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青年作家北雁的小說《駿馬》發表于《中國鐵路文藝》，后被《作品與爭鳴》2022年第1期轉載，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小說以“馴馬—騎馬—賽馬—偷馬”的故事為主線，借重“駿馬”這一象征符號，高揚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與蓬勃旺盛的民族民間文化精神，抒情意蘊濃郁，象征意味深沉。強悍、勁健、迅捷的“駿馬”形象寄寓著矯健頑強、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生命力，傳達出一種堅韌不拔的生命意志和生態意識，也隱含著民族民間文化與現代性的交流與對話，成為作家寄托民族情感、書寫彝族人民生活的文化中介。作家飽含激情禮贊勁健的生命形式，接續了民族民間文化的傳統，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傳統”，而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傳統”，即把當下作為文化實踐和理論思考的基點，使文化傳統成為現代性資源而非束縛。小說關注民族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生命活力與傳承動力，將自由與自在、現實與想象、生存與生命糅合融通，建構出一個生機盎然的生命空間，一個意義充盈的審美世界。

“駿馬”這一典型形象具有鮮明的象征意味，揭示出民族精神在變遷中不變的姿態和立場。小說中291次出現“馬”，10次出現“駿馬”，它成為一種歷經磨難卻依舊剛毅不屈、淳樸豪邁的民族文化精神象征。這匹叫作“閃電”的白馬，不僅是一個力量勁健、昂揚奔放的動物形象，更維系著民族文化根基和生命活力，象征著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氣概。“閃電”從神秘的遠古走來，貫穿于彝族的奮斗史與遷徙史中。“事實上就是因為有了馬，讓彝族人漫長的歷史從此變得多彩和浪漫起來，甚至還因此而充滿了波瀾和起伏跌宕。”“那真是一匹高大英武的駿馬。一身璨白的毛沒有一絲雜色，如同耀眼的閃電，馱著新娘從村子中心的大路上走過，一頭扎入村后的大山之中，用堅實有力的蹄印擦破黎明。從此，山間鶯歌燕舞、流泉歡唱、鼠戲荊藤。山村的清晨就這樣開始了。”作家用自然靈動的筆調將生機勃勃的鄉野景觀清晰地呈現出來。“閃電”身上散發出的神性與靈性，是彝族人萬物有靈觀念的自然表現，人性的淳樸與自然的生機，借助兼具“力與美”“剛與柔”的駿馬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我敬愛的阿普（爺爺）就是一個非常懂馬的彝族人。他把大半輩子心血都交給一匹匹山間的奔馬，最終為我阿達培育了那匹在莽莽羅坪山間飛馳的白馬，如同一道耀眼的霹靂，一眨眼就能從這個山頭越到那個山頭。”“那種帶著征服和統治意味的奔跑，不止征服了賽場，還征服了所有人的眼球。”作家以仰望的姿態樹立起駿馬形象，表明了人與自然互蘊共榮的文化立場，展示出彝族人民獨特的道德情感、人文風情和審美趣味以及特定文化環境中的民族精神，豐富了小說的生命活力和精神內涵，使其文化韻味雋永悠長。

鄉土是作家獲得文學生命力的源泉。北雁有著濃厚的鄉土依戀情結，故鄉山水是他寫作的重要來源。北雁本人是白族，但從小在彝族、漢族和白族雜居的多民族聚居區長大，從小受多元文化熏陶，他的文學之根帶著“彝人的血脈，在這片土地上延伸”。小說多次出現“騎龍山”“我們陸家村”“羅坪山”，“滋養故鄉人民和牛馬草木的羅坪山”孕育一切，亦包容一切。“為什么我總深愛著羅坪山這片豐腴的故土，那是因為我深愛著和羅坪山一樣豐腴的故鄉女人，還有和羅坪山山脊一樣厚實的男人，以及那一匹匹讓我們彝族人無比自豪的駿馬。”這就是故鄉的分量、思念的重量。作家進行地域選擇的背后，隱含的是對文化的抉擇，小說以多維視角呈現亙古不變的山地文化自然景觀和特征，透視彝族文化生態的變遷歷程，表達出獨特的地域文化生態理念。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作家沉潛到日常生活的深處，以充沛飽滿、自由自在的情感作為作品內在的精神支撐，真誠審視和表現民族文化形態，凝聚起歷史與現實、人生與人性之間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作家深情描摹人群的生活本相，“那一撥撥進出山林的趕馬人、拾菌人、養蜂人、采藥人、砍柴人、牧人、手藝人和生意人”，揭示出人們的欲念、情感、意志、行為和理想。個體生命是如此多維立體，頑強的生命活力、不屈的生存意志、堅定的生活信念是他們面對現實生活時升騰的希望。作者描摹彝鄉“歌舞升平”的日常生活：“那些被我深愛著的奶奶、媽媽、伯母、嬸姨、舅媽、姐姐和妹妹們……居然會有如此曼妙的舞姿，如此奔放的舞步，如此樂觀的笑容，如此豁達的胸襟，如此嘹亮的歌聲。”“騎龍山村的女子是以歌舞和刺繡著稱的，而阿母的歌聲無疑是整個村子最嘹亮動聽的，像是一只清潤明朗的夜鶯。”作家有意強化對社會風情和人文景觀的描繪，呈現出充滿生命力的民間世界，讓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一顆顆跳動的心和一個個活著的魂，感受到生命的激情與美好,人性的樸實與率真、忠厚與善良。這是一曲生命的贊歌，因了生命的釋放，才有了鮮活飽滿、氣韻生動的人性之美。

北雁熟稔運用倒敘、插敘、閃回、交叉、復現等敘事手段，重組甚至逆轉歷史敘述的線性鏈條，構建自由穿梭的時間場域，以多元方式書寫族群的歷史記憶與現實生活。特定的話語建制和詩意抒寫，形成了其獨特而復雜的敘事話語結構。《駿馬》用漢語寫就，但呈現出鮮明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特質，“阿達”（父親）、“阿普”（祖父）、“諾蘇人”（彝族的一個支系）等稱謂語自然地出現在小說中，提供了一種新鮮的表達，產生了一種異質性、陌生化的語言感受，打破了漢語的思維習慣和表達方式，使之成為表達本民族獨特思維和獨有文化之載體。尤其是將神話、史詩、歌謠、傳說故事熔為一爐，以神話傳說演繹現代故事，依靠歷史的縱深，構筑小說特定的文化歸屬、情感歸屬與民族性格，體現出作家在現代性語境下獨特而復雜的情感體驗、生活經驗和藝術探索。

小說開篇寫道：“作為云嶺高原上我們這個以賽馬著稱的陸家村的孩子，接下來我要給大家講述的就是一個關于駿馬的故事。”開門見山，直擊主題，以第一人稱敘事來建構明確的身份認證和民族認同。民族文化元素與故事情節敘述形成一種對應與對話，情景交融、虛實相生，指向更加豐富的文化語境。小說結尾寫道：“離天空最近的羅坪山彩云崗頂上，歌不止，舞不斷，酒不停。此刻美麗的白馬閃電正靜靜地臥在青草叢中，咀嚼著甘甜……”開放式結局給人以無限遐想的空間和理性反思的余地。作家將自我融入天地萬物間，用文字描繪奇異絢麗的畫卷，感知天地山巒、萬物生靈。人、事、物、景彼此相依，密切纏繞，這是融入生命感受的寫作，世間萬物自然地存在，真誠而溫暖、詩意且靈動。小說延續著母語的審美傳統和文明體系，同時也涵納了豐盈的社會歷史質素，展現了作家出色的敘事話語建構能力，賦予了作品復雜的現代精神向度和良好的審美品質。

綜上所述，北雁的短篇小說《駿馬》以“駿馬”為象征符號，細致多元地展現了彝族賴以生存的文化之根和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脈。蒙太奇式的場景轉換明快跳躍，白描式的環境描寫干凈利落，熱火朝天的賽馬場面驚心動魄，敘事與抒情、靜思與雄辯、樸素的表達與雄奇的想象融為一體，筆觸既涉獵現實生活，同時又深情回望本民族的生存處境和發展空間，昭示著作者對現代文明的依存和對本民族文化的回歸，以及對生活題材的現代把握和詩性書寫。這是作家個體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的審美升華，滲透著鮮明的地域特點和獨特的生存范式，蘊藏著耐人尋味的象征意味、深邃多元的文化隱喻和豐富多樣的審美意蘊，感情發自肺腑、誠摯動人，文風質樸自然、詩意豐美。美中不足的是主題意義缺乏多層面和多向度開掘，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內在的單薄；激情抒懷有余而理性審視不足，藝術形象的具體性與生動性描摹、文化內涵的層次性與深刻性發掘尚可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