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國當代音樂史，王莘先生無疑應占有重要一席。他的一曲《歌唱祖國》以其跨越時空、響徹南北、“聲”入人心的巨大影響力，成為一座樸素而高貴的藝術豐碑。不過，無數聽眾對于這首歌的旋律耳熟能詳，卻未必清楚歌曲的誕生始末和傳播過程，對作曲家本人的生平概略更是知之甚少。而新近出版的《歌唱祖國·王莘傳》（王斌、杜仲華），以翔實的資料積累和出色的駕馭能力，引領讀者進入王莘滄桑而傳奇的生命世界，再現了這位杰出音樂家的忠誠、清正、忘我、血性，及其精神大愛和人格魅力。

一般說來，中國傳統文論面對作品，大體沿用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的批評路數，用陳寅恪先生的釋義，便是“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事實上，“知人論世”的方法論也同樣適用于各門類的藝術家，比如與革命歲月一路相伴，且具有精神與人格的垂范意義的王莘先生。

迄今，《歌唱祖國》問世已逾70載，王莘辭世也近15年。兩者之間有著怎樣血濃于水的隱秘傳奇？《歌唱祖國·王莘傳》這部傳記還原并回答了這一切。全書有11章，記錄和描述王莘重要的人生段落與生命軌跡，如同一扇扇內景不同的窗口，展示了昔日一個孤苦貧寒的江南農家少年，如何一步步成長為正氣滿滿、有口皆碑的人民音樂家。本書的作者分別是王莘之子王斌和紀實作家杜仲華，采用得天獨厚的第一手資料，珠聯璧合，互為補益。之前的許多年，我曾與王莘有過近距離接觸，但由于種種原因，先生作為藝術前輩，再近的距離也使我覺出一種不無敬畏的遙遠，我的心目中，王莘已被固化為帶有某種神秘色彩和特殊意味的音樂符號。沉浸于此書，不覺之間，神秘悄然消失，符號變得具象，先生的音容笑貌觸手可摸，變得有血有肉，有筋有骨，可親可愛，可歌可泣。

音樂經典和文學精品的生成規律，都會經歷一個“發生學”與“接受學”的過程，通過時光的洗滌與美學的檢驗，最終得到歷史的確認。如果有音樂之魂，可以發現，王莘與聶耳、冼星海是一脈相承、層層遞進的關系。《義勇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誕生于中華民族最危難的關頭，《歌唱祖國》則孕育于新中國旭日初升的日子，他們在不同歷史年代都遵循用生命譜寫樂章的藝術倫理，都創作出代表時代情緒的旋律強音，而進入“紅色經典”系列音樂大師的行列。

《歌唱祖國》的問世，對于屹立于世界東方的新中國，是時代激情的必然抒發，對于作者王莘，卻是并非刻意的偶然事件。當時的王莘32歲，不可能意識到，這首歌在共和國未來歲月將產生怎樣難以估量、經久不息的共鳴效應。這個過程，在傳記中得到真實、傳神的細膩表達，令人印象深刻。

于是，歷史記住了1950年9月15日，記住了這日子中的難忘瞬間。如果時間可以定格，讀者的眼前會出現這樣幾個斑駁鏡頭。事情還是應從1949年秋天說起。此時王莘擔任新籌建的天津市音樂工作團團長一職，招生結束，合唱隊也如期成立，卻因沒有銅管、木管等樂器而工作進度一再受阻。苦惱中，有朋友提到，北京某家當鋪擺著不少無人問津的樂器，王莘便來了精神，揣著有限的經費只身赴京，通過一番與老板討價還價，頗有收獲，購得包括圓號、長號、小號、單簧管、雙簧管、長笛在內的若干管樂樂器。他找老板要了麻繩，仗著年輕力壯，把單簧管、雙簧管、長笛和長號、小號拴在身，一只手提著圓號，晃晃悠悠、丁零當啷地直奔前門火車站。從西四到西單，再到新華門，經過天安門廣場時，他站住了，一年前自己曾親歷的開國大典場面歷歷在目。恍惚間，靈感從天而降，幾句歌詞伴著旋律在心頭涌動。王莘緩過神兒，氣喘吁吁上了火車，放下樂器，從兜里掏出那支恩師冼星海贈予的自動鉛筆，撕開一個“大前門”煙盒，匆匆鋪開，記下最初的歌詞和旋律。此刻，他正置身于火車飛馳之中，“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的句子順勢跳出，融入音符，一氣呵成，如有神助。他的自吟自唱，如癡如醉，引來同車旅客的疑惑和驚奇，他解釋自己剛寫了首歌，要唱給大家提提意見，旅客們被打動了，聽著聽著，與他一遍遍同唱。如此，在從北京開往天津的一列火車上，一批素不相識的旅客，有幸成為《歌唱祖國》的第一批聽眾和見證者。

意外的是，這首歌投到報社卻被退回，退稿信僅八個字：“國慶稿擠，暫時不刊。”原來，編輯覺得這首歌曲不太像民族風格，里面雜糅著西洋音樂的味道，與時風不符。有道是“是金子總會發光”，此后數月，《歌唱祖國》在基層群眾中不斷傳唱，終于引起中國音協主席呂驥和文化部負責人的注意，認為是一首好歌，但歌詞需要加工，其間提供修改意見的，既有國家領導人周恩來，也有著名詩人艾青。

王莘出生于江南水鄉的蕩口古鎮，通過傳記，我們知道了那是個“文化昌明之地”，自古崇尚教育，王莘從小耳濡目染。他最早著迷于繪畫，也表現出某些美術天賦，卻因家貧只能放棄。如此，讀書時斷時續，繼而過早地流浪異鄉，以學徒謀生。1937年9月，接受進步思想影響的王莘帶領“寧波戰時流動宣傳隊”，徒步行走，經杭州、蕭山、蘇州、鎮江、浦口、徐州，一路千辛萬苦，搭上西行的夜車，抵達西安，又有驚無險輾轉向西北前進，最終到了延安，并進魯藝學習，為一生的音樂抱負找到了方向，也奠定了基礎。

在魯藝期間，王莘與恩師冼星海先生曾有過鮮為人知的藝術合作交集。當時，冼星海讀到詩人光未然的長詩《黃河吟》深受感染，有了譜成合唱樂曲《黃河大合唱》的想法，構思創作階段需要有人幫忙搜集民歌素材，這個任務便交給了他很器重的學生王莘和陳強。冼星海在日記里，多次提到他與王莘、陳強一起研究搜集陜北民歌的事。陳強本是魯藝音樂系學生，卻因長相有特點，被調到戲劇系飾演惡霸地主黃世仁，成為日后公認的反派角色代表人物，多年后老友聚會提起往事，陳強還對當年的改行“耿耿于懷”，開玩笑地自嘲，我要是不離開音樂系，也和你們一樣，成為中國響當當的大音樂家了！這類細節比比皆是，豐富了書里的人物形態與閱讀情趣。

作品創作完成，王莘又參加了排練，多次為毛主席等中央領導演唱。不久，王莘與許多魯藝師生一起，被派往華北敵后戰場。臨別時，冼星海不免一番囑咐，還送給王莘一支自動鉛筆留念表達期待之情。王莘沒有辜負恩師的希望，也正是用這支筆記寫出足以傳世的《歌唱祖國》。藝術傳承，根脈相交，冥冥之中，仿佛天注定。

從延安到晉察冀邊區，艱難歲月中王莘風塵仆仆，義無反顧，一直堅持用歌曲鼓舞喚起民眾覺醒，鼓舞百姓斗志，其間還找到了一生的藝術知音與人生伴侶王慧芬。1952年春，王莘與作家巴金先生、劇作家胡可先生一同隨全國文聯創作組赴朝，冒著炮火硝煙，不顧險情深入前線慰問志愿軍勇士，并在坑道里指揮戰士合唱《歌唱祖國》。和平年代，王莘從沒有躺在功勞簿上故步自封，滿腦子都是怎樣寫出與時代同步的旋律，就連普通學校的校歌，請他譜曲也從不推辭。

王莘在64歲那年，赴廣州參加中國音協常務理事會突發中風，救治還算及時，卻從此與輪椅為伴。此后在與病魔抗爭的時光里，他心心念念的永遠是音樂。1994年，王莘計劃拿出全部積蓄，了卻建一個音樂獎勵基金會的心愿。注資門檻需要10萬元人民幣，這個數目不能算高。然而就是這筆錢，卻實實在在難壞了王莘。老人節儉一生，在家里常被視為“摳門”，省吃儉用的全部積蓄，也只有5萬元存款。為基金會籌錢，王莘心急如焚，東拼西借，煞費苦心。盡管家人對這件事意見并不統一，還是拗不過老人，兒女一同幫忙，終于湊齊了資金，卻又被告知還需要繳納兩萬元抵押金，王莘猛地想起早年國家發的公債，拿出抵押，終于過了注冊門檻。

2006年的一天，已經完全失去語言表達能力的王莘，正躺在病床上收聽半導體收音機的新聞，突然，頭頂上的監護儀顯示，病人的血壓、心跳、血氧飽和度都出現異常，值班醫生立即趕來，查看病情和疑點，守候身邊的王斌卻清楚問題出在哪里，原來，剛剛播送了一條征集北京奧運會會歌的新聞，驟然間，88歲的王莘，夢想被喚起，心弦被觸動，兒子附身貼耳，一句句提醒父親，您已經沒有任何手段，跟我們溝通，嘴不能說，手不能寫，您的想法，您的旋律，我們猜不出來呀……王莘先是目光凝住，滿臉委屈，老淚不是如雨而下，也不是奪眶而出，居然是呈噴射狀飛出來！這一幕驚呆了在場的所有人。接下來，“此后幾日里，他每天一動不動地盯著天花板，眼前充滿迷惘和絕望。他不再看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至愛親朋。任你如何呼叫，他也置若罔聞。”這個剪影般的場景令人唏噓。音樂早已成為王莘生命的一部分，一旦失去創作能力，他自認為無異于行尸走肉，活下去的意義將不復存在。

關于王莘，作家兼文化學者馮驥才有過如下評價，“王莘的歌曲不僅是藝術，更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在祖國的山山水水，角角落落，凡是比較重大的活動，《歌唱祖國》這個人們熟悉的旋律都不會缺席。王莘未必為音樂而生，卻一朝投入，矢志不渝，嘔心瀝血，畢生獻身，堪稱一位用生命譜曲的音樂圣者。《歌唱祖國·王莘傳》真實生動地再現了這一切，應該說不負眾望，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