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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杰新近出版《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一書。稍早，劉緒源出版了《中國兒童文學史略》，對比這兩部著作，有兩大差異：

其一，劉緒源的《中國兒童文學史略》在時間范疇上定格在1916年—1977年。而梅杰的《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將1978年—1999年定位為重建期，將2000年之后稱為分化期。很明顯，梅杰比劉緒源的兒童文學史時間范圍更廣。

其二，《中國兒童文學史略》的內容較為精簡，偏向對中國兒童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品的評析。反觀梅杰的《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在內容上要更加全面，并充滿細節，文學史的脈絡更加清晰、完整，對史料的挖掘更令人折服。梅杰借用蔣風、朱自強的提法，將中國兒童文學史分為史前期（古代）、孕育期（清末民初）、誕生期（1917—1927）、發展期（1927—1937）、挫折期（1937—1949）、新生期（1949—1959）、斷裂期（1960—1978）、重建期（1978—1999）、分化期（2000年至今）。梅杰對中國兒童文學史的劃分是科學的、嚴謹的。

朱自強說“中國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即具有現代性的文學，他反對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一說，梅杰在《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中更是嚴謹地將古代稱為中國兒童文學的“史前期”。現代兒童文學就是對兒童本位的堅持。梅杰對“兒童本位”一以貫之，他在《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緒論中說：“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無數事實證明，堅持和弘揚兒童本位論的時代，兒童文學就容易出現佳作；而批判、背棄兒童本位論的時代，兒童文學就佳作寥寥。”兒童本位論構成了《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的重寫評價標準。

兒童文學并不只是寫給兒童看的，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總是吸引著成年人，解釋這種現象，就不禁要提到梅杰在2015年提出的創新性學術觀點——“泛兒童文學”。貫穿于《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綱要）》的紅線，除了兒童本位論的準繩以外，更有泛兒童文學這一新型學術觀點。

梅杰對兒童本位的堅守，同時具有泛兒童文學視野，讓本書成為一部充滿“大家風范”和“兒童情懷”的重磅之作。

（作者：武漢傳媒學院劉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