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深色服裝，戴著黑色墨鏡，一張輪廓分明的臉配上板寸，騎著輛有點舊的二八男車，穿行在北京西城的簡易樓之間，遠遠望去有點“酷”，像是《教父》中的人物——這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張承志的日常形象。

在多年的交往中，盡管隨著生活閱歷的增加，張承志在處事方面的態度有些變化，總的感覺是他似乎更加謹慎了，對許多事情都抱著一種警惕的姿態，但他的真誠與隨和依然沒變：握手依然很熱情，笑聲依然很爽朗，話語依然富有很強的感染力。

一

從1986年的初次相識到現在，一晃三十余年過去了。

記得當時我剛從大學畢業分配到外文版的《中國文學》雜志工作。因為要向國外讀者介紹張承志的作品《北方的河》，同時要配發一篇介紹作家及其創作情況的文章，編輯部主任便向張承志寫信，說了我們的計劃。不久張承志寄來了一篇他的詩人朋友寫的文章。我們的主任看了覺得不能用，可能是因為朋友之間彼此太熟悉的緣故，情緒化的東西比較多，寫得不太客觀，有點像各種印象片斷的組合，不符合我們的用稿要求。這樣就有點麻煩了，因為是通過張承志約寫的，退稿似不合適，委婉地轉達了我們的想法,但作者不同意按要求加以修改。幾次商討未果，最后編輯部決定讓我這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去采訪一次張承志，以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

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一次采訪，采訪對象又是位名作家，心中難免有些忐忑。但當我在一個冬日的上午，踏著雪凝成冰的路面，穿越半個北京城，終于來到張承志位于南三里屯的簡陋的住所時（他戲稱為貧民窟），張承志的熱情與誠懇立即打消了我所有的顧慮，并由此開啟了我與他長達數十年的交往。

我的那篇題名《跋涉》的采訪文章刊登后，受到了不少鼓勵：國外讀者來信稱贊“文筆漂亮”，在局里的優秀文章評比中得了個二等獎，并被收入《對外傳播文選》一書；最讓我感到榮幸的是，張承志把我寄給他的打印稿存放在了他的文件夾內，他告訴我，他只收藏了三篇文章（另兩篇分別是青年評論家蔡翔的《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游》和南帆的《張承志小說中的感悟》）。

接下去就是因編輯英文版《黑駿馬》與法文版《北方的河》，我們之間有了更多的聯系。

當時張承志發表了一篇觀點頗為激烈的文章《美文的沙漠》，在文壇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他認為，從根本上來說，美文是“不可譯”的。當然這也是由于缺少學識修養方面功力深厚的譯者的緣故。無奈的是，張承志的作品也得過翻譯這道關啊（當許多作家想進軍海外市場，紛紛“降格以求”時，他拒絕過不少“不懂”他的作品內涵的外國漢學家的翻譯請求）。他當時對英文版《黑駿馬》譯者的要求是：寧肯中文差，也一定要“外文真的好”。他還特意在英譯本序言中用一個蒙古族關于馬的故事告訴外國讀者：他希望他們能有一種牧民的tanihu（“認”的能力），不管毛色如何變化，都能一眼“認”出馬的本質。

雖然對“馬的顏色”多少持懷疑態度，但他對英文版選用自己的一幅油畫作為封面卻是贊不絕口，像孩子一樣激動，讓新書與他夜夜“共眠”，甚至覺得他自己的原畫不如書上印得好。他寫信告訴我：當他把新書拿給日本友人看時，“大受稱贊！每個人都說好極了”，這個英文版也成了他在日本“被人傳說最多的一本書”。

二

說起畫畫，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張承志曾經不無驕傲地跟我說，他所擁有的梵高畫冊比任何一位美院的學生都要全。他還說過：梵高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那就是我。足見其對梵高作品的偏愛。

由于醉心于色彩，張承志索性開始了自己的副業——繪畫生涯。他曾經認真地去聽過幾次課，在了解了油畫的一些基本手法后，他便開始狂熱地在家畫上了，書房中到處掛著他的“習作”。他說畫畫是為了休息腦子，順便也給房間作裝飾。

后來這一裝飾也延伸到了圖書的插圖中，那便是他在旅途中匆匆畫下的人物及風景的速寫。當然畫得最多的是他熟悉的題材：在內蒙古的插隊生活以及西海固地區的蒼涼風景。其中有一幅《太陽下山了》，曾有幾個日本人欲出高價購買，終因張承志不愿“割愛”而未成交。他的一幅作品《暴風雨前的白馬》曾經參加過海軍系統油畫作品展，并獲得了二等獎。他也經常拿他的畫作送人，送過后也就忘記了。有一次一個朋友到日本友人家拜訪，進到屋內，發現玄關處的墻上掛著張承志的一幅油畫，驚喜之下拍了照片送給張承志（后來張承志把它存在電腦里當屏保了）。這件事令他深受感動。

張承志的才情是多方面的。他在本專業——民族歷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曾經用日文寫過《在中國信仰》等學術著作，他的實地考察的研究方式也為日本同行所敬佩。在文學創作方面，除了小說創作上的聲譽卓著（他寫草原生活的小說曾讓蒙古族老作家感嘆“我寫不過承志”），散文寫作更是得心應手，揮灑自如，并且時常把這兩種文體的作品寫得具有詩的質地。

而在創作之余，他還有不少好的攝影作品，法文版《北方的河》的封面就選用了一張他很得意的“極雄偉”的黃河照片。除了繪畫與攝影，他的書法作品也很受歡迎。揚州仙鶴寺就留有他書寫的一副對聯：仙鶴舒尾振翅，汶水歸道揚波。橫批是阿拉伯語，意為：若真主意欲?？芍^風格別具。以題墨古寺的方式建議一個古城搶救方案，更顯示了他的用心良苦。有意思的是，他的書法與他平時寫字的風格驚人的一致：很勁道，“都是骨頭”。更令人驚奇的是，他能用漢、蒙、阿、日四種文字書寫！這樣強大的語言能力在當代作家中堪稱獨步，但他笑言自己的書法不過是“糊壁農戶做窗花”。他跟我說，寫對聯送給農民朋友是為了表達一點心意，每次下鄉的時候吃住在朋友家，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

三

與張承志交往，當我完成了必要的工作任務后，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分享他的音樂收藏了。當初在他的“貧民窟”那間十來平方米的臥室兼書房里，掛著一把吉他，一張梵高的小型油畫（這些都是張承志在作品中多次描繪過的心愛之物），另外還有一幅我不太熟悉卻又一下子被吸引了的日本歌手岡林信康的演出肖像，題名為“不戴手套的拳頭”。黑白分明的線條勾勒出一個男子的側面輪廓，低垂的眼簾，握著話筒的手，整個神情顯得激情而又憂傷。我們的話題便很自然地從這幅肖像引發了開去。記得當時張承志為我挑選了一張唱片，用家中唯一的奢侈品——“山水”組合音響（他在日本進修時“啃”了一年的方便面省錢換來的）進行播放，于是岡林那略帶沙啞的男音便在室內流淌了起來。

后來我更常去的地方是他位于海軍大院的家。當時印象最深的是，他很愛抽“莫合煙”，經常是一邊跟我聊天，一邊撕張紙精心地卷著煙葉“自產自銷”。他還愛喝自己煮的咖啡，很推崇海南生產的興隆咖啡。客人來時，他總要煮上一壺。當咖啡濃郁的清香開始在室內流溢時，他便會打開音響，放一段搖滾歌王鮑勃·迪倫的歌曲，聽得最多的是那首著名的《再來一杯咖啡》：“上路之前，請再喝一杯咖啡……”見我很有共鳴，他就去拿出珍藏的唱片與磁帶供我挑選，還為我翻錄了不少好聽的日文及英文歌曲磁帶，錄好后他還不厭其煩地在每盒封面上一一寫好歌名，可謂耐心細致之至。

可能是出于“惜時”的習慣吧，張承志出門一趟，往往要辦好幾件事，因此我們見面時也常在某個公交車站“站聊”，或找個麥當勞小坐一會兒。但在通信方面，張承志從來也不耽誤，回復得也最及時，哪怕是最忙亂的時候，也會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把別人托付的事辦妥。當然也有忘記的時候，這時候你若提醒他，他便會拍拍自己的腦袋自責一番，然后認真地記下來。

1990年他從日本輾轉去加拿大時，揣著零起點的英語投身于陌生的英語世界，為生存所迫，他甚至去餐館打工，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因此那時候的信件多流露出謀生、奮斗的不易，對現實的憤懣不平之氣時常溢于筆端，但在泥潭中掙扎時仍不忘安慰鼓勵我，說一些令人感動的溫暖話語，字跡雖然潦草，筆觸卻極為有力，有幾次信紙都被戳破，跟在日本時寫來的精美的信件（從形式到內容）有著天壤之別。

出于多年來對我的信任，2004年，他把一本不少出版社都想爭取的散文集交給了我，這便是他先后花六個月時間、兩次奔赴西班牙及摩洛哥等地艱苦旅行的收獲——《鮮花的廢墟》一書。這是一部情感浸透的筆記，文字的犀利深刻，思想的激烈表達，處處顯露出“張承志式”批判的立場與鋒芒。

作為一個穆斯林，他謹遵教規：用天課賑濟窮人或需要救助的人。在拿到《鮮花的廢墟》（彩插版）稿費時（當時他說這是他一次性收到的最大一筆數額的稿費），他就跟我說過要拿出其中一部分去幫助窮苦百姓。因此當他收到“一生不可再超過的書”——《心靈史》的80萬元（后兌換了10萬美元）稿費時，他決定以此達成自己的一個夙愿：以實際行動幫助巴勒斯坦難民。2012年，他終于得遂所愿：遠赴巴勒斯坦，把10萬美元的稿費，以“手遞手”的方式親手交給了飽受戰亂之苦的難民，對巴勒斯坦人民進行了最為直接的援助，這也是令他最感自豪的事情?！叭松欢仍剿篮?，男兒幾時遂初心”，這既是張承志為自己數十年的作家行旅生涯畫下的一個完美句點，更是一次令人油然而生敬意的壯舉與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