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明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如何回答時代之問，那么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拿出一大堆令人印象深刻的數據來予以佐證，表明科學技術對于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同樣，我們也可以列舉中國GDP在近二十年的急劇飆升和在全世界的排名來說明經濟管理之于中國之發展的重要性。那么要表明文學藝術如何回答時代之問則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既然不那么容易回答也就給了我們以闡發和論證的空間。首先我要表明我的看法：文學藝術之于一個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是必不可少的，否則，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得十分無趣，或者說，就會出現某種人文精神的危機。也許對此不以為然者會說，當下人們談論得比較多的一個話題就是元宇宙和人工智能，也即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所有物質和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都可以在元宇宙中通過虛擬的方法實現，你怎么還在侈談一種沒有實質性用處的人文精神？

確實，元宇宙（Metaverse）這個話題在當下的青年人中十分誘人，它仿佛把我們帶入一個虛擬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可以通過科技手段和虛擬的方式加以創造和再現，甚至文學藝術的生產也可以以人工智能的技術手段來表現。今天，當我們走進一座超五星的豪華酒店大廳，我們也許會聽到理查德·克萊德曼的鋼琴獨奏曲《水邊的阿狄麗娜》的優美樂音，而當我們試圖好奇地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位杰出的鋼琴家在演奏這一樂曲時則不禁倍感失望：那不過是一架裝有自動智能演奏系統的鋼琴，根本無需去花錢邀請優秀的鋼琴演奏者來演奏。顯然，元宇宙的特征就是利用科技手段進行鏈接和創造的一種智能形式，它同時又是一個與現實世界映射和交互的虛擬世界。毫無疑問，元宇宙的出現開辟了新型社會體系的數字生活空間。它帶給我們生活在當今時代的人諸多想象：既然一切都可以是虛擬的，仿佛人也生活在這樣一個元宇宙的虛擬世界里。以往由人所從事的工作現在大多由元宇宙的虛擬智能設施所取代了。它同時也帶給人們這樣一種疑問：在一個元宇宙的世界，人類還能發揮怎樣的作用？這確實需要我們人文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一個答案。

作為人文學者，或者更確切地說，作為一位專事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研究的學者，我們不可能圓滿地回答上述所有問題，但至少我們應該面對我們所從事的文學藝術事業的現狀提出我們的見解。毋庸置疑，元宇宙時代的到來對人們的生活節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而便有人對元宇宙時代的文學藝術做了一番預測。這些預測者也許認為，在一個虛擬的元宇宙世界，當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相對滿足時，他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愈益強烈。因此就這一點而言，文學藝術既然可以向人們提供豐富的精神文化食糧，那么它便可以依然存在，但文學藝術產品卻并非一定要由人來進行創作，人工智能或許能夠承擔這樣的任務。人僅僅對這些文學藝術產品加以修潤和提升從而對之加以欣賞和評論。文學翻譯也是如此，世界各國的文學名著都可以通過機器或人工智能的手段譯介過來，中國文學作品也可以通過人工智能翻譯到國外，作為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一大批以翻譯為職業或生計的翻譯工作者失去了工作。當然，認為文學藝術將依然會存在這一美好的愿景倒是比較合乎當下的實際情況，如果真的能實現這一愿景，倒是能夠在今后的相當長時間內使得文學藝術在人們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人的七情六欲和藝術創作和欣賞等需求都由人工智能來承擔，人還有生存和發揮作用的空間嗎？作為文學藝術家，他們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既然連生存都沒有了著落，文學藝術又如何回答時代之問呢？當然，對文學藝術的未來前景作不同的預測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們不禁要想一想，元宇宙何以出現在人世間的，它果真能夠取代人的一切功能嗎？

據現有的資料披露，元宇宙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科幻小說家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的一部名叫《雪崩》（Snow Crash，1992）的科幻小說中，該小說描繪了一個龐大的虛擬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們用數字化身來控制和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如果人類依然有情感的表達和藝術創作的欲望和沖動的話，那也會通過一些虛擬的手段來實現，這樣就解構了自文藝復興以來文學作品對人的作用的弘揚，曾經大寫的人（Man）成了某種形式的“后人”（post-Man），人類也成了“后人類”(post-human)，我們所倡導的人文主義也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后人文主義”。在這樣一個時代，文學藝術還有什么用？最近我們不斷讀到的一些由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有些幾乎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但有著較高的文學鑒賞力的批評家還是能看出人工智能創作與優秀作家的作品之間的差別。當然，人工智能還可以從事翻譯，但是它如果翻譯簡單的文檔應該是比較準確的，而且可以節省大量的人力和實踐。但是一旦讓人工智能去翻譯那些文化和審美含量極高并具有先鋒意識的文學作品的話，它就會出錯，因而后期的編輯和修改就顯得愈益重要了。這樣看來，即使在人工智能無所不能的時代，也還是會有人的生存空間的。總之，元宇宙的出現和無所不在確實使得文學藝術家感到憂心忡忡。如果一切都可以以虛擬和想象的手段來實現，文學藝術家的存在還有何用處？再者，如果我們的科學家要努力通過自己的探索來回答時代之問的話，那么我們的文學藝術家如何回答時代之問呢？正如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赫勒所言，美確實是人的本質需要，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一個重要標志。中國小說家格非也說過，沒有文學的世界是十分無趣的。但我更為關心的是，我們的文學藝術如何回答時代之問。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對長期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文學藝術家以及文藝機構的管理人員著重講了五個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是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由于我本人主要從事文學研究，我的回答也主要限于文學。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中國的文學應該是整個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對此我們應該對中國的悠久文學傳統有不可動搖的文化自信，或曰文學自信。一百九十年前，德國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和青年學子艾克曼的談話中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他對中國文學的景仰，并從他所能讀到的一些有限的中國文學作品以及其他東方文學作品中獲得靈感，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構想。應該說，歌德的世界文學構想充滿了對未來世界的憧憬和展望，也即具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至今仍值得我們回味。

無獨有偶，瑞典化學家和發明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1833—1896），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立下遺囑將他的大部分遺產作為基金，將每年所得利息分為5份，設立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文學及和平5種獎金，也即今天仍備受人們熱議的諾貝爾獎，授予世界各國在上述領域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其中諾貝爾并沒有忘記文學的作用，而且指出以諾貝爾冠名的文學獎就是要授予那些“寫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文學作品”的作家。至于后來的人們對這一所謂的“理想主義”作何理解應另當別論，但至少說明，一個作家只有具有這種理想主義的情懷和遠大的審美目標才有可能寫出堪稱不朽的傳世佳作并問鼎這一至高無上的獎項。

盡管文學批評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一些獲獎作家有著種種非議，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基于褒獎寫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優秀作家這一原則，諾獎確實也授給了一些偉大的作家。他們中的一些優秀的詩人在詩歌創作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印度詩人泰戈爾主張要以“永新的詩歌”來反映生活的愿望，并表示自己“要生活在人民中間”“用人們的悲哀和歡樂編成詩歌，為他們修筑一座永恒的住所”。他的早期詩作中充滿了浪漫主義情調，后來生活的現實使他清醒了，他決心為反映現實生活而寫作，他的詩歌創作確實體現了他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愛爾蘭詩人葉芝作為后期象征主義詩歌的重要代表，他的詩歌理論是：寫詩必須使用象征手法，就如同繪畫也應當使用象征手法那樣，因此他的早期詩歌帶有唯美主義的傾向。后來他參加了“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詩風也隨之煥然一新，他主張用詩歌來改變世界的“沉悶氣氛”，用詩歌給人們帶來“壯麗的美”，因而寫于這時的詩歌就成了推動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動力。英美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雖然對生活有著某種頹廢的觀念，但他在揭示西方世界的“荒原”特征的同時其詩歌理論仍不乏積極向上的精神。關于詩歌欣賞，他認為首先要從內部入手，而不應當借助于外部的材料。在談到為誰寫詩時，他指出，詩歌不是為了一個人而寫的，而是為廣大讀者而寫的，寫詩就必須用詩的語言。智利革命詩人聶魯達的詩歌創作更是同他的政治傾向性密切相關，他提倡寫政治詩，以表達自己熱愛人民、仇恨敵人的政治傾向。他強烈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觀，認為詩人的任務就是為自由而戰斗，為人民、為未來的理想而歌唱。

這樣看來，世界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家不僅是為自己的時代而寫作，而且他們的作品還為他們身后的人們所欣賞和討論。此外，作為世界文學名作，他們的作品不僅要為操持母語的本國和本民族讀者寫作。同時，通過翻譯的中介，還將為世界各國的文學愛好者而寫作。當年提出世界文學構想的歌德在晚年曾受到德國批評界的冷落，但是他的作品卻通過翻譯的中介在歐洲其他國家頗受歡迎。而在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盛行的時代，風靡全歐洲的作家作品實際上也就成了世界文學的大家和杰作。所以我認為文學藝術對時代之問的最好回答是，文學藝術家不僅要為本國和本民族的讀者和觀眾創作，而且更要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這樣他們就有可能創作出不朽的世界文學藝術名作。再者，即使在元宇宙的時代，也許文學創作的部分功能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但是那些粗俗的缺乏個性特征的作品還需要有著精湛文學創作技藝的后期編輯人員的修改和提升。因為是人掌握了文學創作和欣賞的要旨，同樣，也是人掌握了未來科技發展的方向。在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的最高階段，溝通這二者的正是人的非凡的想象和對未來憧憬的理想。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應該以謳歌正能量來表現人類對未來的憧憬和理想。而這正是元宇宙時代的科學技術所無法替代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