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璋致袁莉的手札

2022年2月22日傍晚，《文匯報》的友人傳來訊息：羅新璋先生走了。

我一陣暈眩，胃也開始奇怪地絞痛起來。事后才意識到身體的不適很誠實地反映了那一刻內(nèi)心的悲傷。我和羅先生相識于一九九五年五月，恩師許鈞教授組織我們幾個研究生參與《紅與黑》的漢譯大討論。如果說當年是許老師為我開啟了法國文學翻譯的大門，那么羅先生就是在我進門之后看到的走廊盡頭那一盞華燈，很迷人，一直在吸引著我往前走。它發(fā)出的光有時強，有時弱，但始終亮在那里，散發(fā)著柔和溫暖的光芒。如今，這盞燈熄滅了。

自稱“沒有多少譯作的翻譯家”

被譽為“傅譯傳人”的羅新璋先生對文學翻譯下的功夫最深，譯作算來卻并不多，出了單行本的僅有《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當與伊瑟》《栗樹下的晚餐》《紅與黑》等。可是在行內(nèi)人看來，羅譯的每一本都是精品，有的甚至可以說是極品。先生的至交好友兼學弟施康強曾在一篇《紅與黑》的評論文章中透露：“（羅）用整整兩年工夫譯此書，朝譯夕改，孜孜而倦，倦后復孜孜如故。”羅先生自謙只會下“笨功夫”，充其量只能“日譯五百字”。筆者收到過羅先生親自題簽的前后四五個版本的《紅與黑》，據(jù)說每本都在舊譯的基礎上有改動，有的印出來了仍不滿意，就直接在新書上改。2015年的圣誕節(jié)，在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那一版的扉頁上，羅先生寫道：“拙譯出有二十幾版，大多依出版社主意面目各異。只此版較符合規(guī)格，尚可。”

《列那狐的故事》是羅先生生前最喜歡送人的作品，可見他對這本小書十分偏愛。“列那狐”、“貓伯伯”、“叫天曉”（公雞）、“黑爾懵”（烏鴉太太）……這些音義兼得的名字加上活靈活現(xiàn)的對話，很能體現(xiàn)先生儒雅的外表下幽默又俏皮的一面。他那一輩的知識分子往往行事低調(diào)，文字內(nèi)斂，可這本書我猜是他借文字充分釋放天性的一次機會。法國中世紀寓言常用擬人化的動物故事來諷刺現(xiàn)實，描摹人情世態(tài)，字里行間最能展現(xiàn)人生智慧，羅先生在1988年版的小引中寫道：“以前曾零星譯過點法國名家作品，有時譯得不勝其苦，但這本列那狐無疑是譯得最有趣、最愉快的一本書。……愿這本讀物，能陪伴少年朋友度過一個有趣而愉快的星期天下午！”

《特里斯當與伊瑟》雖然也只有一百多頁的篇幅，卻是羅先生最耗心力的一本書。這個傳奇故事起源于歐洲凱爾特人的傳說，后成為用古法語寫的騎士文學代表作，羅先生翻譯時所依據(jù)的原文是1900年貝迪耶的改寫本。據(jù)先生贈書時所告：該故事講的是中世紀典雅愛情，改寫后的語言也是百年前古色古香的學院派法語，譯本“有必要讓讀者產(chǎn)生一種時間上的距離感”。大家請看結尾這一段：“列位看官，前代的游吟詩人為普天下有情人敘述過這段傳奇。他們命我向諸位致意。向所有多思的人與有福的人，失意的人與抱有熱望的人，快活的人與惶惑的人，總之，向一切有情人致意。祝愿他們從這千古佳話中，能獲得安慰，以抵御世道的無常與不平，人生的抑郁與艱辛，以及愛情的種種不幸！”

羅先生年輕的時候曾伏案抄寫“傅譯”二百五十余萬字，并與傅雷先生通信十余則，這在翻譯界已被傳為佳話，人家封他一個“傅譯傳人”的美名，向來謙遜不爭的羅先生這回倒是欣欣然接受，我想一來因為他實在太愛傅雷，二來他也相信這世上沒人能比他更熟悉傅雷文字的氣息、情調(diào)和韻味。但其實“羅譯”也是自帶鮮明風格的，就好像一個武林高手最終把師傅傳授的秘笈“化為我有”，比如上述提到的幾部譯作，風格迥異、古今有別，羅先生都處理得錯落有致、筆到意隨、形神兼得，體現(xiàn)了十足的創(chuàng)造力，足以和“傅譯”相媲美。羅先生曾對復旦的學子說過這樣一句話：“譯事心胸手眼不同，譯品自當另有一番境界……”這位自稱是“un 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沒有多少譯作的翻譯家）更在乎的，恐怕是對這一番境界的追求。

無話不談的“忘年交”

1995年的《紅與黑》漢譯大討論，問卷調(diào)查的結果是“直譯派”大獲全勝，支持率占所收問卷近七成。我當時是“再創(chuàng)派”的熱烈擁護者，繼而向?qū)熖岢鲆芯俊拔膶W翻譯主體性”的博士論文課題。恩師許鈞雖然也主張“直譯”，卻對學生無限寬容，慨然允諾我堅持自己的立場，鼓勵我直接給羅新璋和許淵沖這兩位“創(chuàng)譯派”的大家寫信。于是我便與這位大名鼎鼎卻毫無架子的“傅譯傳人”開始了書信來往，漸漸地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忘年交”。如今燈下展讀二十年里羅先生的一封封來信，見字如面，百感交集。

信中有他對我為人為學的指點，有對生活的指導，更多的則是對美的事物的分享。比如1995年夏秋之際的來函，先生寫道：“我的全部本領，是熟讀一家，熟讀傅譯。現(xiàn)在依然是學徒，與你，不過先學后學之分，而且后來必定能居上的！”“做學問，首先是學，誰看的書多，誰的學問大。”“我只有兩次成功的閱讀：花四年時間只看傅譯；四個月在社科院圖書館為寫《翻譯論集》的萬字長文……寫論文，還是要先查資料多看書，勿學得模模糊糊，看書做學問不能功利。”針對我當時所提出的“德國浪漫派本身或許就是一部大的翻譯史，我再想進一步回望我們五四前后的文學史”，羅先生指出：“ （我們可以說）五四后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中國新文學”，“五四后的新文學本身就是一部翻譯作品！也不妨石破天驚一下。此戲言爾，但此戲言如有幾分可靠，不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做一篇大文章出來”，“你文化視界一文，只是忠實地研讀貝爾曼，（做）新文化思考，才是創(chuàng)造性的研讀。”

羅先生的字寫得極瀟灑飄逸，每一張信封上的地址姓名都可以拿來給我當字帖。他說：“有文化教養(yǎng)的人，字應該寫好。不學傅雷，翻不好法文。不臨鄧散木，寫不好鋼筆字。鄧書買不到，文徵明也可以。”“散木字，與傅譯，都偏華麗。白蕉字倒是一個‘散’字，與南京林‘散’之同科，都是學王羲之的。晉以后書法家自稱都學王，但面貌各自不同。瑯琊山游與《醉翁亭記》，生活與藝術，人類精神的splendide（壯麗）與brillant（輝煌）處……”

除了對書法有研究，羅先生還與我分享對音樂的愛好，得知我當時懷孕在身，馬上寄來好幾盒親自轉(zhuǎn)錄的磁帶，認認真真地在封面上抄下所有的曲目名稱、版本、演奏者信息，建議說“胎教就要多聽莫扎特”。他自詡對肖邦最有研究，有一次還得意洋洋地告訴我發(fā)現(xiàn)了肖邦“抄襲”的痕跡：“Plagiat（剽竊）。肖邦名曲升c小調(diào)即興幻想曲，自記‘1835年星期五于巴黎’作，與莫歇斯勒上年發(fā)表的即興曲十分相似，生前未刊印，死后（1855）才有友人披露。妙手重寫，化平淡為神奇。平行寫作，不足取。”

有件事大概知道的人不多，羅先生和周克希先生一樣，考大學時報的第一志愿是數(shù)學系，陰差陽錯被北大錄進西語系后才開始學的法文，所以他常感嘆自己的“藝文基礎差”，“下笨功夫”決不是什么自謙之辭。“我的睡眠是偉人型的，晚睡早起，從不瞌睡。如此勤勉，卻什么也沒干出來。”他羨慕梁啟超、陳寅恪、錢鍾書這等天才人物所擁有的常人不可企及的靈氣，說：“我輩忙一輩子，還不如肖邦隨手彈出的幾個音符！”（見右上手跡）所以，在這樣一個成就斐然卻總愛把自己貶到塵埃里的人面前，任誰不都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掂一掂自己的分量么？有時我難免流露出沮喪之意，羅先生又反過頭來安慰道：“當然不應泄氣，還應盡最大可能，把自己的事做好。爭名逐利，不必，大多數(shù)人最后也沒有多少名多少利。還是安于淡泊，較為明了。但你年輕聰明，至少這十廿年里，要創(chuàng)造自己的輝煌。”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羅先生的名諱里有一“璋”字，君子如玉，人如其名。《古文大略》的第一版先生覺得不甚滿意，遂找我聯(lián)系復旦出版社重出。此書在羅先生的手里已經(jīng)一改再改，交給責任編輯宋文濤的時候他可以說是難得自信滿滿。沒想到宋老師審讀書稿后仍挑出了羅先生的幾處錯誤，本以為老人家會生氣，沒想到羅先生竟興奮異常，電話里連連稱謝。宋文濤事后借用韓愈的話來形容他當時的感受：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其實，羅先生的仁義早在《紅與黑》漢譯大討論的時候就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了，許鈞教授曾不止一次提到羅先生的反饋意見最溫和大度，沒有半點文人相輕的酸味。盡管我知道羅先生對“直譯”一邊倒的調(diào)查結果很是不服，他卻奉行老子“為而不爭”之義，只做自己的事，不與人爭，他甚至這樣寫道：“有了這次排行榜，風勢輪流轉(zhuǎn)，大家都有成功的喜悅，不亦快哉！”詩人翻譯家黃福海對佛經(jīng)翻譯感興趣，偶然讀到羅新璋和陳應年編纂的《翻譯論集》，趁一次陸谷孫先生府上小聚的機會，把對書中的一些意見告知了羅先生，“他居然虛懷若谷，大多采用了，還在新版的后記中提到我。再后來讀到他的《古文大略》，我驚訝于他的眼界之寬廣，見識之敏銳”。

羅先生的仁義還表現(xiàn)在他對知交、故友的感念、幫襯上。譯林出版社十五人合譯的《追憶似水年華》于上世紀末出版，這部皇皇巨著的卷一負責開篇的譯者名叫李恒基，是羅新璋先生北大西語系的同班同學，可惜在1999年的夏末因病去世。曾經(jīng)不止一次，羅先生在信里和我談起李恒基，說他極有才華，舉止高貴，讀書期間曾對他影響甚巨：“李兄專擅在譯詩，貼切而自然。繆塞的《詠月》，是法文詩里的名篇，且讀他所譯的其中三節(jié)，便可看出屬辭流便，機杼自具……”這位好同學的英年早逝令他十分心痛，更惋惜其詩稿散落在外，未能有人幫助收集、整理，結冊出版，致其詩才埋沒乃至終被遺忘。于是大約在七八年前，羅先生自告奮勇地親自著手收集李恒基的譯詩，并將部分精心保存的故友手稿交付與我，上面甚至還有他親筆批閱修改過的痕跡，寄望有朝一日能幫這位昔日的同窗留下千古詩名。

除此之外，我的手上還珍藏有另一份無比貴重的禮物，是羅先生2011年秋相贈與的、他的恩師羅大岡于1972年11月送給他的簽名本《法譯百首唐詩絕句》（La Baconière 1947年版）。羅大岡先生于1939年拿到巴黎索邦大學的文學博士，是最早將孟德斯鳩、路易·阿拉貢、保羅·艾呂雅和羅曼·羅蘭引入中國的譯者之一，也是第一位用法語研究唐詩、翻譯唐詩并且有詩集在法國出版的中國人。在此書的扉頁上，既有老師題贈給愛徒的親筆，也有愛徒為恩師題簽的頌辭：“別林斯基稱：過一定歷史時期，各人回到相應地位。羅師誠大崗也（grande colline，巍峨山崗），尤令吾輩汗顏！”——崇敬、懷念、自勵之情躍然紙上，我想羅先生以此書相贈，也是希望能令恩師的精神氣質(zhì)有所傳承和接續(xù)吧！

這些日子在案頭一封封展讀這些猶如書法作品的美麗信函，我發(fā)現(xiàn)幾乎每個信箋結尾的署名前都有“匆匆”二字。聯(lián)想到三四年前我曾在電話里問羅先生何時再來復旦講學，他答“恐怕沒時間，手頭要做的事多，年紀大了，動作慢……”想必羅先生心里焦急，想必他還有許多計劃未完成，可是他就這樣與我們告別，這回連“匆匆”二字都來不及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