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流行的“數字時代”“算法時代”等時髦術語，已經開始入侵文學領地，似乎暗含著一種技術崇拜的價值取向，但我覺得，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文學”存在的價值。對于科學技術意義上的“算法”，我是門外漢。但我經常看到有人坐在路邊搞“算法”，他們當然不是在幫你數錢，而是要為你計算那些你自己算不了的事情，比如命運、愛情、來世那些重大問題，仿佛在“替天行道”似的。盡管這種行為有“封建迷信”的嫌疑，但是這種古老的“命運兇吉算法”至今依然存在且流行，說明人類還是有算不清楚的時候，還是有算不明白的問題。那怎么辦呢?一方面，我們要努力學習，提高“人算”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要完全拒絕“天算”。文學藝術經典中的超驗部分，往往有這種功能，比如《紅樓夢》開篇的神話和預言。

人會算計，這是一種操控世界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可視之為“主體性”凸顯的重要標志之一，屬于科學技術范疇。天也會算計，它算那些人算不了的事情，其中隱含著作為主體之人無法企及的神秘，應該屬于神話學詩學或者玄學的范疇。這兩者似乎了無干系，人類和上天，各算各的賬，仿佛井水不犯河水。深究起來，井水跟河水有更深層的聯系，河水經常要犯井水。通過滲水巖層，地表河水的水位高低，決定了地下水的水位高低。所以不要簡單地將河水跟井水粗暴地分開。

古希臘雅典城邦的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也是將“人算”與“天算”分而論之的人，而且鼓勵個人僭越到“天算”領域。他認為，哲學不生產知識，哲學產生于人類對不可知事物的“迷惑”和“驚異”。同時，哲學也包含著人類試圖擺脫“愚蠢”的渴求。哲學只為自己而存在，它從來都不為“任何利益”服務，它追求的是“上窺天機”的“智慧”，因而是“唯一的自由學術”和“神圣的知識”。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很誘人，拉近了人類思維與最高智慧之間的距離，也改寫了無知(愚蠢)與知識(智慧)的邊界，還讓那些高遠的神秘知識與人類之間，有了親近的可能性，從而使得人類的思想形象能夠維持在一個高水準的尊嚴層面。

但我不得不說，亞里士多德的話過于絕對了，至少對古老的東方智慧而言，它是不完全的。比如，“不為任何其他利益而尋求智慧”的這個說法，就過于絕對。因為，我們能夠找到許多既“尋求利益”又“獲得智慧”的例證。比如，上古中國的商朝人，利用龜甲的裂紋占卜兇吉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就包含著“獲取利益”和“尋求智慧”的雙重訴求。我們可以給這一思維模式和相應的行為命名為“兇吉二元算法”。這種算法的有效性到底怎么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也難以求證。此外，還有中國先秦哲學著作《周易》，傳說那是周朝人的著述。它是為了應對外部兇險環境而發明的另一種算法，可以視之為商朝人“兇吉二元算法”的變種和升級版，不妨稱之為“陰陽二元算法”。有人說這是“二進制算法”的先驅，我們姑且聽之。《周易》的“陰陽二元算法”，利用蓍草形成的“卦象”進行占卜，既有尋求避開兇險之途的實用目的，又有試圖窺見神秘天機的超越性訴求，因此，它捎帶著還成就了一種偉大的智慧，一種先知預言的方法論。作為“先知之書”，《周易》是一部沒有作者的著作，它體現了古代中國人的集體智慧，也是東方神秘主義智慧的重要源頭。

托名于“黃帝”或者“岐伯”的中國古代醫學哲學著作《黃帝內經·素問》和《黃帝內經·靈樞經》，同樣是沒有作者的著作，也是古代中國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這部奇書，既是一種指向“混沌未開”或者“元氣未裂”的“人體烏托邦”理想；同時也是一種“陰陽和合”“天人合一”“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學思想的生命演繹；更是一種具有實用救命價值的“人體烏托邦算法”。與“兇吉二元算法”和“陰陽二元算法”相比，《黃帝內經》的“人體烏托邦算法”更接近科學，因為事關人的小命兒，不可云山霧罩不落實處。但中醫哲學畢竟不是狹義的“科學”，離狹義的“科學”還有一定距離，帶有哲學乃至詩學色彩。中醫理論將哲學(對人體小宇宙秘密和自然大宇宙天機的猜想)和技術(觀察診斷人體的病象，提供預防和治療的方案)合二為一，將技術實用功能和智慧超越功能合二為一。不但估算人體健康狀況，還要預測命運的進程和走向。

上述那些古老的“算法”很難立即得到驗算。不能驗算就很難說是科學，因為科學是可以反復驗算并得出相同結果的。但我以為，不能驗算就不是科學的說法過于絕對。科學也有失算的時候，一旦時空條件發生變化，它就算不靈了，它的驗算就出錯了。小兇小吉(手機壞了或炒股贏了)的小經驗，可以驗算；大兇大吉(重大災變或生死消息)的大經驗，無法驗算。那些古老“算法”，算對了就是科學，算錯了就是巫術，半對半錯就只能當作詩學或者哲學了。人類命運這一類運算結果，屬于“天機”消息，用不著急于去驗算，可以把它交給1000年為單位的歷史長時段，交給未來去驗算。人體之謎、人性之惑、人類之運，成了迷人的神秘主義詩學。因此，《周易》《黃帝內經》，同時也是最尖端高深的詩學著作。

最早的“人算”和“天算”，其實是合而未分、混沌一體的，因為那時候沒法分，那時候天人相通相親，天理與人道并不隔膜。科學技術和哲學詩學的分道揚鑣，是后來才有的事情。面對這種“分離”狀態，莊子在《天下篇》中宣稱：“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隨即發“悲夫”之哀嘆。他嘆“道術”(總括的形而上學)被“方術”(分治的學科技術)所取代。(近人蔣錫昌認為，“方術”只是“道術”的一部分，此說甚是。)盡管莊子十分清楚地知道“百家眾技，皆有所長”，但他還是站在追求“道術”的更高的完美立場，批評了“機械制造工程師”墨翟，批評了“邏輯算法工程師”公孫龍子，還批評了“神秘主義天文學科”創始人宋钘等，批評他們“往而不返，必不合(道)矣!”以至于令后人不見天地之純美，世界之全體。

上面所引莊子的觀點，不完全代表我的觀點。我非常敬重那些致力于為人類日常生活造福的工程師，他們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他們是最早擺脫那種沉溺于中世紀幻想玄思狀態的先驅。比如，發明蒸汽機的英國工程師詹姆斯·瓦特，就非常了不起。他面對著火爐上開水壺的鐵蓋的跳動，無問兇吉，處變不驚，沉著冷靜，用近代“機器制造算法”，算出溫度升高導致液體轉化為氣體，算出氣體膨脹產生蒸汽的推動力，算出熱能轉化為動能的原理。瓦特的“方術”，引發了人類勞動方式的巨大變革，首先是將人類從牛一般的重負之中解救出來了，把人類移動速度提高了無數倍，還順便改寫了人類的時空觀念。對此，針對龜甲牛骨裂紋的“兇吉二元算法”，還有《易經》蓍草哲學的“陰陽二元算法”無能為力。

假如我們以1000年的長時段為思考的時間單位，那么，這個“兇吉陰陽二元算法”就有了用武之地。英國工程師詹姆斯·瓦特做夢也沒想到，他的蒸汽機將人類從艱辛的勞作中解救出來的同時，卻培養了大批懶漢、寄生蟲、食利者、資本家、剝削階級。這才不到300年的時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全世界熱愛勞動的人，難道都要變成懶漢和寄生蟲?此可謂不吉也!不可謂不兇也!此時此刻，在古老的“兇吉陰陽二元算法”面前，近代“機器制造算法”，頓時就顯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它就只能是“方術”而不是“道術”。問題不是出在“機器制造算法”本身，而是因為時空條件發生了變化。而古老的“兇吉陰陽二元算法”，正是一種對時空變異極其敏感的算法。所謂“易”之三義，是“簡易”的，也是“不易”的，更是“變易”的!

對機械靜止的“方術”的信任和依賴，是現代文化的重要命題之一，同時又是現代文學藝術反思的對象。俄國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二二得四”的鐵律和石墻，與個體的“自由意志”了無干系。陀氏筆下的主人公“地下室人”，在大聲喊叫，寧愿在“二二得四”的石墻上撞死，也不愿讓“自由意志”臣服在乘法口訣表的鐵律面前。在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客觀規律”和“自由意志”作為正反兩方面的例證相對舉。與此相似的是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他將“資本主義理性精神”一分為二，一個是合乎“純粹物質目的”的理性，或稱之為“工具理性”。一個是合乎“情緒或者價值”的理性，或稱之為“價值理性”。馬克斯·韋伯盡管試圖調和這兩種理性的矛盾，但他還是忍不住大發議論：“沒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里生活；沒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沒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如果不會，那么會不會在某種驟發的妄自尊大情緒的掩飾下產生一種機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沒人知道。因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的，這樣來評說這個文化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可見，道理歸道理，情感歸情感，邏輯解決不了所有問題，“工具理性”帶來的福祉是有限的，“價值理性”面臨的問題，還得另外求簽。那些遭人另眼的古老算法或許也不是完全無能為力。

我們身處其中的這個時代，正借助于芯片和納米技術等高科技——計算機、跟蹤器、竊聽器、電子眼、智能手機、平板電腦、機器人、任天堂四代，等等——為我們造福，同時將我們帶入深淵。人類已經完全進入了所謂的“算計時代”或者“算法時代”。跟商朝人的“兇吉二元算法”，周朝人的“陰陽二元算法”，黃帝和岐伯的“人體烏托邦算法”，詹姆斯·瓦特的“機械制造算法”相比，今天的高科技“芯片數字算法”貌似更高級，但在回答“價值理性”的疑問之時，我總覺得，它很容易蛻化為“高級黑算法”。我們被無處不在的“高級黑算法”所包圍。它帶來的無疑并非全是福音，更多的甚至是焦慮、煩惱、恐懼、厭倦、無奈。因此，“躺平”的打算始終在心頭。我們在這樣一個“芯片數字算法”浸淫的背景之下討論人文和文學，倒也另有一番甜酸苦辣。寫到這里，“人算不如天算”的古老諺語，又在我耳邊響起。

這篇文章，是我為自己的最新論文集《故事的過去與未來》所寫的序言，其實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論文集是從我2013年以來發表的論文中精選來的。八年二三十萬字，多乎哉不多也!但我仍覺得有些雜亂。好在它還有熱鬧的長處：中國故事、城市經驗、類型文學、科幻小說、二次元世界、敘事結構、典型人物、高雅文學、青花瓷美學、殷墟和朝歌酒池肉林之盛況，老子和莊子的告誡，諸多的元素相邀在一起，仿佛是應“文學”之約而來。書名就叫作《故事的過去與未來》，討論的核心主題是“數字時代的文學”，重心還是“文學”。詞組“數字時代”在這個偏正結構短語中，不過是個定語，一個修飾詞組，一種難以擺脫的語境和背景。讓事物來修飾文學，而不是用文學去修飾事物，也是我心之所向的愿望。因此，盡管“人算”難以替代“天算”，但我依然要肯定“人算”，并因此感到欣喜激動。倘若沒有“人算”，“天算”與我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