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曾經在電話里對一位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這句俏皮話經楊絳披露后，引用率還真不低。

二十世紀的“新批評”理論，強調對于文本的細讀；至于文本的作者，還是要想辦法“隔開”，否則就可能受其影響，走入迷途。“新批評”提醒，來自于作者的“意圖的謬誤”，可要當心。

但話又說回來，楊絳說錢鍾書那樣“既欠禮貌又不講情理的拒絕”，讓她“直耽心他沖撞人”，所以寫了《記錢鍾書與〈圍城〉》。這或者可以解釋為對那些不認識錢鍾書卻又很想認識的讀者的一種補償？無論如何，對于想認識“下蛋的母雞”的人，多多少少是一種滿足。

兩千多年前，孟子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這句古訓，也可以拿來作為認識“下蛋的母雞”的理由。

當然，“知”，或者“認識”，并不是求見一面；就算見上一面，也未必就能達成“知”或者“認識”。況且絕大部分經典著作的作者，和讀者時空遙隔，沒有時光倒流機和空間穿梭器，徒嘆奈何。更何況在今天，求見拜訪，差不多是追星族的行為，讀書人與字紙相晤，怎么可以同流于粉絲與明星面對面。

不過，所有這些理由都不能泯滅與偉大作者接觸的愿望。如果有這樣幸運的事情發生——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并不罕見——會是什么樣的情形？可能會有什么樣的結果？

約瑟夫·布羅茨基多年后回憶他青年時代與前輩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1889-1966）的見面時，早已在世界詩壇盛譽加身，也許這樣的時候更能讓他意識到那些會面的意義。“我說過，與阿赫瑪托娃的每一次會見對于我都是極為出色的體驗。這時，會切身感受到遇上了一個比你優秀的人。優秀得多。和用一種語調改變了你的人在一起。阿赫瑪托娃僅憑嗓子或一揚腦袋就將你轉化成人。我想，無論以前或以后都不會發生類似的現象了。也許當時我還年輕。發展的階段不會重復。和她聊天，或不過和她喝茶，喝伏特加，你很快就變成基督徒——一個基督教意義上的人——比閱讀有關的文本或進教堂更有效的。”

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體驗，發生在文本之外，帶有某些神秘性，卻也是最切實的。所以布羅茨基會從不同的角度，反復地談到與阿赫瑪托娃的會面。“我們接近她不是為了贊揚，不是為了文學的好評或者為了對我們文學的期許，至少不是我們全體，我們走向她，是因為她使我們的心靈在活動，是因為她的在場令你仿佛否認自己，否認了你處的心靈的、精神的——我不知道怎么稱呼它——水準，你會為了她所使用的語言而否認你與現實交流時所使用的‘語言’。”

與偉大的作者會面，有時候情形可能變得比較復雜，比布羅茨基體驗的還要復雜。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寫過一篇題為《朝圣》的小說，里面的女主人公和作家本人在精神成長上具有密切的相似性。一個早慧的高中生，十四歲，讀書和音樂讓她進入忘我的狀態。一九四七年的一天，她買到一本《魔山》。“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里，這本書都在我的房間里，我幾乎是一口氣把它讀完的。我本來想細嚼慢咽地讀這本書，但興奮和激動使我不能這樣做。在讀到334頁到343頁，漢斯·卡斯托普和克拉芙蒂婭·喬查特談愛情的時候，我還是放慢了速度。他們說的法語，我沒有學過法語，但我不愿意跳過這一段，于是我買來一本法英詞典，一個字一個字地查閱他們的對話。讀完了這本書，我實在舍不得放下，就以讀這本書應該用的速度，每天晚上朗讀一章，又從頭到尾把它重讀了一遍。”

她把書借給朋友，朋友提議：“我們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那個時候，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從希特勒統治的國土流亡美國，正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這個提議馬上讓她的閱讀喜悅和對作家的敬慕之情，變為羞愧和難為情。“我有他的書。”——“我不想和他見面。”——可是朋友已經通過電話約好了。“我在忐忑不安中度過了一個星期。我將被迫去見托馬斯·曼，這似乎是一件極為不妥的事情，而他要浪費時間來會見我則是一件顯得十分荒唐的事情。”

這一天終于來了。“我對他充滿敬畏，他就在我的面前，這使得我在開始的時候只看到了他而看不到別的東西。現在我開始多看到一些東西了，例如，他那顯得有點凌亂的桌子上的東西：鋼筆，墨水臺，書籍，紙張，還有一套裝在銀框里的小照片……此外便是書，書，書，幾個從地板到天花板的大書架上面全都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和托馬斯·曼在同一間屋子里，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令人驚異的偉大事件。但是，我也感到了我所看到的第一個私人圖書館對我的誘惑。”

整個的會面過程——談話，喝茶，吃小點心——因為敬畏和難為情的交織而讓這個女孩內心緊張，甚至她都巴不得趕快逃掉。“我現在身處文學世界的覲見室里，我渴望生活在這個世界中，即使是做一名地位最卑微的公民（我根本沒有想到告訴他我想當作家，這和告訴他我在呼吸一樣毫無意義。我在那里——如果我必須到那里的話——是作為一個崇拜者，而不是想要和他平起平坐）。我在這里見到的這個人只會說一些格言警句，雖然他就是寫托馬斯·曼的書的那個人；而我說出的都是一些傻乎乎的話，雖然我的心里充滿了復雜的感情。我倆都沒有處于最佳的狀態。”

多年以后，她也成了一名作家。終于，她可以為當年自己的敬慕和難為情在精神成長中找到準確的位置，找到它們所開啟的未來的可能性。“我現在仍然能感覺到自己從令人窒息的童年中解放出來時的興奮和感激。是敬慕之情解放了我，還有作為體會強烈的敬慕感的代價的難為情。那時我覺得自己已是個成年人，但又被迫生活在孩子的軀殼里。后來，我又覺得自己像一個有幸生活在成人的軀殼里的孩子，我的那種認真熱情的品質在我的童年時期就已經完全形成，它使我現在還繼續認為現實還未到來，我看到在我的前面還有一片很大的空間，一條遙遠的地平線。這就是真實的世界嗎？四十年以后，我還是像在漫長而累人的旅途上的小孩子一樣，不停地問著‘我們到了嗎？’我沒有獲得過童年的滿足感，作為補償，我的前方總是呈現著一條滿足的地平線，敬慕的喜悅載著我不斷向它前進。”

一個害羞、熱情、陶醉于文學的女孩和一個流亡文學家的會面，變成了一次朝圣。朝圣，并非只是當時的強烈體驗，時過境遷，那種強烈體會的敬慕的喜悅和難為情，仍然有能量釋放出來，把精神的發展推向現在和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