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出版的《小兵張嘎》

1963年，電影《小兵張嘎》在全國公映后引起轟動，之后久映不衰，成為幾代人心中不可磨滅的紅色經(jīng)典。電影源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說，這位第一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的作家被稱為“小兵張嘎之父”，他十三歲參加八路軍，曾經(jīng)身經(jīng)百戰(zhàn)。方繼孝所著《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文津出版社）一書披露了大量一手材料，對徐光耀等十八位重要作家的革命經(jīng)歷，以及他們和北京的緣分做了概要而細致的描述。

徐光耀的文學成就和北京這座城市有很深的淵源。

1950年10月至1958年9月，徐光耀在北京學習生活了8年時間。在這8年里，徐光耀既體會了云端的風光無限，也感受了谷底的煎熬和痛苦，在這里他編制了自己宏大的文學夢。

徐光耀，河北雄縣人，出生于1925年。1938年7月，13歲的徐光耀參加了八路軍，被分配到一二〇師三五九旅。1939年深秋，徐光耀調(diào)到警備旅當文書。他經(jīng)歷了許多重大的戰(zhàn)斗，很快從一個“紅小鬼”成長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zhàn)士。由于表現(xiàn)非常優(yōu)秀，他當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徐光耀參加了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戰(zhàn)斗，多次面臨犧牲，但他從來沒有動搖過革命信念。1945年7月，徐光耀獲二等“五一”獎章。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夕，徐光耀來到十一分區(qū)（原六分區(qū)）司令部任軍事報道參謀，離自己的文學夢又近了一步。

解放戰(zhàn)爭時期，徐光耀于1946年3月調(diào)任政治部宣傳科攝影記者，后到前線劇社任創(chuàng)作組副組長。1947年1月，到華北聯(lián)大文學系插班學習。徐光耀在這里遇到了許多文壇名家，尤其是陳企霞和蕭殷對他幫助最大，教導他成長為一名優(yōu)秀的軍旅作家。1949年6月底，徐光耀隨部隊駐防天津。

1950年10月，徐光耀來到北京的中央文學研究所求學。中央文學研究所即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成立于新中國創(chuàng)立之初，第一任所長丁玲、副所長張?zhí)煲恚环Q為“新中國文學界的黃埔軍校”。中央文學研究所于1951年1月8日正式開學，而徐光耀在1950年10月31日就已先期入學，參與了研究所的一些籌備活動。開學典禮上，郭沫若、茅盾、周揚、沙可夫、李伯釗、李廣田、丁玲、張?zhí)煲淼却笪暮纻兌紒砹耍旃庖珮s幸地在開學典禮上代表研究員（學員）們發(fā)了言。此前，徐光耀的長篇小說《平原烈火》剛剛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日戰(zhàn)爭生活的長篇小說，一經(jīng)出版就引起了強烈反響，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這時的徐光耀意氣風發(fā)、春風得意。

《平原烈火》這部小說，其實是孕育于天津，誕生于北京。1949年7月，徐光耀請了長假，專心創(chuàng)作《平原烈火》，僅用了44天時間就完成了初稿。那時的徐光耀是新華社駐第二十兵團的記者，利用來北京采訪的機會，把初稿帶到了北京，想請他曾經(jīng)的老師陳企霞、蕭殷審閱，給予指導。陳企霞僅用3天時間就看完了稿子，認為已經(jīng)基本達到了出版的水平，但還是要修改潤色一番。

徐光耀回到天津后，趕緊把稿子修改了一遍，馬上寄給陳企霞再次審閱。看完修改稿后的陳企霞爽利地讓徐光耀再次進京，并當面指導他對稿子進行了最后的修改。同時，陳企霞還讓廠民（嚴辰）抽取了其中一個章節(jié)，取名《周鐵漢》，先期發(fā)表在《人民文學》1950年第一卷第四期上，并加上了介紹文章和評論。陳企霞對這本書的出版格外熱心，他與廠民、秦兆陽等一同商議這部書的名字，討論了一個多小時，最后才采用了秦兆陽提議的《平原烈火》。1950年6月，《平原烈火》由三聯(lián)書店首版；不久后的1951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同年5月就再次出版了徐光耀的《平原烈火》。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平原烈火》使徐光耀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許多大中學校都請徐光耀去做報告。他年少有成，20多歲就出版了長篇小說，因此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期間很受丁玲賞識。1953年3月，徐光耀加入了全國文協(xié)；同年4月6日，徐光耀從文研所畢業(yè)；6月10日至15日，他參加了全國青年代表大會，并當選為候補委員；9月23日至10月6日，參加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并在國慶節(jié)登上了天安門觀禮臺。

在文研所，徐光耀被選入了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了蘇聯(lián)。這在當時是至高無上的榮譽。代表團以馮雪峰為團長，曹靖華、陳荒煤為副團長，團員有孫犁、魏巍、康濯、李季、柳青、胡可等16人，都是有一定資歷的作家，徐光耀是團里年齡最小、資歷最淺的。

從蘇聯(lián)訪問回國后不久，徐光耀就申請去朝鮮前線體驗生活，得到了丁玲的批準。徐光耀于1952年4月入朝，12月回國，8個多月以來，一直在朝鮮戰(zhàn)場的戰(zhàn)斗最前沿采訪，親歷了大大小小幾十次戰(zhàn)斗，被志愿軍戰(zhàn)士保家衛(wèi)國、不怕犧牲的精神所感動，回國后寫出了《劉敬禮》《辛文立》等朝鮮戰(zhàn)場散記。徐光耀對志愿軍戰(zhàn)士有著特殊的感情。1955年，當他在國慶期間的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上聽到抗美援朝戰(zhàn)士、“中國保爾”廖貽訓的事跡后，一下子就被感動了。于是，徐光耀先后三次對廖貽訓進行了采訪，以他的事跡創(chuàng)作了報告文學《一部尚未寫完的書》，發(fā)表在《解放軍文藝》上，后來又收到文集《叫困難低頭》里。

1953年7月至1955年1月，徐光耀以軍職身份到家鄉(xiāng)雄縣搞初級農(nóng)業(yè)合作社，任三區(qū)區(qū)委副書記。他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被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漲熱情所感染，創(chuàng)作出了反映農(nóng)村生活的《樹明與鶯花》《老陶》《相親》《傳統(tǒng)》《傻牛》等多部作品。徐光耀在這段時間里積累了大量素材，回到北京之后，便開始構思創(chuàng)作反映家鄉(xiāng)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奔流的大清河》（大清河是徐光耀家鄉(xiāng)的母親河）。

1955年，徐光耀與胡可、杜烽被調(diào)到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同年12月，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要成立創(chuàng)作室，虞棘任主任，魏巍任副主任，成員由各軍區(qū)選調(diào)。1956年1月6日，創(chuàng)作室正式成立，具體成員有：魏巍、胡可、杜烽、徐光耀、寒風、藺柳杞、韓希梁、丁毅、郭光、史超、陸柱國、西虹、沈默君、黎白等。其中，徐光耀與胡可、杜烽三人是從華北軍區(qū)調(diào)來的，被分配到了大耳胡同15號一個獨立的小院。同年9月11日，他們?nèi)野徇M了大耳胡同15號，胡可住北房，徐光耀住東廂房，杜烽住西廂房。至此，幾經(jīng)輾轉的徐光耀終于有了一個安定的家，可以更踏實地進行創(chuàng)作了。

在這里，徐光耀很快就完成了近20萬字的《奔流的大清河》初稿。同時，他也在進行著另外兩部長篇小說的寫作：一部是《將軍向我們走來》，另一部是《地道戰(zhàn)》。

這兩部小說的緣起都是曠伏兆將軍。徐光耀當年參軍不久就來到了曠伏兆任政委的警備旅。曠伏兆非常喜歡和信任這個能文能武的“小鬼”，并很快地將他鍛煉成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zhàn)士。徐光耀對曠伏兆非常崇敬，在他的心中，曠伏兆就是那一代革命軍人的縮影，所以他決心要以曠伏兆為原型寫一部長篇小說，名字就叫《曠伏兆》，后來改為《將軍向我們走來》。

1950年，尚在兵團當記者的徐光耀到第六十八軍采訪，并跟隨曠伏兆到唐山檢查部隊的鹽場和漁場生產(chǎn)情況。這次的經(jīng)歷，徐光耀收獲很大，因為曠伏兆答應把自己的日記借給他看，這可是《將軍向我們走來》最好的素材。在去唐山的路上，曠伏兆還跟徐光耀講起了他在雄縣米家務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地道戰(zhàn)的經(jīng)歷。這讓徐光耀聽得如醉如癡，促使他后來搜集了許多曠伏兆在雄縣米家務運用地道戰(zhàn)與日本鬼子展開斗爭的資料，并準備寫一部《地道戰(zhàn)》。

在北京的這幾年，徐光耀一直在搜集資料進行小說創(chuàng)作，《奔流的大清河》完成了初稿，《將軍向我們走來》創(chuàng)作了大部分，《地道戰(zhàn)》也已開始動筆。但是，風云變幻，在大耳胡同15號埋頭創(chuàng)作的徐光耀怎么也不會想到，不久之后他就被打成“右派”，三部小說的手稿也都丟失了。本應在大耳胡同15號誕生的三部長篇小說最后“煙消云散”，令人遺憾和痛心。徐光耀在二十多年后的1970年代，曾嘗試提筆重寫《將軍向我們走來》，但已經(jīng)世易時移，時過境遷了。

1956年12月，徐光耀收到中國作協(xié)黨組的信，信中提出了包括丁玲是否在文研所搞個人崇拜、是否搞過“一本書主義”等問題。徐光耀根據(jù)實際情況寫了一封實事求是的回信。事后，因為這封信的客觀，為丁玲案翻案起了一定作用。但在當時的1957年7月下旬，總政文化部創(chuàng)作室反右斗爭會議開始，徐光耀因為“為丁玲翻案”而“獲罪”。

1957年，因為受到牽連，徐光耀開始了噩夢般地無止無休的反省、檢查，他的精神幾近崩潰。正是這個時候，畫家黃胄伸手拉了他一把。黃胄對徐光耀的批判，頗含同情，并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徐光耀的光榮革命史。這讓徐光耀大感意外，又心存感激。

有一次，徐光耀被黃胄拉著來到琉璃廠，跟黃胄一家一家地轉畫店。琉璃廠各家店里都是名家云集，可徐光耀對此一竅不通，黃胄便不厭其煩地給他講解。徐光耀跟著黃胄邊聽邊看，心中反而輕松了一些，還在他的盛情之下，買了一幅齊白石的《群蝦》。回到家里，看著一群活潑可愛、自由自在的小生命，徐光耀立刻有了豁然開朗之感，心靈有了一點寄托，也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黃胄對他的莫大幫助，是多么得及時且有力。

由此，徐光耀和黃胄的友誼一直持續(xù)了下去。20世紀80年代，黃胄應徐光耀之約為《小兵張嘎》做了封面和插圖。這本1981年出版的《小兵張嘎》，由黃胄設計封面，黃胄、史國良共同插圖，是一個非常經(jīng)典的版本。

1957年的徐光耀轉移了注意力，以頑強的毅力把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到寫作上來。那段時間，在大耳胡同15號的東廂房里，總能看到那個埋頭寫作的身影。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開始動筆創(chuàng)作，最初名為《劉故得兒》，后改為《張故得兒》，最后定名《小兵張嘎》，僅用一個多月的時間便完成了小說和劇本的寫作。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的作品沒有地方發(fā)表，于是他只好把創(chuàng)作好的《小兵張嘎》手稿暫時存放了起來。

1958年9月，徐光耀被下放到保定農(nóng)場勞動改造。于是他把《小兵張嘎》手稿也帶到了保定。一年后，徐光耀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分配到保定市文聯(lián)工作。

1961年秋天，《河北文學》的編輯張慶田來保定組稿，在保定市文聯(lián)遇到徐光耀，便向他約稿。于是，徐光耀把小說《小兵張嘎》的稿子交給了張慶田，很快就發(fā)表在了《河北文學》1961年11月·12月合刊上。小說一發(fā)表就引起了強烈反響，非常受讀者歡迎。徐光耀沒有想到，自己的小嘎子活了起來，而且鮮活無比，形象深入人心，成了幾代人心中不可磨滅的紅色經(jīng)典。

1962年5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張嘎》單行本，僅僅三個月后就再次加印，印數(shù)以萬計。同時，《北京晚報》也對《小兵張嘎》進行了連載。1964年，《小兵張嘎》被翻譯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除了小說，《小兵張嘎》的電影文學劇本也發(fā)表在了《電影創(chuàng)作》1962年第6期上，并于1964年6月由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此外，1963年12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張嘎》連環(huán)畫，更是直觀地展現(xiàn)出“張嘎子”的形象。

《小兵張嘎》出版后，徐光耀把同名劇本寄給了自己在華北聯(lián)合大學的老師、北京電影制片廠著名導演崔嵬，但起初并沒有得到特別重視。另一名導演歐陽紅櫻看了《小兵張嘎》的小說后，被深深地感染和打動了，覺得如果把《小兵張嘎》拍成電影，一定會大獲成功，而此時的崔嵬也意識到拍這部電影的重要性。因此，北影廠決定由他們兩人合拍。

根據(jù)崔嵬的提議，北影廠把徐光耀約到北京來，對劇本進行修改完善。所以，《小兵張嘎》的電影劇本最終是在北京完成的。

在挑選演員的時候，遲遲找不到令人滿意的扮演嘎子的演員。攝制組按照小說封面的形象，選來80多個孩子。可在導演崔嵬看來，都嫌長得“俊”了。他認為嘎子可以虎頭虎腦，但更要突出他的“嘎”，哪怕丑點兒也不要緊。這時，于藍（電影《烈火中永生》江姐的扮演者）幫助解決了這個難題。她拿了一張照片給崔嵬，向他推薦了安吉斯。照片上的孩子眉毛濃密、一臉嘎相，崔嵬一眼就相中了，當即派人從呼和浩特把安吉斯接到了北京。

《小兵張嘎》的劇本最終敲定之后，隨即送到了時任文化部主管電影工作的副部長夏衍手上。夏衍看了劇本后，致信給汪洋、田方并崔嵬、歐陽紅櫻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體意見：

夏衍致汪洋、崔嵬等的信

汪、田并崔嵬、紅櫻同志：

《小兵張嘎》已閱。這個本子很好，看了很高興。有一些小意見，附注在本子上，供參考。

有幾個問題，請導演同志注意。

（一）這一類題材的戲，過去拍得不少了，為此，要在情節(jié)，特別是細節(jié)上防止“落套”。細節(jié)描寫上大可“創(chuàng)新”也。

（二）總理和陳總曾一度提醒，在我們文藝作品描寫反面人物這個問題上“還沒有過關”，或者過分寫他們的沒用，不經(jīng)打，或者只寫他們兇殘的一面。總的來說是常常夸張外形，寫外形的丑惡，予以滑稽化，而缺乏寫他們的內(nèi)心活動。這個本子也還有這個毛病。請注意掌握。用現(xiàn)實主義的筆觸來寫正面人物，同時又用“漫畫化”的筆法來寫反面人物，這兩種人物放在一幅畫面上，是不調(diào)和的，也是不真實、不動人的。千萬不要為了追求表面的效果，而損壞了全局。

（三）這個本子粗估約近一萬呎，我看還可以精煉一些。我看，壓到八千——最多八千五百呎，完全是可能的，而且，精煉一下之后整個效果反而會好些的。請本“一厘錢”精神，再動動腦筋。最后打仗的場面，大可精減。

如有意見，請告。

敬禮

夏衍

六月二十一日

正是有了夏衍這樣的老電影人的指導，這部由崔嵬、歐陽紅櫻聯(lián)合執(zhí)導，安吉斯、張瑩、葛存壯、于中義主演的電影，在1963年年底攝制完成并在全國公映。正如預想的那樣，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轟動，之后久映不衰，好評如潮。電影對《小兵張嘎》的再創(chuàng)作，又把《小兵張嘎》推向了更高的高潮，使更多人認識了“嘎子”。《小兵張嘎》影響和教育了幾代人，嘎子的形象成為不可磨滅的經(jīng)典。

進入新世紀，《小兵張嘎》又經(jīng)歷了幾次大型再創(chuàng)作。

一次是《小兵張嘎》被改編成了20集電視連續(xù)劇，于2004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另一次是《小兵張嘎》被拍成了動畫片，這是中國動漫史上的一次大制作，拍攝歷時六年，動用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600多名創(chuàng)作人才參與制作，劇本經(jīng)過18次修改，繪制了15萬張畫稿，總投資1200萬元。后期聲音合成時，于藍、鄭洞天、姜昆、黃磊、李琦等演藝界名人出于對《小兵張嘎》的濃厚情懷，都參加了義務配音，分文不取。

這部大制作動畫片取材《小兵張嘎》，于藍依然功不可沒。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院長孫立軍在1999年的時候就萌發(fā)了拍攝一部原創(chuàng)寫實動畫片的念頭，要求既可以給孩子看，也可以給大人看，但苦于找不著合適的題材。此時，于藍提出，可將經(jīng)典電影用現(xiàn)在的眼光和手法再挖掘，如果要找一部能夠影響三代人的經(jīng)典，非《小兵張嘎》莫屬。這讓孫立軍立馬明確了目標，最終拍攝出了一部可以三代人一起看的動畫電影。《小兵張嘎》故事好，精神好，還有幽默、童趣、夸張、戲劇性等諸多特點，于2005年上映，便一舉獲得當年的第十一屆中國政府華表獎優(yōu)秀動畫片獎。

近年，多媒體兒童舞臺劇《小兵張嘎》又以一種全新的形式，把這部經(jīng)典再次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自2016年在石家莊首演以來，這部舞臺劇深受觀眾歡迎，不僅赴京演出，將表演獻給《小兵張嘎》誕生地的觀眾，還于2019年特地走進雄安，回到了“嘎子”的故鄉(xiāng)。

真正的藝術是不朽的，經(jīng)典永遠具有照人的光芒。1980年，《小兵張嘎》獲得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chuàng)作評獎一等獎。1981年6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把《小兵張嘎》選入“戰(zhàn)斗的童年文學叢書”。新時期，《小兵張嘎》被教育部編入了“教育部統(tǒng)編《語文》推薦閱讀叢書”和“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入選“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jīng)典書系”；同時它還被地方的教育部門指定為學生課外讀物。《小兵張嘎》依然以它強大的藝術魅力，傳播著正能量，影響和教育著一代又一代人。

21世紀之初，已過古稀之年的徐光耀創(chuàng)作了紀實散文名篇《昨夜西風凋碧樹》，這篇文章真實地記錄了他的生活過往。2001年，他的同名散文集《昨夜西風凋碧樹》獲魯迅文學獎。

徐光耀是著名作家，是一個善于講故事的人，因為本身他就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親歷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戰(zhàn)爭等，經(jīng)歷了中國近一個世紀的滄桑變化。徐光耀是一位生活型作家，因為他一直堅持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創(chuàng)作，寫自己熱愛的人，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在北京時期的故事，無疑是徐光耀一生中充滿夢想和理想主義色彩，卻又最起伏跌宕、催人心魄的一段故事。原本可以枝繁葉茂的文學之樹，經(jīng)歷了一段曲折成長，所幸還有頑強的生命力。

20世紀90年代末，徐光耀把《平原烈火》《小兵張嘎》的手稿捐給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這些珍貴的手稿幾經(jīng)輾轉，終于又回到了北京，也算是緣分和“圓滿”吧。

（本文摘自《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方繼孝著，北京出版集團文津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定價：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