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捧起書，嗅著淡淡墨香，眼睛掃過一筆一劃的方塊字，腦海里留下先知們記下的那些我未曾熟知的事兒和理兒， 心里很滿足，書自然成了我的“先生”，又恍然想起著名學者、文物鑒定家史樹青先生生前跟我不止一次說過的“書是古先生”。

如今，一位位忘年交的先生們都成了名副其實的古先生。馬寶山、史樹青、郭紀森、劉金濤、吳希賢、張宗序等，相識于暮年的先生們先后作古，他們的“書事兒”變成了我筆下黃金。

郭紀森先生 雅見琉璃廠之淵源

和史樹青先生相識，是我國著名古籍圖書發行家郭紀森先生做媒。

郭紀森是我的冀州同鄉。因喜好搜集地方名人史料，我請縣方志辦的常來樹老師引薦結識了郭老，并保持通信多年， 老人在信中每次都稱我這個毛孩子為“您”，剛開始總感覺“受用不起”，慢慢交往才知道， 郭老傳承了琉璃廠古舊書人在接人待物方面的傳統風尚，一副和顏悅色的儒雅形象。

第一次見到郭老是在他返鄉省親的女兒家，記得那時我也就十五六歲，他已是耄耋高齡。魁梧的身材絲毫不見彎腰駝背的老態，只是花白寸發和臉上的皺紋彰顯著經歷的滄桑，濃密的長壽眉下雙目炯炯傳神， 慈眉善目，一口冀縣話仍透出絲絲京腔味道，細語慢聲，說話必是“您”開頭，且身體微微前傾，彬彬有禮。

同我一樣十五六歲的年月，郭紀森卻因家境貧寒離開了私塾，由叔父介紹到北京的古舊書店當了學徒工，三年后出師做伙計，從此開始了近八十年的販書、鑒書人生。他從勤有堂副經理到接手琉璃廠開通書社自任經理， 主營大部頭古書和考古類圖書， 1956“公私合營”后并入中國書店，任中國書店古書店副經理。郭紀森畢生從事古舊書事業，經手流通的古籍圖書難以計數，憑借過硬的本領，全國各大圖書館和許多教授的書齋中，幾乎都有他所提供的文獻古籍。他曾親口告訴我，鄭振鐸、朱自清、洪煨蓮、容庚、顧頡剛等一大批著名學者也都委托他尋購過稀世版本。他還從民間搶救出了《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全書10040卷、522函。

大學者們向郭老求書， 而我作為文史愛好者向他也有一“求”，那就是求證為啥說是“河北人打造北京琉璃廠”？

1999年夏，尚在上學讀書的我借暑假進京到中國書店拜訪了郭老，談話中他無意的一句，讓我興奮不已。

“是咱們河北人奠定了北京琉璃廠的基礎，或說是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廠，并延續了琉璃廠文化，河北人當中以衡水人為主，衡水人中以咱冀縣人為多。”我瞪大眼睛， 竟不怎么禮貌地說：“什么？ 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廠？！您再說一遍！”老先生一愣，我忙解釋，“這么爆的料兒，您老繼續講講。”

“由于河北靠近北京，來往比較便利，明萬歷年間就有衡水人在琉璃廠經營的古玩字畫和古書店鋪，到了清朝科舉廢除后取代了江西幫而享盛名，親戚帶親戚、同鄉帶同鄉， 我就是這么到的北京。”郭老說，這種傳承關系，使得不少河北人來京以買賣古舊書為生。他還把親手撰寫的《在舊書店學徒期間學習業務的經歷》《古舊書行業興衰變遷》等16 頁近萬字的影印稿送給我， 其中翔實記錄了衡水人在琉璃廠的書業蹤跡。

郭老看我聽得入迷， 又翻箱倒柜找來本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孫殿起（冀縣人）著《琉璃廠小志》送我，第三章“書肆變遷記” 中稱： 上溯道光咸豐年間， 下至民國三十五年（1946）這一時期在琉璃廠開設書業店鋪的共305 處，而由冀縣、衡水、深縣、棗強、阜城、景縣等衡水籍人士開辦的共164 處……另外，明萬歷年間李誠誥的《海甸行》與清乾隆年間李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也均有衡水人在琉璃廠的活動記錄。

當時，琉璃廠從業者中衡水籍人士仍占相當大的比例， 郭老還給我引薦了和他有同樣經歷的版本學家張宗序（深州人）、馬春懷（冀州人）、古籍鑒定專家吳希賢（冀州人）、外文舊書發行家種金明（冀州人）等。期間，我又結識了碑帖鑒定家馬寶山（桃城區人）、裝裱藝術家劉金濤（棗強人）、一得閣第二代傳人張英勤（深州人）等。拜訪中，我也一一懇求老先生們對郭老首提“河北人打造北京琉璃廠”一說的意見，幾位紛紛表示贊成，因為他們都是琉璃廠的活資料庫。

當年，他們進琉璃廠時年齡小、文化低，從事的又是艱深難懂的古書業，其歷程的艱難難以想象。沒想到，這些為了糊口的泥腿子毛孩子，慢慢地從販夫走卒通過往來于各地的大小書肆，出入于巨賈名流的書齋，逐漸熟悉了書的版本、源流、內容，在搜集整理修復翻印各種古舊書籍中終成大器，成為了響當當的“師”或“家”。

出于新聞敏感，我即刻撰寫了相關文章，在征得郭紀森等人同意后通過當時河北發行量最大的《燕趙都市報》發往全國，很長一段時間內《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政協報》《中國文化報》《藏書報》都在引用郭紀森的這一學說。

這篇稿子， 對我此后從事新聞工作起到了一定的鼓勵作用，而從城市品牌的角度來看，這是郭老對家鄉的一大貢獻。從此，衡水、冀州兩級政府紛紛舉起“衡水人打造北京琉璃廠”這面文化大旗，舉辦了“北京琉璃——追尋冀人的足跡”“中國古舊書文化傳薪者——琉璃廠之冀州人”文化研討會等。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原館長鄒愛蓮曾說過：“琉璃廠是北京歷史文化的一塊金字招牌，它不僅是中國的驕傲， 也是世界的驕傲；早年支撐著琉璃廠的是河北人，他們為琉璃廠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功不可沒。”

史樹青先生雅好 讀書做人之教誨

最后一次見郭老， 是在2007年冬，那年我已到北京的媒體工作。盡管那時他幾近失聰，仍堅持用紙和筆與我交流，最后又拿起毛筆顫顫巍巍寫下四個規規矩矩的大字“崇德尊學”，這四個字一直勉勵著后生，更是老人家一生做事的原則。在郭老家中，談起剛剛謝世的史樹青，他有些惋惜：“啟功、史樹青都是我的至交，他們在圈子里被尊為稀有的‘朱砂’，我只是塊‘紅土’。常言‘朱砂’最為珍貴，如今‘朱砂’沒了，我們這些‘紅土’ 也倍顯價值了！”

郭紀森介紹我認識史樹青時，史老也已80歲高齡，每次見面先生總會念叨“書是古先生”。他認為讀書是可以健身的， 讀優美典雅的詩篇，有利于胃病的愈合；讀幽默小品之類的書，有助于神經衰弱的醫治；讀小說能使病人精力集中助于康復。

2007年11月7日， 史老在京病逝，享年86歲。遂以小文《先生，我們會好好讀書》追憶，后被收錄至史樹青先生紀念文集《斗室的回憶》。而今，“紅土”也隨“朱砂”而去，2009年4月29日，郭紀森辭世，享年96歲。

萬伯翱先生雅正 “垂釣散文”之感動

說完“古先生”，再談談我通過書結識的“今先生”。“今先生”有很多位，也包括幾位“古先生”的子女，如馬寶山之子馬國慶（傳拓名家），劉金濤之子劉憲懷（裝裱名家）等。在眾多的“今先生”們中，著名作家萬伯翱是對我影響至深的一位恩師級先生， 交往十多年中并非攀附于他“萬里長子”的身份，卻也是因為讀書寫文章。

從革命家庭走出來的萬伯翱，年少時通過讀書讓自己的人生轉向光明，到了中年開始著書立說成為知名作家。這個時候，我走進了他的“蘋花書屋”，把我們談話交流的內容相繼寫出了《花甲伯翱筆下常青》《老道有童心》等，其中一篇被他的專著《紅墻內外》作為后記呈現書中。

2019年， 萬伯翱在準備出版《元戎百姓共垂竿》前邀我來協助統籌，這正是一次絕佳的學習機會，半年多的編輯中我逐一對他創作的130 多篇垂釣散文進行通讀與編校，書出版后獲得了第九屆冰心散文集獎。垂釣散文是他的文學坐標，而傳記文學更是他的扛鼎事業，曾擔任兩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會長，受此影響，我撰寫的第一位傳主就是先生的父親萬里同志，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這是何等的難得與榮耀。

2021年是萬里同志誕辰105周年，我想寫篇紀念小文， 力求還原一個工作中的萬里、生活中的萬里和群眾中的萬里，就像“要吃米找萬里”那樣生動樸實地表白：一個民眾對一位領導人、一個年輕人對一位長者、一個凡人對一位智者、一個生者對一位逝者的表白。由于自己沒有接觸過萬里本人，也不是那個時代人，寫起來多少有些吃力，經過半年多的采訪終于成文， 卻很快被萬伯翱打了回來，隨后他和我在家中談了一個晚上。他說，寫人，感人很重要，尤其是寫名人，寫別人寫過的人， 是難上加難；所以既要從文章立意上尋找獨特視覺，還要在采訪中多獲得“黃金細節”， 著力刻畫。他鼓勵我去反復閱讀萬里同志不同時期的講話和文章，帶我走進家鄉和萬里生前工作過的城市，采訪熟悉萬里的人。看，訪，聽，談，經過幾次易稿，我在感動中完成了第二稿，最終得到了認可，八千多字的《改革先鋒萬里的世紀傳奇》很快被《黨史博采》《名人傳記》刊發，萬里小兒子萬曉武閱后說：“把老爺子寫活了，有些細節講得很真實，也感動了我，仿佛老爺子就在身邊。”

作為一名文字工作者，“古先生”們和“今先生”們都是我重要的良師與親切的益友，他們成就了我的文字人生，是我的貴客。去年，萬伯翱提議并幫助我把對50多名“貴客”的訪談文章整理成集，出版了《文化的力量——與智者對話的思考》，他在序中寫道：“仝保寫人物不是空蕩的記錄，不會庸俗的奉承，是以新聞的眼光， 深邃的文化視角，啟迪自己獲得感動后的一種文字的客觀流露。我期待著他左右開弓。一來，繼續尋找鮮亮灼眼的獨特個體， 用筆感知這些人的世界、思想、靈魂；二來，希冀他在文學路上再奮蹄揚鞭。”

青燈下，絮叨小文一篇獻給我的先生們，感謝把我帶入書的園圃中成長。