生活與教育、運動與娛樂時，無法完全忽略那些不同歷史時期或高亢如云、或低回婉轉的“聲音”。

二

我所見到的關于清末民初演說場景的描寫，沒有比黃炎培的《參觀京津通俗教育記》更精彩的了。1914年10月13日午后二時，黃炎培驅車至崇文門外花兒寺街火神廟，現場觀察一場演說。先是外部環境的描寫：“廟古而屋未破，山門雙辟，旁懸牌立旗，大書‘今日講演’字樣。門外小桌陳教育畫數十種，皆出售者，每紙銅圓一枚，觀者如堵，以一職員司之。入門，廊下懸巨幅滑稽畫，一人張大口作高呼狀，左右簡章數條。大殿古佛一龕，講者聽者分東西向。講壇一，黑板一，講桌一，講鞭一，其下設座容數十人?！苯酉聛磉M入正題，簡要介紹演說的全過程，并略加評述：

講題似為勸戒煙，于三十分時間，記其講演之內容如下：

人之知覺，腦之作用（畫圖），鴉片，紙卷煙，興奮之功用，煙精（畫圖），衛生上之損害，經濟上之損害。

講音與講態，以余評之，俱可予以七十以上之點數。有時興酣，以鞭擊桌發大聲，聽者肅靜，時頷其首作領悟狀。既而第二講員上，仍前題而出以滑稽，四座精神復一振焉。[12]

地點是京師的古廟，背景有巨幅滑稽畫，演說者“有時興酣，以鞭擊桌發大聲”，也有“出以滑稽”，讓四座精神為之一振的，此等描寫，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傳統中國源遠流長的說書。這正呼應了此文開頭京師名記者黃遠庸的提醒：清末民初，京津地區以演說為主干的通俗教育之所以推展十分順利，與此地民眾喜歡聽說書有直接關系。[13]

在大庭廣眾面前，公開陳述自己的政治見解，吸引廣大聽眾并收獲滿堂掌聲，此舉說易不易，說難也不難。關鍵看現場氛圍，以及演說者能否順應民心（聽眾的趣味）、拿捏得當。大才子郭沫若曾在回憶錄中用戲謔口吻總結此等演說技巧：

我是經過五卅潮滌蕩過來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講演過好些次，不知不覺之間也就把那妙竅懂到了。的確的，你總要目中無人才行。盡管有多少群眾在你面前，他們都是準備著讓你吞的，你只是把他們吞下去就行了。怎樣吞法呢？我告訴你，你的聲音總要宏大，語句總要簡單，道理總要武斷。愈武斷，愈有效果。最好要辦到一句便是一個口號。喊口號的方法你總是知道的吧？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聲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總得要有抑揚，而且要先抑而后揚。一句話的表達要這樣、一場演說的表達也要這樣，——再說一次，總要先抑而后揚。在落尾處你把聲音放大，在愈武斷的地方你愈把聲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著熱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貪長，千切不要說理，千切不要先揚后抑，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東西。懂得這些妙竅，盡管有多少群眾都不夠吞，人少，少得僅僅四五十人，等于一口稀飯了。[14]

作為實例，郭沫若還記下自己當初那次演講的具體內容，全都是大話、空話、套話，邏輯混亂，比擬不倫，語句簡單，道理武斷，但效果極佳，一句一鼓掌，講完還有董事拉著他的手說，你今天講得可真好！

此等新潮的教育手段與娛樂方式，敏感的小說家自然不會錯過。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借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馳騁想象：六十年后，中國人在南京舉行維新五十周年慶典，同時在上海開大博覽會，不只展覽商務、工藝，而且演示學問、宗教——“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15]。借助于演說，“西學”迅速“東漸”，“群治”得以“改良”，這點沒有人懷疑，只是對當下國人的演說水平，小說家大都不敢恭維。也就是說，演說確實很重要，但國人還沒掌握好此傳播文明之利器。[16]

正面描摹演說場中的“聲音”，以及講者與聽眾如何互動，還有由演說引出的時代風云和人生百態，小說家們做了很多嘗試。有的立意很好，但筆墨跟不上，描寫呆滯，變成了純粹的說教。[17]如需推選一個精彩的演說場景，我傾向于吳趼人《新石頭記》第十七回“味莼園兩番演說，長發棧一夕清談”。

熟悉現代中國小說的，肯定記得老舍《趙子曰》中慈眉善目的張夢叔教授演說“女權”，現場如何一片混亂[18]；而錢鍾書《圍城》第二章中，游學歸來的方鴻漸應邀在中學演說，更是出盡洋相。先是“醉眼迷離，翻了三五本歷史教科書，湊滿一千多字的講稿，插穿了兩個笑話”；臨上場又換錯了衣服，只好鴉片呀梅毒呀胡扯了一通，“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來的兒子公開提倡抽煙狎妓”。[19]

與此類諷刺筆墨相對應的，是大量正面描寫演說場景的中長篇小說。那是因為，從辛亥革命，到五四、五卅，再到大革命、抗日戰爭、土地改革等，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一旦涉及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說，比如茅盾的《虹》、蔣光慈的《短褲黨》、蕭紅的《生死場》等。最典型的演說場景，不妨舉《倪煥之》《大波》《八月的鄉村》三部作品為例。

若論有意識地借“演說”推動情節發展、凸顯人物性格，當推葉圣陶1928年起在《教育雜志》上連載的長篇小說《倪煥之》。先是第2節提及倪煥之因校長的演說而深深感動，雖然“他講朝鮮，講印度，講政治的腐敗，講自強的要素，實在每回是這一套，但學生們沒有在背后說他‘老調’的”[20]；后面第23節則“對于日來說教似的自己的演講，他不禁起了懷疑”[21]。但最核心的是正面描寫倪煥之的兩場演說：呼應五四運動（第19節）與參與五卅集會（第22節）。作者飽含深情，詳細描述演說者的動作、言語及精神狀態。前者是“他點（踮）起了腳，身子聳起，有一種兀然不動的氣概；平時溫和的神態不知消隱到那里去了，換來了激昂與憂傷，聲音里帶著煽動的調子”[22]；后者則“煥之開口演講了。滿腔的血差不多涌到了喉際；聲音抖動而悽厲；他恨不得把這顆心掬示給聽眾。……鼓掌聲呼喊聲卻警醒了他。他從沉醉于演講的狀態中抬起頭來，看見各色的紙片正紛紛地從高空飛下。一陣強烈的激動打著他的心門，他感覺得要哭。但是立刻這樣想：為什么要哭？弱蟲才要哭！于是他的臉上露出堅毅的微笑”[23]。

至于下面這段文字，可謂形神兼備，是我見到的現代中國小說中描寫“演說”最為精彩的：

第二個登臺的是倪煥之。近來他的憤激似乎比任何人都利害；他的身軀雖然在南方，他的心靈卻飛馳到北京，參加學生的隊伍；他們奔走，他們呼號，他們被監禁，受饑餓，他的心靈仿佛都有分。他一方面憤恨執政的懦弱，卑污，列強的貪殘，不義，一方面也痛惜同胞的昏頑，乏力。……他恨不得接近所有的中國人，把這一層意思告訴他們，讓他們立刻覺悟過來。此刻登臺演講，臺下雖只有幾百人，他卻抱著臨對全中國人那樣的熱情。他的呼吸很急促，胸膈間似乎有一股氣盡往上涌，阻礙著他的說話，致使嘴里說的沒有心里想的那么盡情通暢。他的眼里放射出激動而帶慘厲的光；也可以說是哀求的表情，他哀求全中國人趕快覺悟；更可說是哭泣的表情，他哭泣中國已到了不自振作強鄰鄙視的地位。他的一只右手伸向前方，在空中畫動，幫助說話的力量；手掌是張開著，像待與人握手的姿勢，意思仿佛是“我們同命運的同國人啊，大家握起手來吧！”[24]

在現代中國小說中，像葉圣陶這樣認真且成功地描摹演說場景及人物心理的，不是很多；但借助“演說”馳騁想象，推進情節，則比比皆是。

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中有不少關于演說的正面描寫，尤其是保路運動中同志會演說、革命黨人關于革命的論述等，演說地點則兼及茶館、街道、公館、辦公場所等。如未完稿的《大波》第四部第一章“不平靜的日子”，介紹南校場演說會的前因后果，帶入觀眾的視角與現場氛圍，還有第二天各家報紙的新聞報道方式，如標題、字體、詳略、人名，以及后續的社會效應等。下面這段站在聽眾立場的觀察與描寫，可與上述吳趼人《新石頭記》第十七回相對讀：

董修武正在演說。遠遠地只能看見他那未蓄胡須的口一張一闔，一股勁在提高聲音。畢竟壩子太寬敞，不像在屋子里聚音，已經不甚聽得清楚，只零零碎碎抓住幾句：“……我們同盟會……革命！……排滿！……民族！……我們孫中山先生……光復中華！……創立民國！……實行共和！……平均地權！……我們孫中山先生……我們的主張……”而且擠在臺子下的人們又都各自在發言，不曉得是評判董修武的話？抑或在發舒己見？發言的聲浪并不比臺上演說人的聲浪低。何況還由李俊領頭，幾乎不斷地在拍掌。[25]

至于蕭軍《八月的鄉村》第八節“為死者祭！”，描寫游擊隊司令陳柱在戰友的葬禮上演說。大段大段的議論，夾雜若干場面描寫，群情激昂，很是震撼人心。緬懷戰友與動員士兵，這是任何一個稱職的軍事指揮員都必須做的，尤其是在戰爭年代。據小說稱，“聲音震蕩著氣流，震蕩著圍墻外面的樹林，深深地，深深地向四圍山谷里去消沒……”[26]——那既是寫實，也是象征。

從吳趼人到李劼人，眾多小說家之所以特別關注那些“震蕩”著現代中國的“聲音”，因那既是政治，也是技術，還是文化，偶爾還牽涉美學?？梢赃@么說，晚清以降，無數知識精英借助剛剛習得的“演說”來表達政見、傳遞新知、影響社會，同時變化自家氣質。這里牽涉政治信仰、文化關懷、學術積累、技術訓練等，需要仔細分疏。

三

作為一種物理現象的“聲音”，只能出現在演說現場。如何借助某種技術手段，重現這個轉瞬即逝的“演說現場”，是個有趣的話題。相對來說，文字最為簡便，也最有效，比如當初報章上的新聞報道、演說實錄，或者聽眾多年后的追憶，乃至小說家的馳想等。實際上，我們關于晚清以降“演說”歷史與功用的研究，絕大部分都是借助文字資料。隨著各種報刊數據庫的建成與開放，檢索近現代中國眾多政治家、文人、學者的演說（無論基于人物、時間、地點，還是主題、傳播、影響力等），不能說唾手可得，但技術含量顯然已不太高，難度主要體現在集合、拼接與闡釋。

同樣涉及“演說”，本該與文字資料相輔相成的圖像呈現與聲音記憶，可謂寥寥無幾，完全不成比例。對于研究者來說，需要著力鉤稽的是關于演說的圖像與聲音——前者可參見我的《“演說”如何呈現——以“五四運動”照片為中心》，后者則有《聲音的魅力》。[27]

隨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唱片業以及無線電廣播在中國都市的興起[28]，娛樂、政治以及文化的聲音，開始在遼闊的中國大地及天空回蕩。1950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各級領導機關應當有效地利用無線電廣播》的社論，強調“無線電廣播事業是群眾性宣傳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別是在我國目前交通不便、文盲眾多、報紙不足的條件下”[29]，利用廣播進行宣傳和動員，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農村高音大喇叭開始逐漸普及，1976年底達到了頂峰。此后，高音喇叭的影響力迅速衰落，雖也有若干重新崛起的時刻，但已不復從前。那是因為，民眾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生活方式改變，即便偏僻的鄉村，單純收聽廣播的人口也大為減少了。

眼看電視、網絡、慕課、音頻節目逐漸普及，再加上制作簡便的抖音，如今若想保存以及傳播某種聲音，已成舉手之勞?；剡^頭看，不管是政治、文化還是學術，那種過于僵硬的“訓導”或“報告”，很難再吸引聽眾了。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如何學習／操作／傳播那些帶有“表演”成分的“說話”，在短時間內迅速抓住并長久吸引聽眾，此等演說技能，對外影響社會，對內塑造人生，可謂前途未可限量。

四

我之所以專注于“演說”，除梁啟超的“傳播文明三利器”，更受魯迅《無聲的中國》的影響——后者在提倡白話文時，用了個形象的比喻：此乃“有聲的中國”與“無聲的中國”的對決。[30]接著梁啟超、魯迅的“話頭”，我試圖將“三利器”與“有聲的中國”相勾連，闡述晚清以降的“演說”怎樣深刻影響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

談論“演說的魅力”，以及其如何訓練、運作與展開，還有怎樣在歷史上發揮重大作用，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路徑與策略。最常被提及的是“開啟民智”（比如晚清下層社會啟蒙），以及“動員群眾”（比如五四運動中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這兩點已有的政治史及社會史著作多有涉及。但若將視野延伸到教育史、文學史及學術史，則“演說”的可能性大為增加。我更多關注且有所發明的，是演說如何“贊助白話”、“影響述學”以及“改良文風”?？紤]到此前我已有相關論述，如《學問該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話文〉為中心》（2002）、《學術講演與白話文學——1922年的“風景”》（2003）、《“演說現場”的復原與闡釋——“現代學者演說現場”叢書總序》（2006）、《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2007）、《“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2010）等，這里只須提要鉤玄，有興趣的朋友可自行查閱。

最早引起我關注的，是章太炎的東京講學（1906—1910）以及創辦《教育今語雜志》（1910）。此類以“淺顯之語言”系統地“演述各種學術”的“講學”，明顯并非針對引車賣漿者流，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基本上是專題性質，與此前大儒之“坐而論道”不同，乃是在“哲學”“文學”這樣的學科意識中展開。其次，擬想讀者并非不太識字的大眾，而是對國學有興趣的留學生或海外華僑。第三，每講都包含若干專門知識，但又穿插社會批評。最后，不管是事先準備還是臨場發揮，抑或書齋里一揮而就的“擬演講稿”，此等文字刊載于報章，對于近代中國文章風格的衍變，都有潛移默化的影響。[31]

晚清以降，述學之文同樣面臨自我更新的使命。實現這一使命，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則如嚴復、梁啟超、王國維等新學之士積極輸入新術語、新語法乃至新的文章體式，借以豐富漢語的表達能力。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趨勢，一直受到學界的重視?？蛇€有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比如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蔡元培以及魯迅、胡適等，面對新的讀者趣味和時代要求，在系統講授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提升了現代書面語的學術含量，為日后“白話”成為有效的述學工具，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回過頭來，反省學界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論述，可以有幾點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話文時，確實多以明清章回小說為標本；日后講授“國語文學”，也都追溯到《水滸傳》等?？伤羞@些“溯源”，都指向“文藝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樣值得關注的“學術文”。第二，白話文運動成功的標志，不僅僅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述學文章之采用白話，尤其是長篇議論文的進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第三，晚清興起、五四后蔚為大觀的演說熱潮，以及那些落在紙面上的“聲音”，包括演講的底稿、記錄稿、整理稿，以及模擬演講的文章，其對白話文運動和文章體式改進的積極影響，不容低估。第四，創造“有雅致的俗語文”，固然“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32]，可這個“口語”，不限于日常生活語言，還應包括近乎“口頭文章”的“演說”。[33]

就在白話文運動取得全面勝利、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學術交接的1922年，國學大師章太炎、梁啟超，以及新文化主將胡適、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分別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壇說法，講授各自所擅長的專深學問。講演者使用的是白話（即便章太炎這樣的古文大師也不例外），若用淵雅高深的文言來記錄、整理，必須經過一番傷筋動骨的改造；以致經過“文言”這個模子出來的“講演”，很可能盡失原先的風采與神韻。在表情達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長處，但不適合于記錄現場感很強的“講演”?；剡^頭來，看看胡適之將“演說”與“國語文”直接掛鉤——凡能演說者，沒有不會做白話文的，因二者都需要有條理有層次的思考與表達[34]——還是很有見地的。至于學者的公開講演，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白話詩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學識與智慧來協助完善白話的表達功能；換句話說，都是在“贊助白話文學”。假如此說成立，那么晚清以降蔚然成風的“講演”，對于推廣白話文，其實功莫大焉。白話能寫“美文”，白話還能表達深邃的學理——只有到了這一步，白話文的成功方才無懈可擊。[35]

晚清興起的演說之風，確實有利于白話文的自我完善，以及“現代國語”的生產與成熟。除此之外，還將深刻影響中國的文章變革。若需要簡而言之，可以這么描述“演說”的特點：表達口語化，故傾向于暢快淋漓；說理表演化，故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追求現場效果，故受制于聽眾的趣味與能力；蔑視理論體系，需要的是豐富的高等常識；忌諱“掉書袋”，故不能過于深奧，更不能佶屈聱牙。而所有這些，都將波及學界趣味以及文壇風氣?！把菡f”一旦入文，釀成了現代中國文章的兩大趨勢，一是條理日漸清晰，二是情緒趨于極端。原先以典雅淵深著稱的文章，如今變得直白、淺俗，“卑之無甚高論”；演說之影響文章，則可能使得表述趨于夸張，或尖刻，或奇崛，甚至劍走偏鋒。[36]

晚清以降，書院改學堂，學校里的教學活動，不再以學生自修、而是以課堂講授為中心。這么一來，所有的大學教授，多少都得學會“演說”——不管是在課堂上，還是校園以外。[37]現代中國文人學者中，有不太擅長演說，主要以著述面對讀者的；[38]但更多的是兼及聲音與文字，如康有為、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魯迅、周作人、胡適、陶行知、梁漱溟、朱自清、聞一多等，都有不少精彩的“演說”傳世。至于學堂開設演說課程以及組織雄辯社等，更是使得學生日后走上社會，在群眾場合即席演講時，可以做到得心應手、揮灑自如。[39]因此，談論晚清以降的文人學者，專門著述固然重要，那些隨風飄逝或因各種因緣殘留在紙面上的“演說”，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如果說在此前的論著中，我主要討論的是演說對于現代中國白話、文體及述學的巨大影響，那么《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主要從圖像呈現（第二章《晚清畫報中的聲音》）、技術儲備（第三章《現代中國的演說及演說學》）、政治及美學（第四章《聲音的政治與美學——現代中國演說家的理論與實踐》）、現實需求（第五章《徘徊在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當代中國的工作報告、專題演講以及典禮致辭》）等角度，討論演說的傳播、訓練及功用。因為，在我看來，演說既是一種文體，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充滿各種變異與可能性；既受限于特定情境，又可以借助文字、圖像與錄音等手段超越時空，只有動靜結合，綜合把握與論述，才能得到比較完美的呈現。

作為一種技術／文化，演說本身并不透明與自足，而是嚴重受限于外在的政治思潮及社會氛圍，如何“演”，以及“說”什么，與大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比如，晚清的文化啟蒙，五四的政治抗爭，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戰爭動員，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教育，“文革”期間的大批判運動，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以后的政治宣傳與學術普及，以及新世紀的文化傳播等，即便“即興演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特別青睞的主題，以及特殊的表達方式。當然，也都有身不由己的內外限制——包括立場、姿態以及聲調。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時代社會是否活躍、政治是否開明、學術是否繁榮的重要表征。

2022年4月25日初稿

5月5日改定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注釋：

[1]“無論是在城邦政治的決策機構公民大會上，還是審判機構公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或全希臘的節慶活動、公共葬禮上，政治領袖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說都是一道獨具特色的風景線。”見蔣?！豆畔ＥD演說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20年版，第3頁。

[2]周作人：《關于盧奇安》，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希臘之馀光》，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頁。

[3]朱自清：《說話》，《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頁。

[4]繆金源：《〈演說學〉序》，見郝理思特著、劉奇編譯《演說學》，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

[5]楊炳乾編：《演說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14頁；王家襄、張鏡寰：《〈雄辯法〉序》，見加藤咄堂述，呂策譯，王家襄、張鏡寰?！缎坜q法》，上海集成圖書公司1910年版。

[6]參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章，以及程麗紅《清末宣講與演說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版）。

[7]我不主張像宋嗣廉、黃毓文的《中國古代演說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那樣，從《尚書·甘誓》入手討論中國的演說，并引出我國歷史上第一位演說家盤庚，也不主張將唐代的魏征直諫、宋代的瓦舍說書，甚至清代的《說岳全傳》都當作演說來論述。

[8]參見黃炎培《八十年來》，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下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37頁；《吾師蔡孑民先生哀悼辭》，陳平原、鄭勇編《追憶蔡元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頁。

[9]李平書等：《李平書七十自敘·藕初五十自述·王曉籟述錄》，方爾同標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頁。

[10]參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第三節“演說與學堂之關系”，《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

[11]參見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951頁。

[12]黃炎培：《參觀京津通俗教育記》，《教育雜志》第7卷第1號，1915年1月。

[13]“京師之民有慣習焉，業務余暇，必聽講書詞、小說，久乃成癖，若日用飲食之不可離。今導以宣講，變其義，仍其形，民之聽之，若猶是書詞、小說也，故勢至順而易效。南方無是?！?/p>

[14]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北新書局1946年版，第122~123頁。

[15]飲冰室主人：《新中國未來記》第一回，《新小說》第1號，1902年11月。

[16]參見陳平原《現代中國的演說及演說學》，《中國文化》2020年秋季號（10月）。

[17]1917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王理堂撰文言長篇小說《女學生》，其中第十五章講述主人公蘭兒演說辦學的重要性（第52~56頁），中間夾雜某報記者記錄稿，從盧梭、羅蘭夫人一直說到福澤諭吉，洋洋灑灑，可就是無趣。

[18]參見老舍《趙子曰》，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204~206頁。

[19]參見錢鍾書《圍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46~50頁。

[20][21][22][23]參見葉圣陶《倪煥之》，開明書店1930年版，第21、326、270~271、307~310頁。后同。

[24]葉圣陶：《倪煥之》，第268~270頁。

[25]李劼人：《大波》第三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403頁。

[26]參見田軍《八月的鄉村》，奴隸社1936年版，第193頁。

[27]參見陳平原《“演說”如何呈現——以“五四運動”照片為中心》，《當代文壇》2022年第4期；《聲音的魅力》，《文匯報》2014年12月2日。

[28]參見葛濤《聲音記錄下的社會變遷——20世紀初葉至1937年的上海唱片業》，《史林》2004年第6期。

[29]參見楊波主編《中國廣播電視編年史》第一卷，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頁。

[30]魯迅：《無聲的中國》，《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頁。

[31]參見陳平原《學問該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話文〉為中心》，初刊《現代中國》第二輯，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2]參見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北新書局1929年版，第179頁。

[33]參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初刊《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收入《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34]參見胡適《中學國文的教授》，《胡適文存》卷一，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第311頁。

[35]參見陳平原《學術講演與白話文學——1922年的“風景”》，初刊《現代中國》第三輯，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

[36]參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

[37]參見陳平原《“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初刊《中國文學學報》（香港）創刊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收入《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38]如柳亞子在晚清文壇很活躍，但因口吃，極少演說；嚴復、王國維學問很好，也偶有講稿傳世，但遠不及文章精彩。

[39]參見陳平原《作為演說家的聞一多》，《文匯報·文匯學人》2019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