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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數字人文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跨學科。跨學科研究奉行“走進去”與“看回來”兩個基本原則，即在對其他學科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實現學科之間的借鑒與整合，而非對學科本身的消解。進入數字時代后，文學研究雖然面臨范式更新的迫切任務，但也不應放棄其固有的人文關懷。數字人文方法為文學研究的范式更新提供了跨學科視野與新的技術手段，卻難以勝任鑒賞評判這一文學研究的根本任務。因此，數字人文可以成為文學研究的有效輔助手段，但不能取締文學研究的根本與靈魂。

關鍵詞：文學研究 數字人文 跨學科 數字化

經過早期“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階段的應用鋪墊，“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概念在21世紀初正式現身于國內外學界，并日漸成為當代人文社科學者無法忽視的熱門術語。在數字人文的發展歷程中，有兩條軌跡值得關注：其一，無論中外，數字人文的研究主題與主要方向均日漸表現為“數字人文技術基礎”“地理與可視化”“數字化與文本”“數字人文公共文化服務”等四個方面的集中而又多樣化的探討；其二，在人文社科領域，數字人文大致經歷了一個“統計學—圖書情報學與檔案學—傳播學—地理學—歷史學—文學”漸次推進的跨學科應用過程，當代文學研究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數字人文的身影。數字人文的發展軌跡表明，“數字化”與“跨學科”是其基本特征之所在，文學研究是其必然的應用領域。“數字化”側重技術層面的探討，一般不易引發大的爭議；“跨學科”兼涉理論與方法，則始終處于概念界定與實踐應用的雙重旋渦之中，而關于“跨學科”的認識對數字人文的應用而言恰恰具有決定作用。實際上，跨學科仍以學科為理論前提，它強調的是在某一學科基礎上，既大膽“走進去”，深入了解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又不忘“看回來”，實現對其他學科的借鑒與整合。對數字時代的文學研究者來說，認識數字人文為文學研究帶來的重要啟迪與新的可能，大膽借鑒其相關成果與有效方法，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任務。同時，明確文學研究自身的特質，堅守文學批評的基本立場，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數字時代，文學研究的范式更新已成必然，然而其人文關懷的基點卻不應改變。數字人文方法在數據分析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卻不能替代研究者直接發揮鑒賞評價功能。在文學研究中引入數字人文方法，其目的是為了在更為全面、多樣的視角下實現文學研究的學科深化，而非走向學科消解。

01

數字人文的跨學科基點與文學研究的內在訴求

從構詞法的角度看，“數字”（digital）和“人文”（humanities）二詞的并列原本就有鮮明的跨學科意味。當然，跨學科之所以成為數字人文的基本特征和關鍵詞，并非基于詞形上的望文生義，而是有著具體的理論依據。

由于數字人文的發展時間并不長，兼之提倡者各有目標，這一“熱詞”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在幾種代表性的看法中，大衛·M.貝里（David M. Berry）和安德斯·費格約德（Anders Fagerjord）將其視為“將計算機技術應用于人文研究的前沿學科”；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等認為，“數字人文指的是充分運用計算機技術開展的合作性、跨學科的研究、教學與出版的新型學術模式和組織形式”；戴安德把數字人文看作以跨學科為特征的“一種新的學術潮流和研究方法”；王軍和張力元強調數字人文是一個“吸引了來自語言學、文學、歷史、地理、計算機、圖書情報學等多個學科的專家學者”的“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比起“學科”來，“更接近于一個‘學科共同體’”；孟建和胡學峰則認為，“數字人文是研究者采用數字技術來解決人文領域研究問題的一系列方法構成的跨學科實踐”。可見，無論是把數字人文看作一門學科、一種學術組織和形式、潮流與方法，還是一個研究領域，抑或一種實踐，中外學者對于數字人文的“跨學科”特征都是一致認同的。因此，只要討論數字人文就離不開對“跨學科”的認知，這一點不言而喻。

既然跨學科是把握數字人文的關鍵所在，那么厘清“跨學科”概念對于正確理解數字人文，進而在文學研究中予以有效應用，也就具有了決定性的意義。在跨學科與文學研究的關系問題上，1984年即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倡導把計算機技術引入中國古典文獻的搜集、疏證和整理中”的錢鍾書，很早便作出了富于啟發的思考。

在錢鍾書看來，文學的跨學科研究之所以成立，首先是因為有各門不同學科的存在，其次是各學科對象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再次是文學研究者本人對于知識總有按捺不住的綜合、匯通訴求。在一篇闡發中國古典詩學范疇“詩可以怨”的文章中，他將上述意思分梳得格外明白：

我們講西洋，講近代，也不知不覺中會遠及中國，上溯古代。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著不同的學科。由于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嚴峻局限，我們為方便起見，只能把研究領域圈得愈來愈窄，把專門學科分得愈來愈細。此外沒有辦法。所以，成為某一門學問的專家，雖在主觀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觀上是不得已的事。

現代學術與古典時期的最大不同，在于學科分類的出現與日漸專業化。現代學術分科并非純粹人為的設計，而是在社會知識總量激增與隨之生發的各類問題遠超人類個體生命與智慧承載力的情況下，學術史在自身發展規律作用下的結果。因此，只要知識爆炸的狀況沒有改變，只要人類依然無法擺脫自身的局限性，學科的存在就是必然的。只不過，學科的劃分并非絕對，學科之間也不可能“老死不相往來”。從另一個角度講，雖然學科的分野已成事實，各學科的研究對象之間卻常常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這種情況下，要想達至對這些對象的透徹理解，跳出自身的學科閾限，主動融入相關學科視野，就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畢竟，學科分野并非學科分割，不同的學科本來就源自一個共同的知識母體。

既然各門學科的成立是必然、必要的，打通學科的訴求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在文學研究的具體實踐中，跨學科的探討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而如何一面堅守學科立場，一面借由他者眼光深化對于文學自身問題的認知，便成為文學研究領域跨學科探索的關鍵。在這個問題上，錢鍾書的相關論述同樣予人以重要啟迪。

在《讀〈拉奧孔〉》一文中，錢鍾書談到了狄德羅的著名觀點“演員必須自己內心冷靜，才能惟妙惟肖地體現所扮角色的熱烈情感”，并引中國諺語“先學無情后學戲”與之對話，生動揭示了西方經典戲劇理論與中國民間演劇經驗之間的互釋、互證關系，進而借黑格爾有關人類認識過程的觀點，將這一比較過程稱為“回過頭來另眼相看”，點明其“對習慣事物增進了理解”“從舊相識進而成真相知”的獨特認知效果。

“回過頭來另眼相看”雖是為跨文化、跨語言的比較詩學研究而發，卻極為恰切地道出了“跨”的方法論意義及其實施方法：“跨”意味著由“我”走向“他”；走近并理解“他”，又常常促使我們反觀自身，對原來習焉不察的“我”的某個特點予以重新認識，反躬自省。具體到跨學科實踐而言，即首先循著對象、材料或問題之間的某種聯系，突破自身學科疆界，主動投入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與學理場域，繼而以他者的眼光回看自身，在一個新的視角下收獲對于自身學科的新理解。

錢鍾書關于跨學科研究的相關論述可以簡化為六個字，即“走進去”與“看回來”。“走進去”指對于所“跨”之學科，不滿足于浮光掠影式的了解，追求深入理解與悉心體會，在相關問題上盡可能達至“專家”標準。“看回來”強調的是在跨越學科藩籬，“走進去”之后，仍應返回自身的學科視野與語境，在他者的觀照下重新審視自身學科。這兩個過程，在艾倫·雷普克（Allen F. Repko）所倡導的“借鑒學科見解”與“整合見解”這兩個原則中也得到了呼應。跨學科不是在不同學科之間聊作串聯之后的呼嘯而過（corss-disciplinary），而是在自身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沉浸式領會、匯通式考察（inter-disciplinary）；跨學科研究不是將一種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凌駕于另一個學科之上，而是“回過頭來另眼相看”，即通過另一個學科的視角，加深對于本學科相關問題的認識，推動本學科的進一步發展。這是所有跨學科研究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文學研究領域的跨學科探索也不例外。

由于跨學科既是數字人文的基本特征，又是現代以來文學研究的內在訴求，因此，數字人文在文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是必然的。目前，數字人文更多是以一種交叉融合的方法論形態，融入不同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中，在實踐中發揮自己的作用，文學研究領域的數字人文應用尤其如此。由于數字人文的跨學科并非同類學科之間的匯通，而是理論與方法差異性極大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打通與融匯，“走進去”與“看回來”原則的落實，顯然是有一定門檻的。不懂計算機編程與算法、只是借助流行軟件鼓搗作品詞頻，與不知文學理論為何、只是通過編程繪制詞頻圖譜一樣，都難以得到成熟讀者的認同與信服。因此，對有意使用數字人文方法的文學研究者來說，除了具備走進差異極大的其他學科的勇氣與基礎之外，明確數字時代文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了解數字人文方法自身的短長，也同等重要。

02

數字時代文學研究的范式更新與基本特征

（一）文學研究范式更新的必然性

以數字化技術、云計算、互聯網、移動智能終端等為基礎，數字時代于不經意間席卷而來，極大地改變了當代社會與生活，文學研究領域也不例外。從生產到消費，從對象到材料，今天的文學存在與以往相比已經發生了全方位的變化，傳統的文學研究范式越來越難以應對今天的研究需要。

首先，文學創作發生了全新變化。其一，創作主體中出現了AI與算法的身影，人機協同創作與突破時空限制的多人聯創都不再是傳說。例如，21世紀以來，以往主要應用于新聞、財報等領域的“寫作機器人”開始進軍文藝界。僅以微軟小冰為例，自2017年推出現代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以來，這位AI作者幾乎保持了每年出版一部作品的創作節奏，其四部作品也全都享有版權。今天的文學研究者要不要正視這一現象？答案應當是肯定的。小冰在四本現代詩集中明顯表現出語言能力的逐步提升，證明在算法演進的基礎上，AI寫手也可以像人類作者一樣，在文學表達方面獲得“成長”，創作出具備研究價值的文學文本；而清華團隊開發的“九歌”和華為設計的“樂府”，所創作的某些古詩詞甚至達到與人類作品虛實難辨的水準。無論是否認同AI作家，這些現象都足以引發關于文學創作主體的反思，使創作主體問題的討論走向深入。顯然，要對AI作家展開研究，原有的理論與方法就很難適用。其二，文學創作平臺與作品的載體也發生了變化。就網絡文學而言，繼早年的“榕樹下”之后，“起點中文網”等大量網絡虛擬社區成為各類作者們的第一寫作平臺與發表陣地，他們的作品常常以邊寫邊發的連載方式，陸續公之于世。即是說，上述各類網站平臺不僅發表了網絡文學作者們的作品，也同步記錄了他們的創作過程，從而使網絡文學作品從過程到結果都成為可見的。這些也漸漸溢出了社會歷史分析等理論的有效領域，為當代文學批評提出了新課題。

其次，文學研究對象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互聯網、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算法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一些全新文類應運而生，如上文提到的網絡小說與AI文學等，這些新型文學文本兼涉人文與科技兩大學科知識體系，急需得到新的闡釋。對這些新文本的討論或批判也將有助于加深對文學“文類”的理解。此外，這些新文類的作品產出堪稱海量。據有關學者統計，2011年以來的網絡小說，僅長篇就達數百萬部。微軟小冰在用戶上傳一幅圖片后的短短幾秒內就能同步生成三首詩歌，“九歌”和“樂府”等古詩詞創作系統，在作品生產方面也是立等可取，這些AI文學產品匯聚起來更是一個天文數字。在傳統文學批評范式下，通讀作品是對研究者的基本要求。而在面對今天的網絡小說和AI文學文本時，這個任務顯然是無法完成的。即便不談AI文學與網絡小說，隨著全球網絡與萬物互聯的實現，其他國家與民族的海量文學作品即便“遠在天邊”，也能經由數字技術而“近在眼前”，當代研究者同樣無法對此視而不見。

再次，文學消費方式與以往相比也有了很大不同。第一，不同于紙質書時代，今天大量的文學作品都會同步出版電子書。這些電子書既可能以整書的形式，通過不同的平臺或閱讀軟件發售給讀者，也可能通過出售點券或閱讀幣的方式，給讀者提供限時限量的閱讀權限；更有可能通過出售閱讀軟件或網站周期服務的方式，將不同風格的作品合并一處，由讀者自由選擇。第二，借助數字多媒體技術，讀者可以通過相關軟件方便地記錄閱讀心得或迅速查閱其他作品與信息，構建一個文字、聲音、影像等多文本直呈共在的閱讀平臺，實現立體、多樣的閱讀效果。第三，虛擬圖書的出現，使“看書”之“看”有了新的內涵；而隨著“有聲書”的出現，“聽書”也正在成為越來越多讀者的選擇。傳統文藝理論討論的“體驗式閱讀”或“沉浸式閱讀”在今天越來越由內而外，表現為某種外在具象和感官現實。上述變化都已經超出以往文學生產理論、讀者反應批評等的適用范圍，需要今天的研究者作出回應。

最后，文學的研究資料前所未有地宏富豐贍，且使用便捷。數字技術的出現與不斷優化，使學者們“全面占有研究材料”的期盼夢想成真，這些材料的“全面”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數字存儲技術的進步，使海量資源得以輕松存儲于磁盤、光盤等輕薄介質或是無形的網絡空間里，“足不出戶而坐擁整座圖書館資源”不再是一個比喻，而是成為現實。OCR文字識別技術的出現，又使得海量文獻的查找與索引的編排簡化成為敲擊幾次鍵盤與輕點幾次鼠標。凡此種種，既使曾經為了搜尋文獻而奔走于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圖書館的研究者們欣喜若狂，又為其帶來了新的煩惱——當檢索到的相關研究資料數十倍甚至數百倍超出自己的預估時，到底是該咬牙堅持，“掃葉都盡”，還是另辟蹊徑，有效擇選？這顯然是當前文學研究界必須回答的又一個方法論難題。

數字時代給文學研究帶來的新問題遠不止以上這些，然而光是應對上述四個方面的問題，傳統范式就已經有些疲于招架了。新的文學問題召喚一個敢于向自然學科“走進去”、契合數字時代需求的新范式，數字人文可謂恰逢其時。

（二）作為文學研究特質的人文關懷與審美鑒賞

當然，范式的更新并不是取締以往的學科理念和經驗結晶，更非消解學科。在學術史上，每一次成功的范式轉型，無不以加強學科自明、推動學科發展為特征。文學學科有其自身的特質與目標，無論以何種方式推進文學研究的范式更新，都不應動搖文學研究的根本與靈魂。只有把握這兩點，研究者才不會在“看回來”時迷失方向。

文學研究首先離不開人文關懷，這是文學研究的根基之所在。在談到數字人文限度問題時，有學者曾經指出：“人文學研究的宗旨是對人性、人生、人世（社會和歷史）的各種問題進行思考，提出見解。這才是人文學研究的本體和主體。問題和思想才是人文學研究的核心。”雖然這里談的是廣義的人文學研究問題，但作為人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同樣也應堅守“人性、人生、人世”的思考基點。無論是文學史、 文學理論還是文學批評層面的探討，都不應漠視對于人類自身問題的思考。文學說到底還是“人學”，這是文學研究的立足點，即便在數字時代也是如此。

除了這一人文學科的共同特征之外，文學還有著不同于歷史、哲學等其他學科的特質，即審美性。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其最大價值與基本特征便在于審美。文學有其自身的價值標準，擁有跳出客觀真實進行藝術加工和審美傳達的權利。因此，無論閱讀文學作品還是進行文學研究，都不應忽視對文學藝術特質的理解與體會。審美是文學的靈魂之所在，是文學研究中不能忽視的又一個基點。無論數字時代文學的創作主體、生產過程、文本形態等發生怎樣的變化，文學研究都不可偏離審美性這一文學之“魂”。

03

數字人文的數據分析之長與鑒賞評判之短

（一）作為數字人文“強力武器”的數據分析

數字人文源于“人文計算”，因此，在數字人文諸方法中，數據分析占據著基礎地位，也最能體現數字人文的優勢。借助這一“強力武器”，數字人文的踐行者們在文學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極具價值的成果。

首先，利用數字化技術，開發并陸續建立起資源總量豐富、輔助功能強大的大型文學研究數據庫。如北大中文系李鐸于2005年開發的“全宋詩分析系統”，中南民族大學王兆鵬團隊開發并于2017年上線的“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平臺”，斯坦福大學“文學實驗室”建立的19世紀小說數據庫等，基本都是利用數字化技術，將歷史上的相關文獻資料加以“數字化集成”而形成一個大型數據庫，使其同時具備檢索與統計分析等功能。以數字化技術和文字識別技術為基礎，根據使用者的需要對海量文獻進行快速、準確的信息提取與全面的數據匯編分析，是這些數據庫鮮明的共同特征。學術資源的收集、整理與分析是一切研究的起點，“數據即資本”的理念在數字時代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共識，因此，數字人文在專業數據庫建設方面的成績，成為其在文學研究領域最亮眼、也最具認可度的標桿。

其次，利用數據挖掘等技術，對具體的文學文本展開詞頻統計、詞語搭配規律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傳統文學研究方法所不能或難以發現的文本細節，與傳統的文學史方法、文本細讀等形成互補。例如，劉京臣在數據檢索、數據挖掘、圖像檢索等技術基礎上，結合GIS、OCR軟件對古典詩歌韻律、語言、文體等進行機器自動化分析，據此驗證“結構化文本”中古代詩話、詞話中的相關見解，豐富詩詞箋注甚至詩詞鑒賞相關的基礎工作手段，清理文體間的源流、變遷，又對“非結構化文本”展開非預知性的探索，證明了以大數據為基礎展開的機器自動化分析對于文學史研究方法論更新的價值之所在。趙薇借用“社會網絡分析”與可視化分析等方法對李劼人《大波》三部曲展開版本、人物關系和社會網絡方面的分析闡釋，探討小說中關鍵人物的敘事功能并揭示其作為歷史小說的價值，彌補了經典敘事學方法的抽象化與后現代敘事學方法的意識形態偏頗。

再次，利用自然科學研究中的軟件工具，將作家作品研究納入一個文本分析與實地勘查相結合的全新視野，著力尋求文學研究理論層面的突破，進而嘗試建立新的詩學體系。如簡錦松在考察文學史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利用紙上文本與實地調研中取得的GPS數據，在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上進行地理標繪，建立了一個解讀辛棄疾及其詩詞作品的全新視域，并據此探討建立新的“現地詩學”的可能性。這不僅為作家作品的解讀提供了新的方法啟迪，更重要的是為數字人文以技術迭代倒逼理論更新作出了有益探索。

數字人文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案例當然不止以上這些，然而通過資源建設、研究方法與理論探討等三方面的梳理，還是可以大體把握數字人文方法在當前文學研究領域中所取得的整體成績及其優勢所在。數據庫的設計建構與相關工具開發，數據挖掘，圖像分析與視覺化技術應用，社會網絡分析與自然科學軟件的使用，這些都依托或服務于數據分析。在數字人文的應用實踐中，數據分析稱得上其最基礎、最核心的一環。

（二）算法和軟件無法自發實現的文學鑒賞與評判

數字人文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的有效應用令人鼓舞。然而，即便是數字人文最令人矚目的數據分析，在文學研究中仍有其不容忽視的局限性。再精細的作家作品統計分析也只是文學研究的起點，以數字人文為基礎的新型文學理論的探索則剛剛起步。如前所述，文學學科的根本所在與靈魂所系，是人文關懷與審美鑒賞。與之相應的，文學研究尤其文學批評的真正目標，始終是揭示作品中的生命意義，闡析其人文思想，評點其美學價值。這是一項典型的鑒賞與評判工作，高度依賴于研究者的藝術修養與領悟力、判斷力。受限于人工智能算法瓶頸，數字人文諸方法對文學研究的深層目標而言，目前還只能起到一種輔助作用，機器分析不可能替代人類研究者的文學闡釋。

首先，數據分析無法擺脫其運作方式的機械化。第一，數字化與圖像識別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海量資源，然而并非所有文獻都已數字化（如版權受限的文獻或尚未解密的檔案等）或可以數字化（如儲藏條件苛刻的古文獻等），這樣一來，數據庫建設中“窮盡所有資源”的理想就無法得到百分百落實。雖然越來越多的開發者意識到建立一個絕對完整的數據庫只是美麗的夢想，但數據分析卻總是將這種理想的完整性作為想象性前提。第二，即便將所有相關文獻數字化，這些數字資源尤其圖片資源是否可以充分識別？以古代文獻為例，流傳下來的文獻中既有雕版印刷本也有手抄本，有印刷質量好的紙本文獻，也有印制工藝低劣文字斑駁難辨的紙本文獻。對現在的掃描設備來說，實現以上所有文獻的電子化不是問題，然而在目前的OCR技術條件下，要想實現對后者的準確識別卻困難重重。一個不能識別的數字文本對于數據分析而言顯然意義不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數據分析的基礎是大數據與智能云計算，是在雜亂無章的海量資源中尋找規律，建立聯系，在這個過程中，數量上達不到基準的樣本往往就被過濾掉了，因為人工智能并不具備人類獨有的脫離大數據的判斷力。然而具備文學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哪怕只是一個孤本，有時也足以給整個文學史的研究帶來重大影響。文獻價值與文獻規模之間并不一定成正比。結合之前提到的兩點來說，在那些并未數字化的文獻中，也許就混雜著某份重要材料；在那些無法識別因而無法納入統計分析的數字文獻中，同樣可能就有某位作家重要作品或創新性見解的遺珠。一味依賴統計學和概率論，不可能完成文學研究的任務。

其次，在新方法與新思路的探討上，數字人文離不開統計分析與概率運算，在具體問題的研究方面，則以匯總、歸納為基本特征。雖然文學研究中同樣需要歸納，但單一的歸納充其量是“小心的求證”，很難達至“大膽的假設”的層面。以文學作品的闡釋為例，借助數字人文也許可以發現某個作品的文類特征，梳理其版本演變，揭示其互文性，卻很難抉發其藝術價值，更不要說進行具體的審美鑒賞了。因此，數字人文在文學研究中的主要作用表現為“補足”——或是發現不易察覺的文學發展趨勢，或是揭示對象之間隱藏著的某種聯系。數字人文可以對現有的文學研究起到查漏補缺的作用，豐富其方法體系，卻很難提出前瞻性的問題，以主動的發現引領文學研究打開新思路，實現新突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數字人文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定位恐怕就只能是方法論，而非本體論。

再次，即便隨著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可能實現的算法突破，未來的數字人文開始參與文學理論的建構，甚至參與某些文學評判的任務，只要其依舊依賴于數據、算法與軟件，就仍然無法改變其輔助工具的定位。文學理論的建設離不開文學理念與美學精神的支撐，這些顯然超出了數字人文方法的有效半徑。文學鑒賞是一種極具主觀性與個性化的審美感知過程，相同數據與算法驅動下運行方式趨同的數字分析軟件，很難具備這樣的差異化評價能力。此外，雖然作品傳播與影響范圍、閱讀頻率等方面的數據分析的確能為文學作品的價值評判提供一定參考，甚至在此基礎上生成評判報告，但由于算法與軟件均無法獨立制定美學標準，這些功能只有在人類設定的標準下才能實現，整個評判機制終究離不開人的設計與監督。在這種情況下，表面看來由算法與軟件作出的評判，本質上依舊屬于人類研究者自身的判斷。

當然，指出上述問題并非否定數字人文的意義，而是為了提請積極探索文學研究新范式的研究者們注意：數字人文的跨學科方法的確有助于打開文學研究的新空間，因此值得大膽借鑒。然而文學研究自有其特質，研究者們在“走進”其他學科、實現某個層面的視域融合之后，仍然不應忘記“看回來”，即回到自身的問題域，思考、解決文學問題。

結語

全球化以來，世界各地的聯系日益緊密，文化交流頻繁，產業合作與交叉學科漸次出現，這些為跨學科實踐的極速增長奠定了文化、經濟和意識基礎；隨著數字網絡時代的到來，在日漸完備的各類學科數據庫支撐下，全球知識共享不再是一個夢，這無疑為跨學科研究的繁榮提供了便捷渠道與穩固根基；在新的技術手段襄助下，人類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知識結構的多樣化和研究領域的多元化在越來越多人身上成為現實，跨學科研究的最后一個顧慮似乎也消失了。然而，跨學科的目的并非取締以往的學科分類，而是在新的時代命題下，打破固有的學科疆界，一方面尋求與其他專業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在此基礎上借他者眼光反躬自省，加深對自身學科的體認，獲取學科發展的新思路、新方法。從邏輯上來說，“跨學科”必然以“學科”的存在為前提，沒有學科支撐的跨學科只能是空話；就事實而言，無論技術手段如何進步，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局限性都不可能完全消失，一個人總有其最為熟悉與擅長的學科本領、知識根基，也總有其相對生疏乃至隔膜的知識體系。“跨”學科不是“解”學科，也不可能“解”學科。

數字人文在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最能體現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的分野，也展示了堅守跨學科基本原則的重要性。自然科學強調實證、強調數據，研究中以歸納為主；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學科，雖然自19世紀以來大量借鑒了自然科學的方法，卻從未對“偶然性”“不確定性”甚至“非理性”關上大門。作為一種打通文理的積極嘗試，數字人文給予文學研究的啟發、帶給文學研究的方法無疑是寶貴的。它在某些文學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力有不逮，雖然值得重視與分析，但也沒必要過分緊張，甚至視為文科理科不可通約的證據。說到底，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都是人類認知世界、認知自我的手段，二者并無優劣之分，它們之間的互補遠大于對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上推進跨學科研究，數字人文的發展也許能夠更加從容，它在文學研究領域的應用也許可以更具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