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姜文發微信：我想寫一篇參演《太陽照常升起》的文章，你有什么可分享的資料嗎？刺激或提醒一下我的記憶。

他回：暴雨天到上海去邀請你，我裝模作樣地談著故事……

那是一個初夏的傍晚，我倆在興國賓館聊天。我依稀記得濕土的氣味彌漫在空氣里，巨大的雨點敲擊著一切，一道閃電劃過天空，照亮一片青草，雷聲隆隆響起，天色漸漸暗下來……聊了些什么卻已淡忘。我有模糊的印象，他買了一篇小說，想改編成電影，但完全不記得他邀請我去演里面的什么角色。我怎么會記得天色和氣味，卻忘掉了更重要的事情？或許是他記錯了？

好像是博爾赫斯說的，我們是我們的記憶……那個不斷變形的幻想博物館，那堆破碎的鏡子。從逝去的時間里，記憶只選擇某些碎片，我們似乎總是在企圖用碎片拼湊出一個完整的現實，而記憶的選擇又往往不是在發現，而是在隱藏事實。

我想起黑澤明的《羅生門》，影片里四個證人，各自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但都同樣可信，從而破壞了我們對絕對真理最基本的信任。后來心理學家們用這個概念發明了“羅生門效應”這一科學名詞，來形容目擊者記憶的“不可靠性”。

其實《太陽照常升起》本身，就是這樣一個主觀的記憶和想象。

第一次接觸這部電影，是在姜文的工作室——一棟坐落在北京工人文化宮內的紅墻房子。按他的話說，那是他的“文化人民勞動宮”。門前種著常青樹，院子里似乎總有些跳雙搖、揮高爾夫球桿之類的活動，廳里似乎總有那么一群“快樂的單身漢”。不知怎么搞的，幾乎每次我去，大家都會做起平板支撐、俯臥撐、瑜伽，或者什么其他時髦的健身動作。我常會被叫出來跟某個陌生的小伙子比賽俯臥撐——我每撐一個，他得撐五個。小伙子一般都會上當，因為我那時候能一口氣撐二十個，女人里挺少有的。

那一天，姜文帶我進了他的放映室，讓我坐在一張舒適柔軟的單人沙發上，囑咐身邊的人拉上窗簾，開始講他腦海里的一部電影。我有些詫異地看著他——半坐半躺在另一張沙發上，閉著眼睛形容起一個村莊。一會兒，我也合上了眼睛，世界就只剩下了他的聲音——

圖片陳沖與姜文在威尼斯

……房子是什么樣的房子呢？那種舊黃色的墻，和頭發色兒的草頂。我們一般看到的草頂，是變舊的，是黑色的。所以有時候，這個村莊有些新草頂。新到什么程度呢？它有時是黃的，但是這草在黃之前，它還綠過。所以還有嫩綠的草頂，甚至讓我們覺得這草頂是活的。

有些草頂上可能站只雞，有些草頂上永遠有只雞，不知道什么時候，它就在上面了。還有徽派建筑式的房子，白墻黑瓦；還有像吊腳樓似的，全木結構的。這些東西都是很久以前已經被錯落地放在村子里面了，似乎在有人住之前，這村子就已經這樣了。

……這村兒有霧，霧到什么程度啊，不是每天有。一旦有的時候，就像眼前的追光似的，隨著人走，有一個直徑四五米的范圍。你往前走，所有的東西就像舞臺穿過追光一樣漸顯，通過你再漸隱。

人是這樣，動物也是這樣。尤其動物呢，經常是一頭驢，一頭牛，似乎它們不是為了干活的，一直到蹄子那兒都是干凈的，焗了油，而且色兒跟我們常見的不太一樣。驢，可能是黃色的驢，可能脖子上這兩道是紅的。總之是不一樣的，但是又沒有那種扎眼的不一樣。

第一印象是熟悉，對，比對還對。第二印象開始發現，哎……這驢是見過，這色兒沒見過。于是漸漸開始有上當的感覺，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植物也是這樣，可能有一種像滴水觀音似的植物，但是上面長著西紅柿……你讓小孩畫一張畫，他會特別自然地把植物安排在他想要的位置，但跟實際是不一定有關系的，包括顏色。這個分寸在于，第一眼見到的時候，不能立刻讓人猜疑，一定要是第三第四眼的時候，已經認可了，已經熟悉了，也已經上當了。

另外呢，霧還分上下層，有的時候我們能看見腳，看不見頭；有的時候我們能看見胸，看不見臉和腳；有的時候，看見腦袋，看不見人。這霧還能走，這塊是平的，另一塊“唰”就過去了。所以隨著人的視線在霧中走的時候，除了動的東西漸隱漸顯，靜止的東西也漸隱漸顯……

不知過了多久，姜文的聲音停了下來，我慢慢睜開眼睛，窗簾的縫隙里透進一道金色的夕陽，屋里的幾個人如夢初醒。我坐在沙發上半天沒有動，感到一種莫名的特權，好像有人跟我分享了他最難以名狀的欲望和最原始的恐懼——他潛意識里的私密仙境。那是我沒有去過的地方，但也不完全陌生，仿佛夢里見過，仿佛我被另一個人夢見了。

兩年后的一天，我的經紀人發信說，姜文要開拍新戲了，他想請你參演。我問，劇本呢？經紀人回，姜文說你已經聽過了，他說你知道里面有一個非你莫屬的角色。我無論如何都想不起，那天聽到的故事里有哪個角色是非我莫屬的，但是我二話沒說欣然應邀——在我心目中姜文是個天才。

出發前一天劇本終于寄到了，摸上去很薄，好像最多二三十頁。打開一看，里面的一張條子上寫著：這是電影四個故事中的第二個，你的角色是林大夫。

第二個故事

一九七六年·夏·東部

76.日 外 校園

歌聲繼續。

從金色中漸顯變亮。

這是一所大學，校園寧靜，整潔，人跡罕見。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老舍依然古氣，老樓依然洋氣……

林大夫就在這個宜人的校園工作和生活。故事簡潔、詩意，人物的每一句臺詞，每一個動作都像一種神秘的速寫，隱喻著更復雜的經歷。林大夫與老唐（姜文）有染，心里還暗戀著梁老師。我只是一路納悶，姜文怎么會認為我是林大夫呢？她是我們上海人罵“十三點”“花癡”的那種女人。我在生活中十分克制，自認為跟那樣的人相差甚遠。

回想起來，林大夫的有些特征，或許是我給姜文的某種印象。比方我從來沒有吹干頭發的習慣，有幾次洗完澡直接去了他工作室，頭發還是濕的，他會說，濕漉漉的真新鮮！劇本里林大夫的頭發和她的一切也永遠是那么濕漉漉的。

還有一場戲，林大夫雙手扒著二樓的窗臺，笑盈盈地跟另一扇窗臺上吊著的梁老師說：下面有草，松手跳下就行，我先走了。說著她就消失了。幾十年前——我們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姜文和我在洛杉磯參加了個什么活動，結束后我帶他到新搬的家里去玩。停下車走到門口，發現自己忘了帶門鑰匙。房子在山坡的樹叢中，我爬上了一棵大樹，然后跳到屋頂上，再從另一邊爬到了客廳的陽臺，從落地窗進了客廳。不記得那晚姜文是跟我一起爬的，還是我先爬進去，開了門讓他進來的。也許姜文讓林大夫爬窗，跟那次的經歷有些潛意識的關聯吧。

到達昆明的時候，大部隊還在另一個景點拍攝，我獨自逛了兩天街。在郵件里我告訴丈夫，“昆明的空氣比上海的要清爽許多，氣候也四季如春，有些像舊金山，但是更滋潤一些。老城的窄街上有各種少數民族的手工藝品，還有從尼泊爾來的耳環手鏈。我給孩子們買了手繡的布鞋和銀手鏈，給自己買了像一串串迷你葡萄那樣的綠耳環，但是我還沒有看見能為你買的東西，明天再去找找，希望能圣誕節前趕回來給你們。”

拍攝《太陽照常升起》之前，姜文和我只同演過一部《茉莉花開》。當時他是客串，我演一配角，好像只有一場戲跟他同框。有一天他拍完了自己的戲，在一旁看我，提醒我說，身體別泄著，挺起胸提點兒腰。我天生有些駝背，一輩子都在糾正，大多數人感覺不到，但是他馬上觀察到了。

我進組時《太陽照常升起》已經開拍兩個月，演職人員都已進入狀態，而我初來乍到，心里完全沒譜，所以非常緊張。姜文隨意地讓我把林大夫的臺詞念一下。我一開口就感到臉紅耳熱，磕磕絆絆地完全不知道該使什么勁。姜文眼里流露出不可名狀的疑慮，好像我跟他記憶里的人有出入。

那天我給丈夫發了郵件：“今天我讓導演失望了。那些臺詞的分寸太難把握了！你知道我的臉皮多薄，很難在一個陌生的化妝間說演就演。而這個人物是那么不知羞恥地裸露，如果在現實生活里，那樣的言行會讓我無地自容的。我需要找到自信，好在這個禮拜不拍我，只做試妝造型……”

在服裝間試衣服的時候，姜文給我們講了個故事：小時候我們大院，有個像林大夫這樣的阿姨。她三四十歲，皮膚好身材好，鼓溜的，是一個最帶有人性化表情的人。這個阿姨跟孩子說話，或者給個糖，或者胡擼胡擼頭的時候，孩子會被家長拽到一邊，說，別理她，她是妓女。雖然他們不懂什么是妓女，但心里會“咯噔”一下，而且從此開始明白妓女是怎么回事。沒人解釋過，都是無師自通。她衣服里隱約透出胸罩的帶兒和三角褲，白布的胸罩帶比現在的那種寬，從肩膀下來是反著的八字……

這故事提醒了我，那些男孩記住的不僅是她的內衣，他們也記住了她是“最帶有人性化表情的人”。林大夫真，她不管說什么、做什么都特別由衷。

一天姜文拍完戲后來到服裝間，看見我在鏡前試衣，皺起眉頭說，這是一件醫院的白大褂啊。我身邊的造型設計、服裝師、化妝師都有點懵了，林大夫不是就該穿醫院的白大褂嗎？姜文接著說，我要的是赫本在《羅馬假日》里的那件白襯衫。屋里的人都警覺地體會著他的意思，但還是茫然。他接著解釋，就是那種一眼看上去是件醫院的白大褂，但其實完全不是。你們回去看看《羅馬假日》，體會一下那種漂亮，帥。他指著白大衣的下擺說，“沖美”腿上的肌肉好看，你們得把這衣服剪短了，但又不要太短，正好露出一點膝蓋上面的四頭肌。姜文那些年叫我“沖美”，后來組里年輕人也跟著這么叫。

兩天后我們重新試改過的白大褂，姜文又提出了他對袖口的想法：袖口不要紐扣，要露出半個小臂，但不要圈起衣袖，而是那種四分之三的袖長，開著點衩……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導演如此細膩、如此具體地設計服裝。在日后的拍攝中，這件姜文記憶里、想象中或者夢里的白大褂，成了我的隱身服、林大夫的紅舞鞋。

……

（全文見《上海文學》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