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拉西奧·拉莫斯·梅希亞（Horacio Ramos Mejía）想要結(jié)束無望的愛情。1917年8月26日，這位年輕的阿根廷詩人在他的情人特蕾莎·威爾姆斯·蒙特面前割腕自殺，年僅二十歲。奧拉西奧不會想到，他的愛情和絕望，在特蕾莎的詩句里化為悲歌。他成為特蕾莎筆下的阿奴阿利，在一聲聲如泣如訴的呼喚中，一次次復(fù)活。

四年后，特蕾莎也選擇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1921年12月22日，她吞下一整瓶巴比妥，之后痛苦掙扎了兩天，于12月24日在巴黎雷奈克醫(yī)院（H?pital Laennec de Paris）去世，年僅二十八歲。特蕾莎也不會想到，她的痛苦與反抗，都隨著她的作品流傳至今。她短暫的生命如同流星劃過天空。流星湮滅，那光芒直到今天還在閃爍。

1893年9月8日，特蕾莎·威爾姆斯·蒙特生于智利小城比尼亞德爾馬（Vi?a del Mar）的一個貴族家庭：她父親是德國人，據(jù)說是普魯士皇室的后裔；母親是西班牙人，是智利前總統(tǒng)曼努埃爾·蒙特（Manuel Montt）的曾孫女。特蕾莎在七姊妹中排行第二，據(jù)說她父親當時非常想要一個男孩，大概是這個原因，她并沒有得到父母太多喜愛——這或許也激發(fā)了她叛逆的天性。

特蕾莎自幼受到了良好而嚴格的家庭教育。她學(xué)習(xí)語言、鋼琴和唱歌，學(xué)習(xí)上流社會的社交禮儀。

她和姐姐盧斯（Luz）受教于同一位家庭教師，老師對二人的態(tài)度卻大相徑庭——對安分的盧斯充滿鼓勵，對叛逆的特蕾莎總是責(zé)備。在特蕾莎的日記里，她講述自己被罰抄寫“服從”（obedecer）這個詞數(shù)百次。“在語法層面，我完全理解這個詞。然而，我卻從未想過將它實踐。”

依靠著強大的語言天賦，特蕾莎學(xué)會了法語、英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和一點德語。在姐妹們還熱愛著洋娃娃的時候，她卻熱衷于閱讀福樓拜、波德萊爾和魏爾倫——那是在二十世紀初，女性地位十分低下，即使她生在一個貴族家庭，閱讀和寫作也并不被鼓勵。父母給她安排的一切教育都只是為了她將來能尋到一個如意郎君。

被禁止閱讀的特蕾莎只有在大家都睡了之后才能偷偷看書。母親發(fā)現(xiàn)了她的秘密，兩人爆發(fā)了激烈的沖突。在大吼大叫中，母親打她、掐她，把她的書撕成碎片。還是在日記里，她用第三人稱寫下：

“特蕾莎不快樂。”

1910年夏天，在她父親舉行的一次活動中，特蕾莎遇到了比自己大八歲的古斯塔沃·巴爾馬塞達·巴爾德斯（Gustavo Balmaceda Valdés）。盡管遭到雙方家庭的反對，當時才十七歲的特蕾莎很快就和古斯塔沃結(jié)婚。她也自此同家人決裂。

兩人婚后的幸福并沒有持續(xù)太長時間。活躍在文化社交場合的特蕾莎遭到了丈夫的嫉妒。

“這女人不但閱讀，居然還寫作。”從古斯塔沃對特蕾莎的評價看，他顯然不理解特蕾莎的文學(xué)抱負。1911年，特蕾莎認識了丈夫的表親比森特·巴爾馬塞達·薩尼亞圖（Vicente Balmaceda Za?artu）。二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談。妒火中燒的古斯塔沃獨自上門，拜訪了自己的岳父。面對女婿的懇求，老威爾姆斯這樣回答：

“如果你沒有別的辦法，就把她扔出家門吧。”

古斯塔沃考慮過這個問題，但他的想法不一樣：

“我要把她關(guān)起來，永遠禁錮她。”

1911年9月25日，古斯塔沃和特蕾莎的第一個女兒埃莉薩（Elisa）出生。1912年，隨著古斯塔沃的工作調(diào)動，他們舉家搬去智利北部城市伊基克。

在伊基克的日子成為了特蕾莎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她在日記中寫道：“在那里我學(xué)會了真正的生活。我開始了解我所在階層的婦女不知曉的秘密，真正的物質(zhì)與道德的苦難；那些卑微、瑣碎的心靈和激情，還有偉大的惡習(xí)。（我也了解了）一個人所知道的一切。我的靈魂從考驗中走了出來，但卻感到厭惡，還有永恒的苦澀。”

1913年，西班牙記者、著名女權(quán)活動家貝倫·薩拉加（Belén Sárraga）訪問智利，舉辦了一系列公開講座。自此，智利開始了有組織的女權(quán)運動。貝倫停留的城市也包括特蕾莎所在的伊基克。受到鼓舞的特蕾莎在第一時間積極投身女權(quán)、工會及新生的改革派運動。與此同時，她開始以筆名在當?shù)乜锷习l(fā)表文章。同年11月2日，她和丈夫的第二個女兒西爾維亞（Sylvia）出生。

特蕾莎在日記中這樣描述在伊基克的生活：“我們住在一個破舊的旅館里，但那是港口周圍最好的旅館，附近是各色外國佬和智利人，商人、醫(yī)生、記者、作家、詩人等等。或多或少過著一種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晚上聊天，白天睡覺，下午寫作。我是那些聚會上唯一的女人……我酗酒、抽煙、嘗試致幻劑…….我是無政府主義者，熱情洋溢地談?wù)撟诮蹋贿^我這樣做只是為了反對宗教。我已經(jīng)開始接受共濟會的思想。”

1915年2月28日，應(yīng)古斯塔沃邀請，比森特來到伊基克，協(xié)助古斯塔沃投身政治。再次相見，特蕾莎和比森特之間的情愫復(fù)又燃起。數(shù)月之后，古斯塔沃翻閱兩人的信件，掌握了特蕾莎出軌的確鑿證據(jù)。

經(jīng)家事法庭（Tribunal familiar）審判，自1915年10月18日起，特蕾莎被禁閉在位于圣地亞哥的珍血修道院（Convento de la Preciosa Sangre）。不但如此，她還失去了女兒的監(jiān)護權(quán)，這給她造成了巨大的打擊。在修道院里，特蕾莎每天祈禱，寫日記。用她自己的話說，“日記讓我活了下來”。

1916年3月29日，特蕾莎試圖自殺，未果。同年6月，在詩人比森特·維多夫羅的幫助下，她終于從修道院逃離。兩人馬不停蹄，一同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

布宜諾斯艾利斯成了這兩位智利詩人文學(xué)之路的里程碑。在這里，維多夫羅闡述了他的創(chuàng)造主義理論，自此奮勇向前，成為了拉丁美洲最偉大的先鋒作家之一。而特蕾莎也在此獲得了新生。

正值二十世紀初期，世界日新月異：尼采高呼上帝已死；弗洛伊德試圖探索心靈和夢境；愛因斯坦提出了相對論，顛覆了整個世界的認知……世界在蓬勃發(fā)展，藝術(shù)家們也在摸索新的藝術(shù)形式。歐洲的詩人開始在達達主義、未來主義和超現(xiàn)實主義中表達自由，拉丁美洲的詩人也不再滿足于從歐洲詩歌中找到的靈感，維多夫羅、聶魯達和巴列霍等偉大詩人都在先鋒派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而特蕾莎有著不同的想法。比起形式上的革新，她更專注于內(nèi)容上的探索。她堅持現(xiàn)代主義寫作，往內(nèi)心剖析，就如同她從小寫到大的日記。她發(fā)表作品，很快得到了文藝界的認可，還認識了維多利亞·奧坎波和博爾赫斯等作家。

很快，年輕的阿根廷詩人奧拉西奧深深地愛上了特蕾莎。然而，在上一段感情中深受折磨的特蕾莎不再信任親密關(guān)系，她對奧拉西奧的愛沒有做出太多回應(yīng)。1917年8月26日，敏感而絕望的阿根廷詩人選擇自我了結(jié)，在特蕾莎面前割開了自己的手腕，最后死在特蕾莎懷里。

同年，還處在悲痛中的特蕾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多情的不安》。這部深情的作品包含了50首動人的散文詩。正如特蕾莎在第一頁所言，”我并沒有試圖制造文學(xué)“。她的寫作就像一把刀，剖開了內(nèi)心的傷口。她對痛苦的認知，對世界的感受，對逝去愛人奧拉西奧的深切緬懷，都從傷口噴涌而出。這本書受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文學(xué)評論家們的好評，很快售空并重印。之后，她另一部作品《三首歌》（Los tres cantos）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然而，還未從失去愛人的悲傷中走出來的特蕾莎決定再次出走。這次，她登上了一艘去往紐約的郵輪。

1918年的第一天，郵輪還在海上航行，悲傷過度的特蕾莎準備跳海自殺，幸好一位乘客將她救下。可當她踏上美國的土地時，她的德國姓氏、碧眼金發(fā)以及她獨自旅行的行為都讓美國警方懷疑她是一名德國間諜。她在愛麗絲島被關(guān)押了兩天。重獲自由之后，她再也不想于美國停留，直接登上了另一艘去西班牙的船。

特蕾莎抵達馬德里。她優(yōu)雅且才華橫溢，很快又融入了西班牙的文藝圈。就在1918年，她的作品《在大理石的沉默中》出版。

從書名就能看出，這兩本書一脈相承。同樣是悲情的散文詩，《在大理石的沉默中》比《多情的不安》更多了一種絕望的深邃。如果說《多情的不安》更多是在描繪痛苦，《在大理石的沉默中》則成為了死亡的頌歌。在這本書中，特蕾莎對已故愛人的呼喚更為熱烈。七十多聲“阿奴阿利”仿佛成為了咒語，成為了禱詞，在綿綿不絕間就要突破生死。特蕾莎勇敢地把自己的悲痛、懦弱、猶豫、堅決和情欲都通通示人，一絲不掛，血肉淋漓。最后以一句決絕的詩戛然而止：

“世間只有一個真相和太陽一樣偉大：那就是死亡。”

這本書大獲好評，眾多西班牙名流將特蕾莎視作紅顏知己：胡里奧·羅梅羅為她畫像，拉蒙·德爾巴列-因克蘭為她的作品《阿奴阿利》作序，希梅內(nèi)斯也是她的好友，當時的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還送了特蕾莎一個珠寶做的十字架——因為特蕾莎在簽名時，總是畫一個十字架來代替她化名的結(jié)尾“克魯斯”（Cruz）。

1919年，《阿奴阿利》在馬德里出版。同年，特蕾莎又在阿根廷出版了另一部作品《獻給童心未泯之人的故事》（Cuentos para hombres que son todavía ni?os）。看起來，依舊年輕的她似乎走出了陰霾，往后盡是大好人生。

意料之外的事情發(fā)生了。特蕾莎曾經(jīng)在伊基克的女仆告訴她，她前夫的父親要去法國執(zhí)行公務(wù)。他們會舉家搬遷去巴黎，自然也會把特蕾莎的兩個女兒都帶去。整整五年沒有見到女兒的特蕾莎毫不猶豫，收拾行李踏上了開往巴黎的火車。經(jīng)過爭取，她每周四和周日都可以和女兒在一起——那大概是特蕾莎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快樂是短暫的。1921年10月，巴爾馬塞達一家回到智利，特雷莎再次失去了她的女兒。她把自己關(guān)在巴黎的公寓里，用寫作、煙、鴉片和嗎啡來抵抗悲傷。她寫下的最后一篇日記如下：

“我感到身體不適。我從未認真對待我的身體，當它拋棄我，我沒有怨言。我一無所有，一無所獲，一無所求。我要走了，跟我出生時一樣一絲不掛，對世事一無所知。我飽經(jīng)滄桑，那是遺忘之舟唯一接納的行囊。死亡，在感受之后，只是虛無......”

1921年12月22日，深陷抑郁的特蕾莎吞下大量巴比妥，在痛苦掙扎了兩天后，于12月24日平安夜去世。

特蕾莎曾寫下一首名為《自我定義》（Autodefinición）的小詩，這大概也是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我是特蕾莎·威爾姆斯·蒙特，

雖然我比你早出生一百年，

我的生活和你的卻并沒有那么不同。

我也有幸身為女性。

身為女性可知世事艱難。

你比誰都清楚這一點。

我強烈地活在我生命中的每次呼吸，每個時刻。

我將女性提煉。

他們想要把我壓迫，卻沒能成功。

當他們對我不理不睬，我站了出來。

當他們留我孤單一人，我陪伴自己。

當他們想要殺死我，我給予生命。

當他們想要把我關(guān)押，我找到自由。

當他們不予我愛，我愛得更多。

當他們要我閉嘴，我大聲尖叫。

當他們打我，我奮起還擊。

我被家人，被社會，

釘在十字架上，殺死，埋葬。

我比你早出生一百年，

但我覺得你跟我一樣。

我是特蕾莎·威爾姆斯·蒙特，

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姑娘。”

在特蕾莎去世前幾個月，曾有記者對她進行采訪。記者問她：“（如果有機會）你還想成為誰？”

特蕾莎的答案并不意外：“還是我自己。不然那可太無聊了。”

特蕾莎死后被葬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距離奧斯卡·王爾德墓僅數(shù)米之遙。多年以前，我獨游巴黎，一天之內(nèi)走馬觀花三大公墓。彼時的我對特蕾莎還一無所知，在拉雪茲看過王爾德等等，便直奔幾公里外的蒙帕納斯公墓。在蒙帕納斯，我忘記了長眠于此的科塔薩爾和波德萊爾，但冥冥之中，我為杜拉斯獻上了一朵白玫瑰。

在閱讀和翻譯特蕾莎的過程中，我不時想起這位法國女作家。二人雖然文風(fēng)迥異，但同為女權(quán)先鋒，敢愛敢恨和反叛精神都貫穿各自的一生。我曾想稱特蕾莎為“智利的杜拉斯”，而事實上，特蕾莎比杜拉斯早出生將近二十年。在群星璀璨的二十世紀拉美文壇，特蕾莎燃燒短暫的生命，亮起了屬于自己的獨特花火。無論如何，她值得我們更多目光。

若有機會重游故地，一定給特蕾莎獻上一朵玫瑰花。

本文為《在大理石的沉默中》《多情的不安》譯者所寫的譯后記《獻給特蕾莎的一朵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