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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會開始了。

這個會議對劍湫來講意義非凡，是她的“施政宣言”，也是團長價值的體現(xiàn)。“團長價值”是個比較籠統(tǒng)的概念，沒有具體數(shù)字和指標。但劍湫不同，她是演員，有演員的出發(fā)點和標準，是藝術的，是自我的。簡單地說，她當這個團長，就兩件事：排新戲和出新人。在劍湫看來，排新戲和出新人是一體的，是相輔相成的——將新戲排出來，成為經(jīng)典名劇，名劇催生名角。反過來說，也只有名角才能將一個戲經(jīng)典化——名角身上的光芒可以照亮一個戲，讓一個戲起死回生。

還是拿老戲做文章。當然也可以排新戲，新戲有新戲的好處，一張白紙，怎么畫都行。但風險也是明顯的，新戲缺少積淀，缺少歷史感，缺少厚重感，顯得淺，顯得薄，顯得倉促，壓不住。排老戲當然也不容易，像《梁山伯與祝英臺》這樣的經(jīng)典劇目，千錘百煉，千萬人的心血結晶，每一個場景，每一個人物，每一句唱詞，甚至每一個表情，都已印刻在觀眾心中，特別是那些老戲迷，心里都有一場自己的戲，改一句都不允許，那是犯上作亂，是欺師滅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如果要排老戲，必須出新，不出新就不能“出彩”，不“出彩”就沒有表現(xiàn)力和說服力，就是“觸犯眾怒”，沒有好下場的。問題是怎么出新？大家都想出新，都想把老戲排出新花樣來，有誰做到了？誰能？

新排《梁山伯與祝英臺》，劍湫有自己的想法。按照劇團慣例，先開會討論劇本改編，這是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劇本“出彩”了，接下來就是演員的事。劍湫不擔心“演”的問題。

這天下午，討論會在劇團會議室舉行，參加人員主要是這么幾位：杜文燈和梅如煙是劇團顧問，重大的事，要邀請她們參加，她們的資歷在那里，威望在那里，藝術修養(yǎng)在那里，舞臺經(jīng)驗在那里，她們的意見至關重要;主創(chuàng)人員包括主要演員和編劇，主要演員是劍湫和肖曉紅，再加一個編劇。好了，五位“首腦”到齊，可以討論了。

劍湫是召集人，也是主持人，她先發(fā)言。劍湫保留了原劇基本框架，主要做了四處調整：第一，充實了第一場“思讀”的內(nèi)容，目的是突出祝英臺的性格，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識，渴望自由，為后面情節(jié)的發(fā)展埋下“種子”；第二，拿掉“山伯臨終”那一場，她不讓梁山伯死，在戲里弄死一個人太容易，活下去才難；第三，她將“樓臺會”和“祝父逼嫁”次序對調，“逼嫁”在前；第四，最后一場“哭墳”拿掉，梁山伯沒死，哭什么墳？改成“私奔”，她要讓祝英臺和梁山伯私奔，劇名就叫《私奔》。

劍湫說，這次改編就一個目的：讓這個戲現(xiàn)代起來，讓年輕

觀眾走進我們劇場。就這么簡單。

有問題嗎？當然沒問題，戲曲的沒落是有目共睹的，讓年輕的觀眾買票走進劇場是所有戲曲從業(yè)人員的夢想。多么美好的愿望。

劍湫說完，會議室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沉默。

最先發(fā)言的是杜文燈。杜文燈其實不想先發(fā)言，她眼角余光一直注意著梅如煙。梅如煙是演旦角的，演祝英臺是她的拿手戲，應該由她先開口。但梅如煙沒有開口，手一直扶著腦袋，一副“搖搖欲墜”的樣子。杜文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最先“表達自己不成熟的意見”，她說：

“《梁祝》原本是悲劇，這么一改，成了喜劇，年輕觀眾能不能接受？老觀眾能不能接受？這個我們要考慮。”杜文燈提的意見太有道理了，《梁山伯與祝英臺》是經(jīng)典悲劇，已經(jīng)深入人心，改成喜劇，確實有風險，甚至是冒險。劍湫的“一根筋”體現(xiàn)出來了：

“這就是我要的效果，只有新，才能出其不意，才能險中求勝。如果還是按照老路子排，祝英臺還是原來的祝英臺，梁山伯還是原來的梁山伯。我要借這次改編，拿出一部不一樣的《梁祝》，塑造出不一樣的生角和旦角。”

杜文燈有點下不來臺了，但她是“老藝術家”，是前輩，不會跟晚輩“一般見識”的，更不會爭論，一爭論就輸了，她只是“微笑”——兩個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在很多時候，“微笑”是一種態(tài)度，也是一種武器。

在信河街劇團，劍湫演小生，肖曉紅演花旦。在舞臺上，生和旦是一個戲能夠成立的兩根柱子，是所有故事生根發(fā)芽的種子，也是所有故事生長的主干。可以這么說，生和旦是每出戲的魂魄所在，所有悲歡離合都因他們而產(chǎn)生。他們是《何文秀》里的何文秀和王蘭英，《西廂記》里的張生和崔鶯鶯，《屈原》里的屈原和嬋娟，《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和林黛玉，《梁祝》里的梁山伯和祝英臺，等等。在劇團里，生和旦的關系是微妙的，不僅僅在舞臺上，在生活中也是。很多時候，對于生和旦來說，特別是對于劍湫和肖曉紅這樣的演員來說，舞臺和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混淆在一起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

大家都轉頭看肖曉紅。劍湫說到這個份兒上，肖曉紅的態(tài)度就很重要了。可是，讓肖曉紅怎么回答？老實說，劍湫這么改，她接受不了，不“哭墳”了，不“化蝶”了，最經(jīng)典的戲沒了，還是《梁山伯與祝英臺》嗎？她知道劍湫說的沒錯，如果按照老路子演，自己還是自己，祝英臺還是祝英臺，觀眾還是老觀眾，很難說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鋌而走險，才有可能出新。可她又不能直接說“我同意劍湫團長的改編方案”，不能說的，她也不愿意說。剛才杜文燈已經(jīng)說了，她說得很“委婉”，只是問“年輕觀眾能不能接受？”“老觀眾能不能接受？”意思很明顯了，她是站在“年輕觀眾”和“老觀眾”的角度問劍湫。但是，肖曉紅也不能說“我不同意劍湫團長的改編方案”，她當然知道劍湫為什么要這么做，她是團長，要出戲，要出人，更要賺錢養(yǎng)活劇團，她需要“政績”。但無論怎么說，演祝英臺的人是她，她是旦角，從某種程度說，這次改編，是為旦角改的，變化最大的人物是祝英臺，對她的挑戰(zhàn)也是最大的。作為一個演員，遇到的挑戰(zhàn)越大，內(nèi)心越興奮，這是無法拒絕的，也不會拒絕，明知前面是懸崖也要撲過去的。所以，肖曉紅覺得怎么說都不合適，她用眼睛去看梅如煙，想聽聽梅如煙的意見。當然，也是轉移“目標”。但梅如煙不看她，依然微閉著眼睛，誰也不看，又好像誰都看了。

還是杜文燈發(fā)話了，“微笑”著對肖曉紅說：

“你是藝術總監(jiān)，你談談感受。”

還有退路嗎？有人拿“槍”頂著后腦勺了。肖曉紅只能硬著頭皮上：

“我覺得，劍湫團長的改編，人物性格發(fā)展的邏輯是對的，一開始加強祝英臺追求自我、向往自由的性格，她能夠女扮男裝去杭州讀書，為后來的私奔打下很扎實的基礎。這么改編是出人意料的，又在情理之中。很討巧，也很有新意。”

停了一下，肖曉紅看了大家一眼，繼續(xù)說：

“我覺得，杜文燈顧問說的也很有道理。將悲劇變成了喜劇，特別是對經(jīng)典劇目的改編，確實既要考慮年輕觀眾的感受，更要考慮老觀眾的感受。”

肖曉紅發(fā)言就到這里了，什么都說了，什么都沒有說。“支持”了劍湫，也“支持”了杜文燈，誰都沒得罪。這是她一貫的做事風格，既合情合理，又模棱兩可。

接下來是編劇發(fā)言，編劇站在杜文燈一邊。編劇的心態(tài)可以理解，改編劇本是他的事，劍湫將他的事干了，這不是砸他的飯碗嗎？當然不干。

這就形成了對峙。如果說肖曉紅屬于中立的話，杜文燈和編劇形成了一個陣營。這個時候，梅如煙的發(fā)言顯得尤為重要，她的態(tài)度不只是對藝術的討論，而且是“站隊”問題，是“政治立場”問題。

形成這個陣勢，有劍湫和肖曉紅的原因，但也不完全只是她們的原因。劇團的人都知道，劍湫和肖曉紅背后，各站著一個人——杜文燈和梅如煙。

（選讀完，全文刊載于2022-3《收獲》，責編謝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