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來的網絡空間里，流傳著一則叫做“1999年地球保衛戰”的神話。這個故事的發端，是有人發布了一條玩笑性質的微博，表示00后應該感謝80后和90后，因為后者曾經在1999年大戰外星人、抵抗隕石，進而拯救了這個世界。沒想到，這一微博迅速引發網友們的集體創作，大家紛紛為“1999戰記”補充各種細節，還以歷史紀錄片的風格制作了視頻《決戰1999》，并表示當年的戰友們曾經簽訂了“1999保密協定”，因此這段英雄故事并未被載入史冊。作為一種被虛構的集體記憶，“1999年地球保衛戰”的故事，顯示出80后和90后對于1999年的某種特殊情結：“跨世紀”是他們有記憶以來所經歷的第一件歷史大事。它似乎是新生活開啟的象征，但其實又毫無內容，因此需要大量的虛構才能完成意義的填補。集無限的想象與虛空的實體于一身，“跨世紀”的魅力正在于此。

真實的1999年并沒有星際大戰，但在全中國乃至世界，有一場關于“新世紀第一縷曙光”的討論，成為這一年媒體的焦點。這場討論所關心的是，21世紀的“第一縷曙光”將在何時何地到來？它意味著什么？人類應該如何迎接“第一縷曙光”？

關于中國的“新世紀第一縷曙光”照射何處，當時多位天文學家和觀測機構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浙江的溫嶺和臨海兩地對于“首照地”殊榮展開爭奪。結果，溫嶺的石塘鎮金阿頂勝出，并舉辦了大型活動“千年曙光節”，一次性賺夠了平時半年的旅游收入。荒誕的是，到了2000年下半年，曾推動“第一縷曙光”之爭的機構“中國2000年委員會”又宣布，根據天文歷法，21世紀應該從2001年1月1日算起。而這一次，吉林琿春的森林山也加入了“首照地”的爭奪戰。人無法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卻可以兩次見到21世紀的第一縷曙光。對于“新世紀”，人們跨了一次還想再跨第二次，可見其誘惑性之大。

這場“新世紀第一縷曙光”之爭，折射出1990年代末中國一種奇妙的情感結構。首先是“曙光”的意味。無論公歷農歷，新年總以零點為界。事實上，在中華世紀壇（這是專為迎接新世紀而修建的）所舉行的、由國家領導人發表賀詞并舉辦一系列慶祝儀式的“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紀和新千年慶祝活動”中，零點才是最重要的慶祝時刻。但為何在零點之外，新世紀的曙光也引發如此狂熱？

或許是因為，在當時大部分人看來，“新世紀”就等于“曙光”。在1990年代的市場化、現代化改革所衍生出的發展主義心態中，“跨世紀”必然意味著大步跨向一個更新更好的人類世界。在樸樹寫于1999年的歌曲《New Boy》中，他用眾多美好的詞匯來描述新世紀來臨的感覺：到處是陽光，讓我暖洋洋，快樂在飄揚，生活甜得像糖。歌中的“我”做了三件事：一是掏出一支“未來牌香煙”；二是“把破舊的全部賣掉”，穿新衣、剪新發型、打扮漂亮；三是展示電子產品：“快來吧奔騰電腦，就讓它們代替我來思考”，“輕松一下windows98，以后的路不再會有痛苦，我們的未來該有多酷”。這是一個拋下了20世紀的種種意識形態重負、決心要通過擁抱新科技與消費主義來創造美好世俗生活的新人。明亮、輕盈、溫暖、甜蜜、舒適的感覺彌漫在這首歌中，而這正是世紀之交的一種普遍的社會感覺。更重要的是，《New Boy》是windows98的廣告歌，也即它承諾人們通過“購買”這一行為來獲得美好生活。這與“千年曙光節”的邏輯不謀而合，都認定人類社會的“曙光”建立在經濟活動之上。如果說“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是古典美學的象征，那么，“新世紀第一縷曙光”的巨大經濟價值則標示著一個消費主義時代的來臨：一切都可以成為商品。

其次，“曙光之爭”的特殊性還在于，第一縷曙光將在何時何地降臨是普通人難以推斷的，需要天文科學家的精密計算才能獲知。北京天文臺和南京紫金山天文臺深度介入了這場曙光之爭，而主辦該活動的機構“中國2000年委員會”正是由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觀測中心、中國科學院天文委員會等單位牽頭成立的，其主席王綬琯院士是著名的天文學家。“曙光之爭”以科學活動的面目登場，集中展現出一種與科技緊密相連的想象21世紀的方式。由先進科技所測定的“第一縷曙光”象征著，正是科學指引著新世紀的發展方向。在離21世紀還有四十多年之久的1959年，少年兒童出版社便出版了《科學家談21世紀》一書。該書由李四光、華羅庚、茅以升等科學家寫作，熱情洋溢地展望了21世紀化學纖維、原子能、房屋建筑、宇宙探索等多種技術的發展將給人類生活帶來的變化。1989年，在1980年代尚未結束之際，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早早出版“跨世紀叢書”，其中包含榮格、弗洛姆等心理學家的多種科學著作及相關研究。接下來，各種“跨世紀”叢書層出不窮：1993年，有廣西民族出版社的“跨世紀文學叢書”和“跨世紀青年研究叢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跨世紀人才論叢”，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的“‘跨世紀人’文學叢書”，北京燕山出版社的“跨世紀中學生文庫”；1994年，有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跨世紀青年系列”，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當代少年跨世紀方案”等等，不一而足。這場對于新世紀的歡迎儀式持續了十幾年，“跨世紀”出版成了一門火熱的生意，其中，知識經濟、前沿科學、管理技術、人才戰略、青年成長是其中最主要的內容。1980年代以來的現代化想象，在這場聲勢浩大的“跨世紀”運動中達到了巔峰。微妙的是，在這些充滿著進步樂觀想象的“跨世紀”叢書中，文學扮演著一個有些不同的角色。1992年，長江文藝出版社開始出版“跨世紀文叢”。陳駿濤先生撰寫的“緣起”表示，該文叢“將融匯二十世紀文學、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變異的新成果，繼往開來，為開創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的新格局，貢獻出自己一份綿薄之力”。這一說法中對于文學在新世紀必然誕生“新格局”的確信，與其他的“跨世紀”叢書別無二致。但該文叢中所收錄的作品，如王蒙的《堅硬的稀粥》、蘇童的《紅粉》、格非的《唿哨》、葉兆言的《去影》、余華《河邊的錯誤》、孫甘露的《訪問夢境》，卻大都帶有強烈的先鋒色彩。現代化意識形態所預設的那種線性進步的時間意識，正是這些作品所要否定的對象。在“跨世紀”的出版大潮中，這一文學叢書較之科技叢書的差異，恐怕來自1990年代末文學在市場化沖擊中的寂寞艱難處境。文學在世紀之交的社會想象中的特殊位置于焉顯現。

“曙光之爭”的第三重特殊意味，在于其中時間的同步性與時間的不同步性共存。時間的同步性，指的是地球上無論哪個角落都將跨入21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最流行的敘事模式是中國的“古老”與西方的“現代”，中西之間的發展差異被轉化為時間上的先后關系。然而，在對于“曙光普照”的反復呼喚中，“中國與西方將在同一天進入21世紀”這一事實則似乎成為一種中國將與西方齊頭并進的寓言，在中國人心中激發出強烈的平等感受。無論是當時各大媒體所刊發的慶祝稿件，還是各地舉辦的慶典活動與發行的各種紀念品，“全球”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全球同步、全球直播、全球共祝等等成為新聞報道中的高頻詞匯，而這種全球性正是由現代信息技術所支撐的；大量跨世紀慶典都不止有中國人參與，而是必然有“中外來賓”；在由新華社攝影部編輯、福建省郵資票品局發行的《千年曙光·世紀財富》紀念冊中，所展出的正是世界各國的錢幣、郵票和建筑風光圖；“中國少年兒童手拉手地球村”項目由中國少年報社在1996年發起，計劃要在2000年時在全國建立2000個“手拉手地球村”；1999年12月31日，在山東泰山舉辦的千年慶典中，不僅有全國56個民族的代表參加，迎取港澳臺同胞設計制作的“龍珠”，還邀請了999位全球華人代表出席，更成為“全球千年慶典直播”的一部分；12月31日當晚，南方航空公司總裁乘坐南航飛越太平洋的航班，進行跨世紀飛行……在展望新世紀時，“全球”之間的交流互動被普遍視為應有之義，對照于1990年代末中國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和反美聲浪，這種對于“全球化”的熱情擁抱顯示出別樣的含義。時間的不同步性，則指的是全球各地曙光所降臨的具體時間有先后。這種先后順序由自然條件所決定，不受經濟發展或地區知名度的制約，更重要的是，能夠早早迎接曙光的地區是“東方”。于是，“曙光先從東方出現”又被移情為中西之間的較量，并寄寓了中國將在新世紀引領世界潮流的期待。

當今天的我們回望1990年代末關于“跨世紀”的種種強烈企盼和夸張想象，必然覺得其中不無荒誕。已經成功“跨過”世紀的我們逐漸意識到，新世紀確實和舊世紀不那么一樣，卻并不全是如“曙光”般充滿美好和希望。“新世紀=曙光”的發展主義愿景、由科技所引領的進步動力，以及中國與世界各國“同步”（甚至可能領先一步）跨入新世紀的全球化意識，三者共同構成了“第一縷曙光”的牽動人心的力量。進入21世紀，人們卻發現，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和全球化的鋪開所帶來的并非只有好處，而且也并不會永不停息地持續下去。圍繞著“新世紀第一縷曙光”的各種故事是天真幼稚的，但它曾銘刻下一種想象未來的歷史激情。當我們尋覓人類社會未來的“曙光”時，這份激情或許將成為持久的精神養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