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同志殷切要求黨員干部，要“像領導干部的好榜樣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樣，做一個親民愛民的公仆，做一個忠誠正直的黨員，做一個靠得住、有本事、過得硬、不變質的領導干部”。

仰望歷史天空，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三位在工作崗位上殉職的黨員楷模，像三顆光華璀璨的星，格外耀人眼目。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逢黨的華誕，追尋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三顆人民仰望的星，如何修好為官之德的新時代之問，猶如電光石火，洞穿歷史，貫通未來。

源于“小村總理”的情懷

在渤海根據地中心山東省惠民縣，1947年底從油坊張村出發的南下干部大隊，是揭開山東10萬干部南下序幕的首發陣容。孟冬將盡、寒月在望，焦裕祿和他的戰友在這所準軍事化革命熔爐加鋼淬火3個月，意氣風發隨改稱淮河大隊的軍旅出征。

戰斗行軍，一路艱辛自不待言。為防止國民黨軍飛機轟炸，通常安排夜間行軍，但敵機投下的照明彈亮如白晝，炸彈時常在行軍隊伍附近爆炸。焦裕祿所在的二班，有王殿英、姚采俠、蔣敏等好幾個“花木蘭”，大家背著背包、米袋，有的還攜槍帶彈，足有幾十斤重。每天行軍近百里，班里的戰友腳上都打了泡。焦裕祿搶著幫大家背背包，最多時一人背了4個，還跑前跑后搞宣傳鼓動。長途行軍枯燥乏味，焦裕祿幽默風趣的話語，常使大家開心一笑，忘卻了行軍疲勞；他張口就來的順口溜，上口易記好懂，成了行進中給大家加油的好形式。焦裕祿帶“銅音兒”的金嗓子，領唱《打得好》等隊列歌曲，使全隊激情迸發，士氣大增。一到宿營地，別人累得像一攤泥，焦裕祿卻樂此不疲忙著抱干草、打地鋪，給班里戰友燒水洗腳，直到全班安然就寢。

南下路上最扣人心弦的，還是在敵占區強行通過隴海鐵路。午夜時分，天降大雪。隊員們快速向鐵路線機動，警衛戰士臥在鐵路兩側雪地掩護。女隊員王殿英幾次滑入雪坑，均被焦裕祿拉出。在野雞崗車站附近，女隊員蔣敏突然掉進雪坑不見蹤影。焦裕祿扔掉背包，迅速將人救出。在他悉心關照下，二班無一人掉隊。全隊雪中疾進數小時，終于在拂曉時分到達宿營地。

累并快樂著，雛鷹展翅的焦裕祿南下路上收獲了特殊幸福。

1948年元旦過后的一天晚上，由淮河大隊排演、焦裕祿飾演男主角的歌劇《血淚仇》，在豫皖蘇邊區駐地鄢陵縣北彪崗村上演。邊區和軍區領導同志，同鄰近幾村數千名群眾一起觀看演出。大幕開啟處，浸透著苦難與悲情的歌聲，與當天上午槍決民憤很大的國民黨鄉公所惡棍的槍聲奇妙融合，打開了十里八鄉蓄積已久火山的出口。沉浸劇中的觀眾，怒不可遏向舞臺上的惡霸地主扔石頭，有個眼里冒火的戰士還舉起了槍，被眼疾手快的指揮員按住。世代在地下奔突沖撞的血海深仇，熔巖般呼嘯著噴涌而出，像是要焚毀人世間一切丑惡與不平，成為轟轟烈烈開展的土改建政的先聲。

演出結束后，豫皖蘇邊區黨委副書記章蘊上臺講話。她感謝淮河大隊帶來這么一臺好戲，宣布經報上級批準，原定開進大別山的淮河大隊，根據需要留下來，和當地人民一道，剿匪反霸，開展土改，推進地方政權建設……

始于山東油坊張村的南下，在河南彪崗村戛然而止。焦裕祿及其戰友的勇毅和才華，改變了自己和一個群體的人生軌跡。后來，人們回望焦裕祿及其戰友且歌且行的南下征程，發現這個展示焦裕祿早期服務公眾熱情和才能的平臺，是透視楷模竭誠為民一生和焦裕祿精神緣起的窗口。

《血淚仇》使焦裕祿與黃河中下游交界處結緣后，1948年2月，他作為區工作隊指導員，帶領20多名干部來到敵我拉鋸區尉氏縣彭店區（今鄢陵縣彭店鄉）剿匪反霸，鎮壓了策劃縱火對抗土改的惡霸地主朱德林，組織民兵兩度挫敗鄢陵縣偽保安大隊長洪啟龍率數百匪兵來襲，把彭店區的土改搞得風生水起。任尉氏縣大營區區長后，他在“大營九崗十八洼，洼洼里頭有響馬”的土匪窩，帶領民兵“三擒兩縱黃老三”，粉碎了土匪里應外合暴亂的陰謀，使土匪盤踞多年烏煙瘴氣的大營晴了天。當年11月，焦裕祿被任命為彭店區支前民工大隊長，率領2400多名支前健兒頂風冒雪挺進淮海戰場，圓滿完成了運送面粉、轉移傷員等任務。

1953年6月，焦裕祿由青年團鄭州地委第二書記，選調蘇聯援建重點項目洛陽礦山機械廠（今中信重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幕天席地中帶領工人筑路建廠，再度顯示了越繁忙便越充實、越奮斗便越快樂的稟賦。

1962年6月，焦裕祿調任尉氏縣委書記處書記，當年12月受命赴重災區蘭考主持縣委工作，后任縣委書記，使他渴望為公眾服務的熱情，在天高地闊中得以充分釋放。善良的天性一旦融入黨的宗旨，立刻便光華四射。

我在創作長篇報告文學《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時了解到，焦裕祿發小和同學李安祥曾回憶，焦裕祿從小朦朧孕育的理想，是長大后成為一個識字斷文、諸事皆通、德高望重，能總理村中紅白喜事，為百姓操勞和造福鄉里的人。

“耕讀之外以行仁為務。”源于族譜的家訓，是編織和放飛焦裕祿人生夢想的第一雙手，“小村總理”成為他生命之樹最早開出的理想之花。焦裕祿南下后轉戰大河兩岸16年，無論在哪里奮斗進取，都一以貫之保持了氣勢如虹南下那樣一種精神、那樣一種情懷，都依稀可見南下路上他那永不知疲倦的身影。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優秀人物高尚原生志趣，經革命斗爭實踐提純升華并與黨的初心相契合，從而產生不可估量的倍增和放大效應，在孔繁森和鄭培民身上也得到了驗證。

一次，孔繁森下鄉聽見一位記者晚上睡覺時磨牙，便問他到藏區幾年了？得知這位記者入藏五年常在牧區吃牛羊肉，根據高原肉難以煮熟和常吃風干生肉腸道易生蛔蟲的經驗，孔繁森從自備小藥箱里拿出治蛔蟲的藥，記者服用后很快打下了蟲子。

1994年藏歷新年前，《西藏青年報》記者張焰到阿里札達采訪，孔繁森給他派了一輛車況較好的車保障。傍晚，孔繁森給札達打電話，得知張焰尚未到達，便判斷車在路上出了狀況，急忙協調駐軍前往搜救，果然在路上發現了側翻的汽車。張焰感動地說，要不是孔書記及時派人營救，我們幾個肯定要葬身雪原！

哪里最艱苦，就先到哪里去；哪里最貧窮，就到哪里去蹲點。工人后代鄭培民，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書記任上，爬過湘西最難爬的山，走過湘西最難走的路，去過湘西最窮的村子，住過湘西最窮的人家。上任伊始，他就問：“全州哪個村最窮？”隨后徑赴三面懸崖一面山的叭仁（苗語“山頂”）村，從鄉里徒步4小時，手腳并用爬上這個只有鄉干部到過、累死人也能嚇死人的山頭。他驟然病逝后被稱為“三民書記”（愛民、親民、一心為民），是百姓對有著先憂后樂情懷人民公仆的最高褒獎。

“愛的最高境界是愛人民”

1988年10月，山東聊城行署副專員孔繁森第二次進藏前，給八秩晉七的母親梳完頭，臉貼著老人耳邊顫聲說：“娘，兒又要出遠門了，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要翻好幾座山，過好多條河。”

“三兒啊，咱不去不行嗎？”年邁的母親撫著他的頭問。

“不行啊，娘，咱是黨的人，咱得給公家辦事啊。”

“那就去吧，娘知道公家的事誤了不行。多帶些衣裳、干糧，路上別喝涼水……”

孔繁森長跪不起，流著淚給母親磕完頭，一步三回頭走了。

這一幕，曾經使多少人潸然淚下！擔心兒子喝涼水的老母親哪里知道，兒子要重返的西藏高原地廣人稀，汽車跑半天也不見人煙，沿途既無山泉，更無水井，如詩如畫的湖泊都是鹽湖和半鹽湖，夏天只能喝冰雪融水，冬天只能化冰塊、吃雪團！

1944年7月，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孔繁森降生京杭大運河畔五里墩村（今屬聊城市東昌府區）時，日寇實施的細菌戰和旱災、蝗災，使方圓百里成為無人區。那年母親已43歲了，一手抱著小兒子，一手摟著大孫子，那種艱辛和不易，刀子樣刻進孔繁森的苦難記憶。家貧出孝子。孔繁森特別疼愛一輩子茹苦含辛的母親，當了領導也常忙里偷閑回家，給老人端水送飯，梳頭、洗臉、洗腳、剪指甲，用地排車拉著她看花燈，逛小吃攤……

作為孔子第74代孫，孔繁森何嘗不熟稔“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但他懂得，當黨和人民的事業與個人家庭親情難以得兼時，黨員領導干部應當怎樣對待、怎樣處理、怎樣選擇。

孔繁森首次援藏是1979年，他任聊城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正是人生爬坡最吃勁兒的當口：父親70歲，母親78歲，3個孩子分別是8歲、6歲、2歲，除他之外，一家三代戶口都在農村。組織上動員援藏，他報了名。人們疑惑，他說：“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你也困難，我也困難。但援藏總得有人去吧？”

孔繁森原擬任日喀則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可報到后，領導看到他身體和精神俱佳，又改派他任邊境縣崗巴縣委副書記。孔繁森即刻赴任。日喀則市區海拔3836米，崗巴海拔4700米，含氧量不足內地的50%，比日喀則低15%左右。孔繁森走上了更為艱苦的高原，他的思想也升華到新的境界。這一去，就是3年。

1988年秋，中組部確定從山東選一名40歲左右、有援藏經驗的副廳級干部帶隊入藏，孔繁森進入視線。當時，他87歲的老母已癱瘓在床多年，首次援藏墜馬使他落下了顱腦傷。征求他意見時，他再次選擇服從，但遲遲未告訴家人。臨行前，孔繁森破天荒領著妻子兒女到北京游覽，返回時告訴妻子自己將再度援藏。妻子明白了他帶家人旅游的苦心，淚水撲簌簌滾落下來。

再上高原，孔繁森任拉薩市副市長。勤勉工作之余，他思念白發親娘和妻子兒女，每次給妻子打電話都淚流滿面。然而，肩負的使命與責任，當年墜馬后藏族父老的救命之恩，使他已離不開這爿高天厚土。至真至純的孝老愛親之情，已然拓展升華為情系高原、悲憫蒼生的大義仁心。他說：“西藏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西藏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西藏的土地就是我的家鄉！”

拉薩市有56所敬老院和社會福利院，孔繁森去過48所。嚴冬時節，孔繁森頂著寒風來到拉薩市堆龍德慶縣桑達鄉敬老院，看到瓊宗老人的鞋子破了，腳凍得通紅，心疼地解開棉衣給他暖腳。第二天，孔繁森又給老人捎去妻子做的一雙新棉鞋，此后又掏錢給這個敬老院的老人買了收音機送去。為孔繁森送行時，旺姆老人感動地對他說：“還是新中國好哇，要是在解放前，像您這樣的‘本布拉’（藏語‘大官’），我們連見都見不到啊！”

孔繁森經常吟唱“漢族和藏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媽媽叫中國”。他曾在濟南軍區總醫院服役，粗通醫學，外出總是自費買些常用藥裝在藥箱里，送給缺醫少藥的藏族群眾。一次，孔繁森去拉薩尼木縣敬老院慰問，恰遇一位老人被濃痰堵住氣管，情況危急。他果斷拔下聽診器膠管，接連給老人吸了幾口痰，使他轉危為安。像這樣常人難以做到的事情，孔繁森并非偶爾為之。崗巴縣昌隆鄉的仁青就永生難忘，1979年他剛兩歲時，是孔繁森吸出了堵在他氣管里的痰，才使他脫離了生命危險。

二次援藏期滿，孔繁森該回家與親人團聚了。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熱地卻問他，能不能留下來，到阿里地區工作一段時間？孔繁森意識到這是黨的召喚，遂義無反顧走向“生命禁區”，以兩次援藏、一次延期的抉擇，把人生最好的10年獻給高原。

孔繁森在拉薩市指揮抗震救災時，在直孔區羊日崗鄉齊馬卡村發現了3名失去父母的孤兒，要求村里安置好。可后來他兩次到該村，發現3個孩子仍在流浪。鑒于村里缺少安置條件，孔繁森將3個孩子送到縣中心小學包吃、包住，自己每月給學校300元作為孩子的零花錢。幾個月后，孩子不適應學校環境，鬧著退學。孔繁森便把孩子接到自己身邊，像對待親生兒女一樣給他們洗衣、做飯，教他們讀書認字，孩子病了背他們去醫院就診。拉薩市長洛桑頓珠見他負擔太重，領走了大孩子曲尼。后來，噶爾小學有個老師要代孔繁森收養個孩子。他感念老師古道熱腸，又擔心兄妹倆分開會在心里留下陰影，婉言謝絕了。在孔繁森和大家關懷教育下，孤兒們健康成長，貢桑后來還考上了南京大學。

孔繁森在阿里月工資加援藏補貼近千元，由于贍養孩子和救助群眾，手頭竟然十分拮據，曾化名“洛珠”到西藏軍區總醫院賣過3次血，每次300cc，得營養費900元。他逝世后，人們從他遺物中僅找到8元6角錢。這些錢按市價只能選擇買一個半雞蛋、1兩菠菜、7兩大白菜。淚眼婆娑中，人們憶起他給困難群眾送衣送錢，雪天看到一位凍得瑟瑟發抖的老阿媽，回車里脫下毛衣毛褲送給她的往事，不禁想起下鄉常“丟”衣服的焦裕祿。

焦裕祿病逝后，親人們從哭著找到家里來的農民身上，看到了他下鄉“丟”的衣服。他踏雪走進城關公社梁孫莊梁俊才家，對生病臥床的老人動情說“我是您的兒子”的經典畫面，曾經使多少人熱淚漣漣，又喚起了多少共產黨人的初心！眼下，對藏族人民解衣推食的孔繁森，不正是西藏高原的焦裕祿嗎？

“一個人愛的最高境界是愛別人，一個共產黨員愛的最高境界是愛人民。”習近平總書記曾把孔繁森說的這句話，譽為“孔繁森的境界感”，作為共產黨人應該具備的五種崇高情感之一。

孔繁森在部隊開展的學雷鋒、學焦裕祿活動中，多次被評為五好戰士。他照料過的原濟南軍區總醫院醫務處副主任徐誠，當年與馬海德同在延安八路軍總醫院救死扶傷，多次以自己的O型血將危重傷員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堪稱他的精神教母。雷鋒、焦裕祿精神化育，老前輩言傳身教，是孔繁森的愛臻于化境的催化劑。他被譽為“九十年代的焦裕祿”，其來有自。

當犧牲成為壯麗的涅槃

春到湘西，自治州州委書記鄭培民，高挽著褲管，同干部群眾一起下田，鉚在一線推行“雙兩大”地膜玉米新技術。

對于湘西自治州這個常鬧春荒的貧困地區來說，推廣這項新技術，是解決全區群眾吃飯問題的關鍵一招。新法植苗好比土里繡花，要在田中豆腐塊大小的方格周圍擺兩株苗。畢業于吉林大學物理系的鄭培民堅持科技領先，親力親為示范引路。可整天把腰彎成一張弓，年輕后生都受不了。那時，1992年的日歷已翻過了兩個月，已經“奔五”的鄭培民身體還有些胖。可他像是忘了自己的年紀，整天跟后生們摽在山上。連續幾天彎腰弓背，鄭培民一腳踩空，仰面摔下3米多高的田坎，當場嘔吐并虛脫。送醫院檢查，確診為腦震蕩。州委書記下田摔成腦震蕩，值嗎？

答案來了：這一年年底，湘西糧食開始實現自給自足。

1943年出生的鄭培民，從工業部門轉上農業戰線后，官聲頗佳。1990年5月，他從湘潭地委書記調任現職，曾引起猜測。在湖南，湘潭與湘西雖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當時，湘西是湖南14個市州中唯一的少數民族邊遠貧困地區，有150多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鄭培民這次調動，是為了加快民族地區脫貧致富步伐，還是培養性交流？人們七嘴八舌議論著，不過多數人認為，鄭培民易地為官，是“從米籮里跳到糠籮里”。

“我們當時還擔心培民同志心里有想法，沒想到他二話沒說就接受了組織的安排。”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找鄭培民談話后，滿臉都是掩不住的欣慰。鄭培民咋表態呢？他在自治州干部大會上當眾撂下兩句話：“來湘西三生有幸，在湘西埋頭苦干！”擲地有聲的話語，讓大家一下子喜歡上了這個新來的州委書記。知根知底的工作人員心卻提溜起來：鄭書記這個“拼命三郎”，做“州官”還在汽車里塞條被子打著滾過夜，他跟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嘎親”有年頭了，來湘西扛把子，能頂得住嗎？

這種擔心，被鄭培民種玉米跌下田坎摔成腦震蕩的驚險所印證，也被他當了省委副書記在常德指揮抗洪，同干部群眾一起用沙袋堵決口的實干喚起，直到2002年3月11日，鄭培民奉調在京干大活，因勞累過度以身殉職，才畫上沉重的句號。

有記者這樣描繪鄭培民：他在湘西工作兩年多時間，跑遍了全州218個鄉鎮，住過30多個鄉鎮。除去在省里開會、辦公的時間，在“開門見山”的湘西，這是一個沒有機會喘息的數字。

2019年9月25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同時獲“最美奮斗者”個人稱號。

三位為黨的事業奮進不息的楷模，都是在和平年月因積勞成疾或意外事故在工作崗位殉職，都是在人生最大有可為的階段英年早逝，都是在為人民福祉奔忙的路上驟然離世——

42歲的焦裕祿倒在帶領人民治理“三害”的路上；

50歲的孔繁森倒在赴邊城解決制約阿里發展問題的路上；

59歲的鄭培民倒在參加籌備黨的十六大干部考察路上。

同一個目標，同一個使命，同一個“最美奮斗者”的姿態。他們的犧牲，奏響了一曲感天動地的公仆頌，演繹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黨的先鋒戰士為人民英勇獻身的壯麗涅槃。

焦裕祿是三位楷模中唯一經歷過武裝奪取政權和“進城”雙重考驗的第一代執政人。作為槍林彈雨中走來的幸存者，他對打江山的不易和珍惜用鮮血換來的勝利成果有著更深的理解，對盡快除害安民有著更強的政治自覺。日甚一日的肝病使他腹部像是“杵著一只生紅薯”，甚至不得不用硬物抵住肝部緩解痛苦。但為了早日讓蘭考人民過上好日子，他以杜鵑啼血的殉道精神背著死神沖刺，把負重前行的蘭考歲月，演繹成一曲砥節奉公、舍生濟民的大義之歌。焦裕祿臨終前向組織提出埋骨蘭考沙丘，看著戰友帶領人民把沙丘治好的遺愿，成為那個時代共產黨人生能舍己、死不還家偉大犧牲精神的標志性場景。

孔繁森銜命西行時，新中國成立已30年，西藏和平解放已28年，但犧牲仍未遠去：反分裂斗爭你死我活，“生命禁區”潛藏健康殺手，“道路陷阱”遍布雪域絕壁……告別桑梓前，他請人手書“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還鄉”條幅；到西藏又寫下“青山處處埋忠骨，一腔熱血灑高原”的鏗鏘誓言。

“最痛苦的是思念親人的時候，最危險的是在險象環生的路上。”孔繁森三次高原歷險，兩次都在路上與死神擦肩而過。

1980年5月，孔繁森在崗巴縣察看雪災，歸途中不慎墜馬，一只腳掛在馬鐙子上被拖出幾十米遠，頭部被撞傷，是老鄉用門板抬著他跋涉30多里送到縣醫院，他昏迷3天3夜才醒過來。

1989年11月14日夜，孔繁森乘車去山南開會時與拖拉機相撞，甩到車外造成顱骨骨折和嚴重腦震蕩，一小時吐血7次，有幾個山東老鄉甚至備了將他遺體運回老家的冷藏車。這次車禍給他留下了腦震蕩后遺癥、右眼成像重影、頸椎損傷等終身殘疾。

孔繁森紀念館陳列一日記本，上有孔繁森1994年2月26日凌晨，在海拔近6000公尺處寫給工作人員梁福興的遺言：“小梁：不知為什么我頭痛得怎么也睡不著覺。我有一事相托：萬一我發生了不幸，不要給我家鄉講，更不能讓我母親和家屬孩子知道。我在哪里發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紀念館老館長高杉告訴我，當時，阿里高原遭受50年不遇暴風雪，孔繁森為救災奔波16個晝夜后胸悶氣短。高原生活經驗和醫學常識使他作了最壞的打算。這個真實記錄孔繁森危境心曲的日記本，現為國家一級文物，躋身100件齊魯瑰寶之列。

山東省省立醫院和西藏軍區總醫院影像檢查結果表明，時年47歲的孔繁森的大腦，已萎縮成60歲老人的狀態；因患有高原性心臟病導致代償性肥大，他的心臟比正常人大了三分之一！

孔繁森猝然去世，給阿里人民帶來的哀慟，僅次于活佛圓寂，他的照片被虔誠地供奉在藏族百姓的佛堂和神圣的寺院里。有的年近7旬的藏族老人，恭恭敬敬稱孔繁森為自己的“父親”。

孔繁森1994年11月29日殉職后，時任阿里地委宣傳部副部長柴騰虎與人合撰悼聯：“一塵不染兩袖清風，視名利安危淡似獅泉河水；二離桑梓獨戀雪域，置民族事業重如岡底斯山。”27年來，柴騰虎除有一年因事未能成行，年年到聊城祭奠孔繁森。墓園流連，一個聲音從遙遠的德國萊茵省特里爾小城飄來：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穿越時空，青年馬克思的聲音在高山景行者心中回蕩。

（作者：高建國，系作家，曾出版長篇報告文學《大河初心——焦裕祿精神誕生的風雨歷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