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藝術的豐盈始終有賴于生活。”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12月14日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殷切期許文藝工作者走進生活深處，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在幽微處發現美善、在陰影中看取光明；投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創造，讓創作的生活之泉涓涓不息、源遠流長。

文藝與生活的關系，可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的根本問題之一。疫情及防控改變生活，也改變文藝創作展演等諸多方面，引人重新思考“文藝與生活”命題。80年前，在抗日烽火中，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宗明義闡述文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回憶1982年去河北正定縣工作前夕、作家王愿堅講述柳青深入農村生活14年創作《創業史》的故事，習近平總書記認為“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生活源泉”的理論主張和“扎根生活”的創作方法，既批判了康德、黑格爾等把文藝創作歸結為文藝家個人“天才”“靈感”“理念”“夢幻”的唯心主義理論觀點，也修正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把文藝視為低于生活的“抄本”“摹本的摹本”或“代用品”的機械唯物主義觀點，本色探尋文藝發展的根本動力與關鍵方法。

閱讀生活美善，深挖創作源泉

深入生活，需要加強調查研究。毛澤東1938年《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指出：“要把中國考察一番，單單采取新聞記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為他們的工作帶有‘過路人’的特點。俗話說: ‘走馬看花不如駐馬看花，駐馬看花不如下馬看花。’我希望你們都要下馬看花。”在深入生活的實踐中，涌現出了柳青這樣一輩子扎根農村、下沉到底的榜樣。電影《柳青》開篇即有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指引，柳青說：“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而有基層干部抱怨工作難搞，一向溫和親切的柳青罕見地發火：“你遇事就難難難，那創業本來就難嘛！不難要我們干什么？”柳青說：“作家的肩上壓著一根扁擔，一頭挑的是生活，另一頭挑的是藝術，而這根扁擔，就是寫作的技巧。”他用一生書寫了一段艱苦卓絕的社會主義創業史，并應讀者要求，將《稻地風波》改名《創業史》。從柳青到路遙，現實主義創作之花在黃土地同根綻放。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及同名電視劇表現了改革開放之初城鄉交叉地帶青年從“斗爭哲學”到“發展哲學”的奮斗史和心靈史，通過文學與影視藝術塑造了孫少平、孫少安等典型形象。

深入生活，方能寫出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毛澤東在1938年《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報告中提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文風和學風、黨風、政風、作風本為一體。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孫犁的《荷花淀》，《東方紅》《十送紅軍》等中國新民歌，謳歌火熱生活。從炊煙裊裊的鄉村到高樓林立的城市，《人世間》《山海情》《大江大河》《父母愛情》《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渴望》等電視劇，合奏家國命運交響，體現中華價值認同。

深入生活，才能讓文藝作品沾泥土、帶露珠、冒熱氣。表演藝術家牛犇、陳道明常到農村工廠部隊體驗生活數月。作家劉恒向青年導演舉例，導演、演員吳京去部隊“當兵”體驗生活，聽到過子彈從耳邊飛過，體驗過坦克在身邊穿行，拿到直升機駕照、坦克駕照等。作家陳彥寫出《裝臺》《主角》等小說，致敬刁順子等底層勞動者的生命高光，“主角是一路斜坡走陡峭，主角是一生甘苦難嚎啕”。近期，伴隨人文紀錄片《文學的日常》第二季溫暖播映，我們沿作家日常小徑，通向文藝廣袤原野。文藝矚目“非常”，也關注“正常”以及“日常”，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擁抱接地氣、冒熱氣、聚人氣的生活。

深入生活，讓文藝評論充滿正氣、朝氣和銳氣。“山藥蛋派”作家趙樹理是農民生活的“局內人”，樂于與群眾“共事”，寫作更覺“得勁”。他著有《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曾在《說說唱唱》《曲藝》《人民文學》等刊物和中國曲藝家協會工作，其文藝評論集《文藝與生活》收錄了《多看看——紀念魯迅逝世五周年》《青年與創作》等五十多篇文藝評論文章。車爾尼雪夫斯基有“美是生活”的美學觀。當代美學更要面向大眾，面向生活。理論評論應植根生活，拔節而長，揭示文藝價值意蘊，傳承中華美學精神。

從“生活美學”到“美好生活”

當此社會轉型時代，全球化、區域性、都市化、信息化、市場化、多元化、圖像化、碎片化，嬗變速度遠超認知。如何適應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讓藝術之美源于且高于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如何展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如何反思、塑造和引領日常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我們既要謹防“抗日雷劇”如《雷霆戰將》《向著炮火前進》的創作誤區，也要避免沉溺于私人立場、小我尺度或“段子化”的表象，謹防對社會文化生活的公共功能退化，縱容流量至上、“耽改”之風、畸形審美、違法失德等文娛亂象，放任資本、平臺、流量“三位一體”強勢篡改或者消費人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與審美趣味。

中國畫的核心在筆墨，石濤提出“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的命題，在自然山川生命中蒙養即是“生活”。但當前一些書法美術作品并未重新進入“生活”，而只是進入“展廳”及“市場”。重構生活性創作不能僅僅停留在書寫主體的身份突破這一層面，而應全面拓展到書法、美術、文學等創作與整個社會生活的關聯。影視和網絡文藝更成為特定社會城鎮發展、日常生活等層面經歷現代性轉型的重要標志，與時代文化語境共生與同構。

源于生活的文藝并不是生活的翻版和備份，“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生活不是躺平則贏，不能狹隘理解；生活不能“隔著三層”，避免隔靴搔癢；文藝還應高于生活，刻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文藝和審美活動成為個體介入社會、改造生活的重要方式。文藝要“解乏”并“解惑”，幫助人們理解自身處境和想象可能生活，實現審美、藝術、人生的融合。

“文藝創作不僅要有當代生活的底蘊，而且要有文化傳統的血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強調。中國作為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后發國家，需要扎根中華文化沃土。中國文藝發展道路需以中國文化為基礎和內蘊，以時代生活為源頭和面向。生活美學是世界哲學的重要轉向之一，力圖以日常生活作為囊括身體、視覺、空間等視角的哲學基礎，形成理解、闡釋世界的一種體系化哲思。從歷史邏輯看，生活美學在中國的“被發現”，既與新世紀以來中國興起的“日常生活審美化”討論、認為當今中國社會文化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生活革命”關系密切，也與西方學界繼文化研究之后對生活美學的討論相關，試圖打破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將純粹的審美經驗泛化為日常生活經驗。新世紀的“生活美學”建構還蘊含著華夏傳統的生命意識、生活觀念，牽系根脈，事關何以“中國”。始見于《孟子》等典籍的“生活”一詞，是并列結構詞語，“生”指生命、生機、生動，“活”指活動、活力、鮮活。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5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在中國文聯十一大和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等一再強調：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根基，也是文藝創新的寶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文藝創新的重要源泉。《唐宮夜宴》《洛神水賦》《國家寶藏》《只此青綠》《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夢華錄》等文藝作品守正創新，國學熱、古風熱、漢服熱、中華美食熱、文創熱等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題的熱潮不斷興起，本然回溯中國古典生活，體現創作者和觀賞者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欣賞和審美觀照，并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走向未來。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出自毛主席1958年的《七律二首·送瘟神》。青綠山峰作橋，引來源頭活水，“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疫情好轉，且“下馬看花”、細品生活。柴米油鹽浸潤星辰大海，鍋碗瓢盆盛滿詩和遠方。從“生生”到“日用”，“美好生活”既是客觀狀態，又是主觀建構。回到生活本真態，既是中國藝術特點，也體現中國文藝現代轉型的更富美學本體意味的愿景路徑。

（何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處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